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班长在等通勤汽车时，有熟人问他现在干什么，他说“带班呢。”——很容易看出他的自豪感，俗谓“牛B”。
　　 我想，看一个人有没有耻辱感或自卑感或者骄傲感或自豪感及其所在，是了解一个人的关键之一。这样的情感的有没有很容易看出来。但多数的人似乎是没有。在单位，这样的情感主要是由所处地位或其变化导致的。看到上面这个班长的自豪感，我想起了另一个被撤职的班长的耻辱感。
　　 并非地位低的就有自卑感或耻辱感，安于现状、本分的人就没有。也并非地位高的人就有骄傲感或自豪感，迟迟不得升迁还有野心的人就没有；这让我想起了又一个班长，他已经以类似“助勤”的方式调到了另一个单位。
　　 实质也许一样，但耻辱感或自豪感是独处时也能感到的，而自卑感或骄傲感是在他人面前才能感到或显现的。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回老家，或者说不愿意见到旧时的同学朋友熟人，不愿意参加校友或同学聚会，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在独处时感到的、在单位或团体或组织中的地位所致的耻辱感，他以为，在回到老家，见到老家的人，参加聚会，见到校友或同学的时候，都如同在单位见到人一样，会显现为自卑感。见到老家的人会有自卑感，这应当是他感觉上的“误会”，因为不能说老家的人全部或多数比他“混”得好；而见到“混”得好的校友或同学会有自卑感，这应当是正确的预料。
　　 从道德公正的方面来说，地位所致的骄傲感或自豪感是虚荣；地位并不一定代表能力，更不一定代表成就。只有成就才是名实相符的光荣。但认清其道德实质却也不能消除一个人在单位的因地位所致的耻辱感或自卑感，即便他有了对地位或成就的足够坚定的观念、对未来有了足够坚定的信念也不能。他如果又不愿意不择手段地改变地位，他该怎么办呢？
　　
　　 二
　　 此类问题，科学不能解决，文学艺术不能解决，古今中外的哲学也鲜有将其当作课题的。
　　 一个人在死亡以前，必须消除这样的耻辱感或自卑感，至少要为此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麻木不仁是不能消除的。在精神世界里“指鹿为马”也不行。怀才不遇或不得志或落魄或蹉跎之后便会有这样的耻辱感或自卑感，便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人生抉择。
　　 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或许能带来启示或借鉴。
　　 汪精卫为什么要当大汉奸呢？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推测他是出于与蒋介石的几次竞争失利后的落魄心理应当是合理的吧？
　　 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汪精卫本来是要高过蒋介石一个“级别”的；但几次竞争或博弈，汪却都处于下风。此时，他的内心必然充满了耻辱感。大人物的胸襟未必就有小人物的广大。他这种耻辱感，有似“瑜亮情结”，有似“落毛的凤凰不如鸡”，等同或相似于落魄心理。此时，他必然心有不甘；既然心有不甘，他必然要寻找转机——他判断“原地等待”是不会有转机的。但他却将转机寄托在了日本人的战争胜利之上。在他的内心，似乎即便做洪承畴也强过在蒋介石身旁的耻辱或落魄。（这些心理揣测，从相关历史资料上可以得到印证。）大人物落魄之后的煎熬，小人物从自己身上也能够揣摩、体味到。但落魄之后就不顾国家或民族的气节，这即便对小人物来说也应当是大忌讳；小人物面临的即便不是国家或民族的气节，也是个人的品德或节操。
　　 张国焘从“南下”失利到“叛逃”之前，应被推测为落魄心理。他“南下”的主张，已被自己证明为错误。且他受到“批判”更甚是生命的威胁。此时他的内心，比耻辱或落魄更甚。因此，凭心而论，他另谋他途以寻找转机不能说错；换一个党也不能说是变节。他人生抉择的错误在于对自己才能的评估——投身到国民党方面以发挥他的“组织才能”。所谓的“组织才能”，既非专业也非技术，像“树”一样，一“挪”就“死”；俗话“树挪死，人挪活”尚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没有军事或政治谋略或军事指挥才能或者其它专业才能的人投身到敌对阵营通常是不会有好境遇的。（可参考三国时贾诩和现代龚楚、杨遇春的经历。）
