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看到这题目肯定好笑，以为我是胡言乱语，睁起眼睛说瞎话，想吸引人的眼球，竟然把一位古代文学家说成了医学专家。可翻开文献一看，你就会发现苏轼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在医学方面有所建树专家。
　　 在九百多年前的中国，没有医学专门的学校，学医主要是跟师学徒，一般手艺出师要三年，学医时间更长，想有点名气不容易，加上医学科学深奥，没有人指点，完全靠自学要达到一定境界几乎不可能。据文献记载，苏轼在黄州时，他听说天文学家苏颂坠马受伤，立即抄录家传接骨丹药秘方，派人送去，并注明用法。从这段话推测，苏轼家族中或苏轼亲近的邻居乡亲中有精通医术之人，并受先辈的影响、指点，激发了苏轼对医学的浓厚兴趣。
　　 据文献记载，苏轼少年时期在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也读了不少当时的医学书籍，如《伤寒论》、《千金方》、《别药性论》等。这些医书就是在当今仍是医学生的必修课，也就是说苏轼在步入政坛前就有了一定的中医中药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苏轼为官后并没放弃对医学的学习研究，如借用当时名医厐安时的医书研读，向杭州寺院一位80岁老僧学习以生姜为药健脾温肾等等。他充分利用在朝为官的有利条件，收集了不少宫廷秘方；同时他还向医家、僧道、民间甚至亲朋好友等征集药方、秘方。如王安石就把宋神宗治疗偏头痛（白萝卜汁加生龙脑少许）的秘方传给了他。
　　 苏轼工作的凤翔，地方偏僻，缺医少药，他就把在京时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5卷重新书写出来，供百姓防病治病。在黄州任职期间，黄州瘟疫流行，他专程到眉山拜访了名医巢谷，找到防治瘟疫之方，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苏轼做杭州知府时，当地瘟疫不断发生，百姓就医极为困难，苏轼结合当地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官府投资和募捐外，他还慷慨解囊，从个人积蓄中拿出五十两黄金，在城内建了一座名为“安乐坊”的场所，为病人诊治疾病，还负责照料、护理病人，这就是我国较早的医院雏形。后来他又把杭州防病治病的经验介绍到广州，使广州的瘟疫很快得到了控制。
　　 苏轼的做法，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缺医少药的土家山寨，就是通过政府、集体、个人三者筹资，创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每个大队建立了卫生室，用中草药为群众防病治病，短期内改善了辖区内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状况，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评价。两者非常相似，长阳的合作医疗是否借鉴了苏轼模式不得而知。事实证明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贝，是先辈们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方舟子说的伪科学。
　　 苏轼到海南时，当地不少人信巫不信医，杀牛求神来治疾病，他十分痛心，他主张有病应求医，写信给柳子厚和其他政界人士设法制止，并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医学知识的。苏轼有医者的仁心，有位同僚患足疾，他寄去药方，并告之药物真伪鉴别之法。对友人如此，对政敌也不例外。有位名叫章惇的官员，多次弹劾苏轼，而当章惇贬至海隅时，苏轼还给其子写信，介绍在海隅生活时应注意的事项，并抄录自己撰写的《续养生轮》部分和白术方，作为防治疾病之用。
　　 据苏轼透露，自己患有痔疮，而且经常复发，他就查询医书药典，对着症状自制了茯苓面（主药是黑芝麻与茯苓粉），食用后痊愈。在海南，他了解到当地百姓用野草“倒粘子”治疗夏痢的处方，经他炮制成丸剂，还治愈了自己的“小便白胶”。苏轼根据自己收集的资料，结合实践经验，认真总结，撰写了不少医学专著。如他著的《苏学土方》一书，后人将它与医学家沈括的《良方》合编成为《苏沈良方》，在我国医学宝库中至今仍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他写的养生、健身、营养等方面的文章，均有独特见解，倡导多吃蔬菜，少吃肉食，适当运动，重视精神情志的调节；主张饮食起居有常，未饿即食，未饱即止，饭后饮茶散步，与现代保健观念相吻合。
　　 当然受时代和条件的局限，苏轼有些医学论述，特别是一些方剂也有不准确、不科学之处。如对“圣散子方”，用来防疫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苏轼的拔高，造成滥用，产生了严重不良后果。不少专家认为苏轼之死也与服药有关。他死时已是年逾花甲，在酷暑季节过食冷饮，再加上贪风纳凉，故患暴下之疾。从诊断上他患的是暑热病，应服清热解毒的寒凉之剂，可他却始终迷信温补药。殊不知温补之剂亦可使人丧生。上述事例也给后人敲响了警钟。
　　 纵观苏轼在医学领域的活动，他对提高中医中药的地位，传播医学知识，使许多中医中药宝贵的遗产能传承下来，起到了一般医学家难以起到的作用。按照现在评高级职称的要求，苏轼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在卫生服务过程中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推广应用，且成效显著，撰写有专著多部，不少药方九百年后还在使用，符合评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标准，因此称之为医学专家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