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颖说她要献血。他男人怔了一下，随即唬着脸说，不许有这种荒唐的想法和行为。她男人这么说是关心她、爱护她，因为她晕血，见到血就会头晕、恶心、目眩、心悸……
　　 她是一名高中物理教师。三尺讲台上，她默默耕耘了20多年，可圈可点的教学成绩数不胜数，可是高级职称却总也上不去，究其原因却总输在一个“血”字上。
　　 这，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有一年他们学校分了8个高级指标，排在第八名的竟有三位老师。他们的学历、教龄、教学、论文、师德等量化总分惊人的相同。学校领导感到棘手，一个名额三人争，给谁呢？再说这三人，你盯着我，我瞅着你，互不相让。在左右为难时，校长得知其中一位老师有献血的经历，就一锤定音将指标给这位老师了，并在校内立了新规：凡参与义务献血者，评职称可加1分。要知道，校内考量中，一篇国家级论文只计0.2分，省级才计0.1分，加1分，足见这献血的分量。有人唾弃，评职称与献血有狗屁关系，将它们扯到一起，太滑稽。而学校的解释也有道理：献血是一种爱心，一种奉献，将它纳入加分项，既能弘扬社会正能量，又能保障学校献血任务的完成。
　　 此规一出，不少老师围绕“血”做文章，从中欢天喜地的得了高分，评上了高级。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唉声叹气，失利其中，比如，方颖就是。因为她晕血，不敢献血，无法加分，凭抓教学、发论文，在处心积虑的对手面前并无竞争优势。久而久之，身边不少老师，尤其是比她年轻五到十岁的老师忽然地变成了高级。这对她刺激很大，让她倍感忐忑和不安。高级教师相当于副高，副教授，在一些牛人口中，常常被吹嘘成副县级，俨然评了高级就有如当了副县长一样。
　　 近两年，这种诱惑像鼓风机一样推搡着她。反正她今天豁出去了，拿起桌上的黑色挎包直奔献血站。
　　 医生笑眯眯地问她，有没有传染病史，身体近况如何？简单问过后，要求她填表，输电子信息。当她报完名号，医师看她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没事了，你可以回去了。
　　 为什么？她不解地问，血样还未取未验哩。方颖说。
　　 不需要了，我电脑里有。医生对电脑努了努嘴。
　　 有什么？什么叫你电脑里有？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医师。方颖急问。
　　 电脑里有你的血样档案，这下该明白了吧？医生加重了语气。
　　 怎么会呢？我才来呀，是不是你弄错了？方颖疑惑地望着医师问。
　　 你是不是叫方颖，是不是县一中的老师？医生盯着她问。
　　 是呀，这有什么不对吗？方颖茫然一笑。
　　 你去年是不是来献过血？我们这里有你的电子档案，上面显示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提示采血人员，你的血样不符合标准，终身不宜献血，去年不行，今年不行，以后永远都不行。
　　 这？哦，哦！方颖若有所悟地向医师点了点头。她记起来了。去年为了这个职称，她想到去献血，临行动时被他男人拦下了，一个晕血的人献个么血，把人献病了不划算，咱不企望这个破高级，行不？她不答应。他男人就花钱雇人顶替她，报了她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没想到，雇的这女人身体不行，血样不合格。事后，她嗔怪她男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她男人“活见鬼活见鬼”地解说。现在看来，真是要活见鬼了！
　　 她迟疑片刻，不好意思地向医师笑笑，讲了事情的原委，恳请医师高抬贵手，行个方便。
　　 丑话说在前，献血可以，姓名不能写你方颖的，不能与电子档案有冲突。医师说，除此，我无能为力。
　　 这样，那我献血还有什么意义？她不再多言，带上挎包怅然若失地离去。
　　 大家都说，只要她献了血，加了1分，在测评中定会稳夺第一，毕竟她的教龄、教学、论文都占优势。眼瞅今年到手的指标又要飞了，想想十多年来为晋级所做的种种努力，一种心酸涌上心头，热泪在她眼里夺眶而出。回家后，她越思越难过，扑在床上大哭起来。
　　 她男人劝她，多大点事？充其量咱不要这个高级了，一生不要咋的？还不要咱教书了？还不给咱饭吃了？没有那个职称，咱就教不好书了？你方颖就不是方颖了？
　　 她男人说得也在理，既然献不成血，加不了那个大大的1分，就不去刻意争取，一切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得了。
　　 谁知第二天刚进校，校长就把她叫到办公室，笑嘻嘻地告诉她：我妻弟在采血站工作，得知你的境况后，我深感同情和愧疚。通过他的关系，我为你弄来了一张献血证明，你拿去。有了它，你今年就稳操胜券了。
　　 她愣了，木桩似的戳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到底是为啥，为啥呢？她飞快地在脑海里搜寻着，却怎么也找不出答案来。
　　 就在此时，她手机来了短信：丫头，我是你叔，刚从外省调回工作，协助市长分管教育。在全市教改工作会后，你校的张校长找到我，他对你大加赞赏，并拍响胸脯说今年的高级指标非你莫属。在祝贺的同时，亦望你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再创佳绩。
　　 看完短信，她为她叔调回工作而高兴，同时又似乎明白了校长热情相助的由来，一阵晕血的感觉涌来，她顿感头晕、恶心、目眩、心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