办公室的楼下，经常有一个卖烤红薯的汉子，大约40多岁的样子，岁月的痕迹，在他的脸上过早地写下了沧桑二字。他烤的红薯干干净净，并且香香软软的，价格也公道，买他红薯的人也很多。每天我都被他的烤红薯香气所吸引，路过他小摊的时候，免不了要停下望几眼，在天气不好或他生意清淡的时候，偶尔也会去他那里买几个烤红薯。这样做，并不是我喜欢吃烤红薯，也不是自己有天生的怜悯之心，而是源于2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
　　 20多年前的一天，和朋友出去喝酒，喝完酒后，准备去朋友的店铺里小坐，就在进入他店铺准备开门的一瞬间，恰巧有一个大妈推着烤红薯车路过，我顺手偷了一个烤红薯拿进朋友的店铺里。当我们坐下的时候，我拿出那个偷来的烤红薯问他们谁吃？他们惊奇地问哪来的红薯？我得意地说是偷来的；他们更是诧异，在他们的眼里，我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伙伴，谁能想到也会做出梁上君子的行为？
　　 坐了一会儿，我觉得不太对劲，就出去寻找那个大妈，结果那个大妈早已不见了踪影。朋友问我出去干什么？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们自己心中的自责，并且说了自己的懊悔。一个朋友安慰我说，一个烤红薯也不值几个钱，拿就拿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另一个朋友接着说，这个大妈我见过，她的称不准，总是缺斤短两，这次就算是惩罚她了，不必内疚。朋友们的安慰并没有减轻我的负罪感，在心底总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事情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一个善与恶的原则性问题。
　　 小时候，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常常给我们讲，穷并不可怕，即便穷到没有饭吃，乞讨也不能“偷、盗、抢”，“小时偷针，大了偷牛”的故事不知道对我们讲了多少遍。偶尔我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挨骂是轻的，挨打肯定是少不了的，挨许多皮肉之苦其实也是一种原始教化，就是让人从肌肤的记忆开始，让灵魂得到救赎。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小朋友在一起闲聊，说起最想干的事情，我说我最想去商店里偷回来好多好吃的，好好吃一顿；另一个说，他想去偷银行，有了钱以后，可以去外地，吃外地的好吃的。看样子，偷和吃也是有层次的，偷来的东西吃得香，这是黑色幽默的古训，现在许多贪官可能就是这类教化的牺牲品，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但现在的孩子们肯定不会理解那个年代的小朋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不知道挨饿的滋味是什么。在我们大家畅想“偷”的美妙时，父亲恰好路过，把我大骂了一顿，我辩解说只是想想，没有胆子去偷。父亲说有这种想法也不行，心里有了这样的想法，一旦穷困潦倒，很可能去做犯法的事情。父亲又说，人在世上，有智吃智，没智吃力，穷死也不能做违法的事情。现在想想，父亲的话的确很对，佛教讲“相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恶念，肯定不会做坏事。
　　 2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件小事的思考，甚而至于要榨出我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荀子认为：“人之生也固小人。”是为了使人们向善，他提出的“性恶论”，是想让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天生的缺点，才能心悦诚服地去改正。然而在孟子看来：“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认为人原本就是善良的，恶不是人的本性，从善只是坚持自己的本真，使人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虽然古代先哲们对人性善与恶的论述，对人性的内涵界定不同，在对每一个个体修养成善的途径上观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目的却似乎能殊途同归，都是教人弃恶从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但这两种哲学观点致命的缺点就是缺乏实际操作的途径，只是停留在空泛的做“圣人”高度，很难让普通人亲历亲为地实际养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哲学和宗教认为人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终身都在赎罪，则更能让人警觉，从而消弭了人类的骄狂之心。
　　 先秦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现在的哲学体系就是从那时期发端，至今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依旧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的争吵中。比如我小时偷了一个烤红薯，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就是一个恶作剧，这很难说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然而人性在后天的实际生活中掉进哪个染缸，出来的就是什么颜色，这才是符合后来人们提出的“人之初，性本无”的观点——环境决定人性的养成。因此，我倾向于人性是由后天的教化养成，就像父亲不断对我的“训斥”就是一种熏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家庭伦理版。
　　 对于曾经所犯错误，鲁迅先生在《风筝》一文中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去找小弟求他一同去放风筝，不过想到的时候，他们早已有了胡子；二是去谈起旧事，获得小弟的谅解，可是小弟他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我在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没有找到那位大妈，失去了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位大妈，失去了对这件错误改正的所有机会，在心底留下了永久的愧疚。但我一直因那次的“恶作剧”而内疚，有了负罪感，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了我人生自省时的一个心结。
　　 20年来，大妈那臃肿的身影，在街道上蹒跚行走的样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在监督着我的一切。这件小事，使我改变了很多，在工作中，努力认真对待所有的细节。在项目审核与监管中，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管理者的位置，从来都是为企业着想，因为这是国家设立这个部门的初衷。我们管理扶持的企业，都是涉农企业，在每一位企业家的身上，我发现似乎都有着那位大妈的身影在隐现，还时时刻刻监督着我，让我不再去偷那个唾手可得的“红薯”。
　　 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年那个“烤红薯”让我有了负罪感，在日常的每一时刻里，我都在警示自己不可造次。曾经有一位申报项目的企业老总对我说：你是我这么多年来见过的态度最好的公务员。听到此话我想，留一个污点在心里也不是坏事，它能时刻警醒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
　　 前几天，女儿打来电话，不知为什么孩子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老爸，你是小孩的时候，是不是还偷过人家的红薯？”我说是的，不过老爸已经改过自新了。因为在女儿小的时候，我常常给女儿讲自己曾经犯过的种种错误，教导孩子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错误，去掩饰错误。我是在对女儿践行父亲对我的教诲，努力在自己的家庭里再次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家庭伦理版成为女儿的精神启蒙。
　　 今天我对女儿说，老爸以这个为题，写一篇文章吧。女儿说：“好吧，写完给我看看。”
　　 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想再给孩子一次教育，也是再次提醒自己——人一生的努力，其实就是在赎罪，赎自身带来和成长过程中滋长的原罪。其实，让母亲分娩痛苦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原罪，这个“母亲”和“原罪”的概念可以大而化之，可以小而微之；可以幻而虚之，可以觉而实之，就在我们日常漫不经心的生活里。
　　 停笔时，脑海里浮现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