　　 徐渭，“声名籍甚”，“有国士之目”，“公督数边兵……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自负才略”，在胡宗宪倒台后，“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晚年愤益甚，佯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或以利锥锥其两耳”。上述引文引自《古文观止·徐文长传》。作者总结说：“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总之，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珍稀”人物，在人生蹉跎之后，行为异常而致牢狱之灾。
　　 唐伯虎，能诗能文能书画，且“能”科举，曾中应天府乡试第一。但因牵连会试科场案而致牢狱之灾，被罢黜为吏；他深以为耻，坚决不去就职。落魄之后，靠卖书画为生，放浪形骸，纵情酒色。他留名于历史的，是他的书画成就和放浪风流，其“风流”甚至被后世演义成“点秋香”的故事。虽然这样，能平复他的涉嫌舞弊和被黜为吏的耻辱之心吗？终其一生，他没有像徐经那样去奔走要求平反；是他想得开吗？如果真是想得开，为什么又似乎是终生地放浪形骸呢？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讲，汪精卫，张国焘，徐渭，唐伯虎，都不会措置“落魄之后”或“蹉跎之后”。
　　 韩信在“怀才不遇”之后，似乎没有放浪形骸、行为异常之类的“落魄之举”，至少未见史料记载。他是另谋他途，寻找转机。在项羽军中如此；在刘邦军中也如此，只是由于萧何的“月下追”和力荐才得以崛起。
　　 有一位大人物，本来具有军事、政治方面的才能，但由于形势所迫，被剥夺了实权。他于是生了一场病。这场病，也许是偶然，也许是他的落魄心理所致。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放浪形骸、行为异常之类。他在养病中等待。等到形势转变之后，他抓住了转机，重新夺回了实权，实现了人生价值。
　　 在一个单位、组织或团体中竞争失利是难免的，因此而有耻辱感或自卑感或落魄感——推而广之，是怀才不遇的情感；再推而广之，人生经历蹉跎——同样是难免的。在这样的境遇中，一方面，要考虑谋生，一方面要考虑人生价值；或者，可以“原地等待”，等待东山再起或崛起的时机，或者，可以另谋他途，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在另谋他途时，一方面，要考虑自己的才能大小和性质，一方面，要考虑节操的问题。
　　
　　 三
　　 “原地等待”或“另谋他途”之外还有一条途径，就是司马迁的，即做出别的方面的人生成就来雪洗耻辱或消除自卑心理。
　　 我想在此全面但又简略地评论一下司马迁。特别对于他的“错误”，人们往往由于对他的崇敬而不愿谈及。但我想，指出他的“错误”，特别是他的“错误”和他的成就的关系，也许更能让我们崇敬他而不是崇拜他。
　　 常言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司马迁对于这句话，也许会有百般滋味。
　　 言论构不构成罪体？在古代无疑是构成的。李陵投降后，“主上惨怆怛悼”，司马迁此时进言，“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李陵降敌而他却“推言陵之功”，这是据实直言，还是不顾“忠君爱国”道义的无耻之言？是出于侠义心肠的辩护之词，还是为了安慰“主上”的巧言？——复杂得无法判断，但总可以痛惜地说是——言语不谨慎；即他的腐刑是言语不谨慎招致的。人往往是，在行动方面容易做到谨慎，在言语方面就不容易做到谨慎。好多人就是仅仅因为说话不谨慎而得罪了人，甚至招致祸患。只有在思想方面才可以大胆。
　　 司马迁会不会想：他是“一失言成千古恨”？
　　 一个“巨匠”，却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所以人们提到司马迁时，因为崇拜或崇敬心理，总不愿意指出这一点。但是，像常言所说，谁不犯错误呢？——这还不够——谁不犯“低级错误”呢？对于有成就的人的“低级错误”，我们应当宽容地对待。
