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日，我们在冷风里遇见了烽燧，遇见了目光如炬的老者，遇见了热烈如火的哈萨克族女人。于是，那些白色季节里的所见所闻，也像那座烽燧一样，醒目地立在记忆里。
　　 正是寒冷时节，车飞驰，到达目的地，风嗖嗖地刮，谁也不想下车。这是乌鲁木齐县托里乡，从车里就远远见一座烽燧嵌在一片羊圈和民居之间，有些突兀，更有些奇特。那是什么时候的烽燧呢？我睁大了眼睛，又见一位老人从烽燧旁一点点挪下来，仿佛就是从烽燧上走下来，我更有些惊奇，忍不住下车去看，原来老人是从搭建在烽燧旁边的羊圈顶上慢慢走下来。而不知哪个年代建起的烽燧，竟然就这么被人间烟火围绕，变得仿佛是自家的“大烟囱”。古代文化遗产与民舍羊圈挤靠在一起，也显得多少有些吊诡意味。
　　 这座有着烽燧的村庄，在我们外来人眼里，也忽然一下子显得有了些文化底蕴，有了些别样的情怀。它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吗？村庄里的人来自哪里，是怎么生活的呢？我生出好奇。
　　 我们总听说的哈萨克语“阿吾勒”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弄懂了，“阿吾勒”是部落、村庄、聚居点的意思，哈萨克族牧民总是说自己的“阿吾勒”就是牧民游牧村落。但是在哈萨克族游牧历史上，这个“村落”只有血缘关系最亲密的人家才能聚集在内，一般十几户到二十多户人家居住在一起。由于牧民常年流动，村落也不完全固定，所以只要大家集居在一起的地方，就称之为“阿吾勒”。在“阿吾勒”，无论谁家有了困难，大家都会主动去帮助。在搭毡房、擀毡子、打羊毛、剪羊毛、剪马鬃、抓山羊绒、小畜药浴等劳动中，男女老少齐出动，共同完成。每个“阿吾勒”都有一个头目，哈萨克人称之为“阿吾勒巴斯”，“巴斯”是“头儿”的意思。这个“巴斯”一般由“阿吾勒”中的一位德高望重、经历丰富的长辈担任。牧民的搬迁时间、地点、搬迁顺序都由“巴斯”来安排。由于有了“阿吾勒”这种组织形式，大家相互照应，并相互监督一些违约违章的事情。对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和孤儿都要照顾和收养。所以在哈萨克族中没有乞丐，如果哪个部落和氏族出现了乞丐，那是整个部落和氏族的耻辱，并受到舆论的谴责。如果出了英雄、模范和先进人物，同样要受到部落、氏族的爱戴和尊重。
　　 我们来到的这个村子——乌拉泊村，它的源头在哪里，它是怎么一点点长大的呢？村里的人们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生活的呢？
　　 那个从烽燧旁走过来的老人，名叫胡斯曼·本巴依，74岁，虽然他年老体衰的身躯在前边缓慢移动，可跟在他身后的我们，还是因为见到他从烽燧上下来，而觉得他身手不凡。
　　 当我们围在他身边，一个劲地问：这个村子是怎么来的？胡斯曼老人眨着眼睛，思绪一下子把他带到40年前的岁月里，他的表情一下显得有些恍惚了。
　　 他说他就出生在托里牧场。托里牧场就是现在的托里乡，民国时期属迪化县（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县）南山游牧乡所辖，新中国成立后为九区托里乡，1957年成立公私合营托里牧场，1958年为红旗公社托里大队，1961年仍恢复为托里牧场，到1979年改为托里国营牧场，成立托里乡，其中包括乌拉泊村等四个村委会。
　　 他是1976年搬到这里。搬来之前，他们是在山里以放牧为生，跟着牛羊吃草的节拍漫山跑着。一个人放牧二三百只羊，都是集体的羊，一天挣1.5工分，一个工分就是一毛五分钱，一个月可以挣到45到60个工分。
　　 当时他家5口人，3个孩子。下山后就不放牧了，开始种麦子，种苜蓿。村子现在已经从当年五六户人家增加到352户。他说，到1989年土地承包到户，分地，一个人2亩地，他家6口人就是12亩地，种草，种菜，种麦子。到2002年生活开始改变，他家买了8头奶牛，种了30亩小麦。现在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长大了，也可以种田养家了。
　　 “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上世纪70年代时，一家人吃的是玉米面，一个人两公斤白面，油定量，在山里是集体放牧，吃食堂。到现在，生活肯定是越来越好了，吃的喝的都有，口袋里钱也有呢。”胡斯曼老人乐呵呵地说。
　　 胡斯曼曾经担任乌拉泊村的党支部书记。后来，他调到乌鲁木齐县林业站，在那里退休。
　　 很多事情，老人似乎已经记不清，当我们问一些细节，他总是有些恍惚。但是，凭着胡斯曼老人那几十年时光浓缩下来的只言片语，我们还是可以望见当年一座村庄的成长痕迹。
　　 为了让当年这个乌拉泊村的面貌更加清晰一些，我们又去拜访另一户老人斯德克·沙迪拜克。
　　 一进门，眼前一亮，斯德克老人的家布置得温馨而美丽，地上铺着漂亮的地毯，椅子和沙发罩着漂亮的蕾丝花边做的布套，显得考究。我们脱了鞋子，踩着松软的地毯，去和斯德克老人握手。我们仔细打量这个既具有哈萨克民族风味又具有现代气息的家庭，坐在舒适的沙发上，与斯德克老人聊起了那个久远年代。