　　 此时，他的耻辱心理可不是怀才不遇或落魄心理能比的。同样在《报任安书》中，他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如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关键在本人如何对待“低级错误”或耻辱。
　　 同样在《报任安书》中，说他在受腐刑前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又说：“（《史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后来他终于完成了《史记》，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当人们阅读《史记》时，谁还以他的腐刑为意呢？他如果在受腐刑前后自尽，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历史地位，他只会是一个说话不谨慎而致祸的史官而已。可见，在他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中，成就最重要。
　　 司马迁会不会也想：如果我当初真的自尽了，就真的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当然，如果没有腐刑，他的《史记》也许更快更早地完成了。腐刑让他人生成就的光荣添上了悲剧色彩。（按《报任安书》，腐刑并非他完成《史记》的必要条件；传统的“励志”教育在这一点上“说谎”了——“励志”教育或“成功学”或“心灵鸡汤”近几年让人厌烦正是因为其“说谎”。）
　　 对于司马迁，可以这样总结：一个人的人生中有耻辱并不可怕，只要他能“知耻而后勇”，做出成就，他的命运就可以完成“华丽转身”。
　　 当然，他的耻辱有些特殊。“虽累百世，垢弥甚耳！”——即使再大的人生成就，也不能让他释怀。现今的时代应当不会有这样的耻辱了。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世人要谅解那些有耻在身而徐图成就的人。他们即便不一定能做出司马迁那样的成就，但他们的灵魂与司马迁的是一样的！
　　
　　 四
　　 对于那些“自命不凡”或“自负其能”或“胸有大志”的人来说，怀才不遇、不得志都可算是人生的蹉跎。遭受大的羞耻，可称为“有耻”。有一些不应当属于耻辱，是社会偏见使他以之为耻，但就他的感受来说仍然是“有耻”；比如生出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小孩，比如被强奸。因此，怀才不遇或不得志或落魄或有耻在此都可称为“蹉跎”。蹉跎之后便会有耻辱感或自卑感。
　　 对于那些“自命不凡”或“自负其能”或“胸有大志”的人来说，蹉跎之后的人生抉择，是一个品德或节操的问题，是一个有无智慧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无志气的问题。无论他是何种“级别”的大人物、小人物，这样的问题不能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总可以说是多数人难免的。蹉跎之后的人生抉择，恰似煤矿的选煤厂，是好煤块还是煤矸石，会被挑拣出来。处理好了，小人物会变成大人物，大人物会变成“伟人”；处理不好，大人物会变成“跳梁小丑”或庸碌之辈，或者会放浪形骸或行为异常，小人物不仅会是庸碌之辈而且会放浪形骸或行为异常。人生之蹉跎，既不属丰富，也不精彩，即便“伟人”回忆起来，也充满辛酸或酸痛。
　　 蹉跎之后进行人生抉择时，如果“原地等待”、“另谋他途”、做出别的方面的人生成就这三条途径都不能使人找到“转机”怎么办？恐怕最多的正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正是多数“自命不凡”或“自负其能”或“胸有大志”的人的命运：“永无出头之日”。但“永无出头之日”总比放浪形骸或行为异常或者因获罪、变节等进一步的自取其辱好。如果命运真的使人到了“永无出头之日”的地步，对于那些“自命不凡”或“自负其能”或“胸有大志”的人来说，他们又如何消除相应的耻辱感或自卑感呢？只能是：一方面，仍然坚持不懈地为获取人生成就或实现人生理想而努力奋斗；一方面，认清地位和成就的不同道德实质，明确对地位和成就的相应观念，坚定你的人生成就在死后终将获得承认的信念。“永无出头之日”的命运仿佛回到了起点，仿佛成了无价值的循环。但不是这样，这是——“得道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