　　 斯德克老人生于1935年，高个儿，身子板还很硬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风度翩翩，一脸慈祥的笑容。我们问他什么，他都思路敏捷，表述清晰，实在令人敬佩不已。
　　 当年，哈萨克族是何时来到这片牧场的呢？据史料，是从清代乾隆皇帝时期1790年以后，由于阿勒泰、塔城地区夏草场不足以承载更多的牛羊，每年都有大量哈萨克族牧民迁徙到乌鲁木齐周边放牧，生活。随后又在1833年、1885年、1904年、1917年、1919年，陆续从阿勒泰迁来。斯德克的爷爷就是因1904年阿勒泰地区发生特大暴雪灾害，大批牲畜被冻死，他所在克烈依部的喀喇卡斯部落游牧经托里县到达乌鲁木齐县黑山地区（现托里乡）放牧，部分牧民包括他爷爷又于1919年（民国8年）迁居芦草沟一带。
　　 斯德克老人是1964年从山上搬下来的。他回忆那时候的景象，真是一片荒凉，到处是戈壁滩，一棵树也没有。他们首批下山有四户人家，睡地窝子，沙地怎么睡呢？斯德克记得那时候他举目四望，荒凉的戈壁滩上，连麦草都没有，只好拿骆驼刺草铺在沙地上，晚上睡觉，头顶上直往下流沙子，人小心翼翼地睡在带刺的草上，冻得瑟瑟发抖，常常半夜被冻醒，满头满身沙子……河坝里的水人也喝，狗也喝，牛羊也喝。
　　 那时候，那座烽燧就矗立在戈壁滩，斯德克老人说起烽燧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那是老满城站岗用的，烽燧嘛，哪里都有。”他所说的老满城，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兴建完成。清高宗取“巩固安宁”之意，将其命名为“巩宁城”。因为当时城内驻扎着满营八旗官兵，与南门、北门和大小西门内汉民居住的“汉城”相对应，所以人们又称其为“老满城”。
　　 在那个漫长的荒凉岁月里，烽燧，多像旷野里的一缕烟火，看见它，颠沛流离的人一定会生出一丝安定感，它代表着祖国，代表着守护，象征着一种力量。
　　 那时候的人，特别能吃苦，再荒凉的地方，也会让它长出绿色来。
　　 “我们四户人家一起修了17公里长的水渠，并在上游修建了涝坝，存上水，用来饮用。然后种苜蓿，养牛养羊。到了1966年，又来了四户江苏支边青年，连同四户哈萨克人家一起挖地窝子，继续种草种树，使这里的绿色渐渐葱茏起来。到1971年，托里牧场在这里打了井，彻底解决了吃水的问题，又盖起了20多间房子。于是更多的人从山上搬下来，包括哈萨克族牧民和支边青年。好几个牧场都划给了托里牧场的居民，托里牧场就又打了六口井，那时候地下水丰沛，打下四五十米深就有水冒上来，托里牧场水草丰茂，生活就越来越好了。”
　　 他说，到1975年，自治区畜牧厅草原处在这里进行10000亩草原建设，牧场的牲畜全部在这里过冬，给乌鲁木齐市提供牛奶和牛羊肉，乌拉泊村就成为饲料基地、肉奶基地、粮食基地。经过三年艰苦奋战，三大基地发展很快，人们就不用吃返销粮了，牲畜也有草吃了。
　　 “我干了40年技术员，从1953年工作，到1993年退休，把本地的哈萨克白毛羊与苏联的细毛羊进行配种繁殖成功了。现在我自己养了10头牛和100多只羊，儿子帮我代管。”
　　 回来看县志，发现1993年时，托里乡作为乌鲁木齐县主要牧区之一，已改良绵羊2万只左右，山羊1万只左右。心想，那里边，是有斯德克老人的一份汗马功劳啊。
　　 斯德克对于自己的入党经历有特别深刻的记忆。那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斯德克在达坂城大干了一个冬天，当年12月17日就因表现出色光荣入党。
　　 这也是斯德克为什么要率先下山来，忍受各种辛劳，参与一座村庄的艰苦创业的原因。
　　 “我是党员，哪个地方艰苦就去哪个地方干，所以我就主动要求下山，去建设托里牧场，托里牧场就越建越好了。”
　　 斯德克心怀感恩：“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家里是老大，七八岁就给别人家放牛放马打工，解放后就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上过党校，1968年我们399人去大寨参观，我还在新疆农业大学进修过。”
　　 他也有属于他的峥嵘岁月。
　　 “1983年，开始承包到户以后，每户人家有牛羊，有草场，又种田，一个人共十几只羊、牛、马、骆驼，生活过得更好了，于是山上的牧民纷纷下山。现在我住着106平方米的房子，过得很舒心。”说到这，斯德克老人脸上泛着幸福的光泽。
　　 这是这个有着烽燧的村子里的老前辈的回忆。斯德克、胡斯曼等上一辈人，为了建设托里牧场，付出了很多辛劳，正是经过他们的艰苦奋斗，这片当年的戈壁荒滩，才变成了今天这样牛羊肥壮、人丁兴旺的富庶之地。
　　 我在心里涌起对他们由衷的敬意。
　　 从乌拉泊村的发展历程，从斯德克老人、胡斯曼老人的创业经历里，我们依稀可见它从荒凉逐渐走向繁茂的轨迹。
　　 乌拉泊村——“阿吾勒”的变迁，是整个乌鲁木齐县发展的一个跫音，也是整个新疆发展历史进程里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