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广铁路上的老汉口火车站是一九O三年建成通车的，迄今一百一十五年了。其中央大厅的大门正对着车站路，顺着坡子一直下去，与之垂直相交的分别是友益街、中山大道、胜利街、洞庭街以及沿江大道。依稀可见清末汉口开埠后，由长江边层层推进的城区痕迹。当年建火车站取名时，因这一带是荒湖野淖，城堡(中山大道是后来拆除城垣后修建的)中八大城门之一的大智门离得近，所以最早叫大智门火车站；后来改名京汉火车站好理解，京汉铁路贯通了。
　　 车站路的两边都是里份，但靠近火车站的左边夾杂着大街小巷，行李房左斜对面的是一直一横的天声街:直的与车站路、横的与铁道边的京汉街平行。从车站这头的街口往西北方向去:大约三十米处左拐是横街；长二百四十六米的直街尽头是友益街，一一从街口左拐几十米再往右拐是海寿街，前行穿过中山大道等，最后到了滨江公园，一一江边有一八六一年汉口开埠后建的粤汉码头。从友益街口徒步过去，也就二十几分钟。占了旱路和水路之利，自然成了商贾南来北往的货物集散地。这一带旧时属汉口法租界的地盘，五方杂处，繁华一时。
　　 汉口始于汉江。从江边的吊脚楼开始，街市逐步向内延伸；后又与长江边拓展过来的城区交织在一起。天声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逐步形成的。百年前的雏型叫铁路街，上世纪四十年代因声名鹊起的天声大舞台，随之而改了街名；据说梅兰芳先生在那儿看过汉剧。在汉口恐怕很难再找出有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商居混杂的偏街僻巷。
　　 天声街以前没有直横街之分，我一直以为丁字型路口上背靠如寿里的天声菜场，正门面对的第二条横街也是天声街。今年年后聚会，听住在通如寿里的小巷子边的小学同学夏洪运说是公安街；当初也不知这地名是咋起的。直街的两头原来是没有地标的，若不是后来修建的门楼上面写着“天声街”三个醒目大字，现在怕是找不到北了。如今横街上的低楼矮房，连同公安路小学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三十多层高的中城国际小区和街对面早期拆迁还建的小高层。直街左边挨着友益街的那一片，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兴建的模范居住区如寿里，在旧城区改造中也夷为平地；右边的长安里靠近京汉街这边好像只拆了一点，所以友益街那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名扬三镇的民主剧场至今仍保留着，尽管半个世纪没有唱越剧了。
　　 直街还是那么长，而今却成了江城吃货慕名而来的美食街；其中不乏油香、汽水包子等老汉口人过早的传统小吃。九一年汉口火车站迁走后，这儿并没有像车站路一蹶不振，每日依旧人头攒动:“擦了，擦了……”拖货的小三轮车和自行车穿行时，推车人一边用汉腔吆喝，一边不停地按车铃，示意行人闪道。横街因马路改道短了一截，过往的行人稀少，街面上显得有点生气的恐怕只有物质回收再生站了。
　　 忽然想起了半个世纪前收“荒货”的生意人:或肩上搭着一条旧麻袋，或拖着一辆破板车，沿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有破铜烂铁的，卖啊！”声音拖得长，有点京剧念白的韵味。固定的废品收购站，门口会挂一块大牌子，还有一个大磅秤。住在京汉街三轮车站旁边的发小三毛，他妈妈在废品公司上班，家里有许多从废纸堆中扒出来的书，我常去借。以前的人过日了节俭:小孩失手摔破了碗，能接(匠人用细钉钉上)则接，碎片多了，挑大的刨萝卜、土豆皮留用；锅用久了漏，补锅的来了焊上；晚饭后尚未燃尽的煤球，取出浇灭再用……总之，能处理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就这还有人横插一杠子一一敲麦芽糖的，卖糯米糖(越拉越长。拉时可变麻花状)的，售五香豆(课本或作业本裹着的三角型小包)及其他小零食的，可用牙膏皮或些许小铜块铜絲等换物。
　　 和其他居民小区一样，这儿也有几家相隔不远的小卖部。亦商亦住的人家以此糊口是不够的，一般不作多大的指望，总还有别的经济来源。熟客来买东西会喊一声，主妇会放下手中的活，过来应付。从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来，大多不是在这儿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守店子捆住了人的手脚，当地人一般不愿干。退了休的勤快人、抑或弄点烟酒、小麻将钱的会当个小区的保安，或在物业混个闲差事，一则补贴家用，二则打发闲散时光。
　　 我的老屋是天声横街上的最后一家，门牌号是122号。斜对面是公安路小学的大门，隔着街办小油漆厂旁的小巷是公安街口的一幢二层楼的公房；这门牌号就更弄不明白了。我哥哥是六二年当的兵，十六岁，大概想家经常寄信回来。信封上贴的八分邮票，盖着部队上三角型的邮戳。上世纪的七O年，我家搬到背面叫辅仁村的狭长巷子里；七二年四月我下放到江陵三湖农场以后，很少去天声街；七七年大学毕业分到潜江工作后，多年未去了。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常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往事。
　　 天声街旧中国时在武汉三镇出名，是因为靠近友益街的如寿里这边有个剧场叫天声大舞台(后改名新汉剧场)和长安里那边的民主剧场；解放后有名，是因为丁字型的路口上背靠着如寿里这边的天声菜场。
　　 我是五二年底出生的，从我懂事时起新汉剧场就没有演过戏，只放电影。文革时没有多少电影可放，总是闲着。听人说汉口的胡必达在台子上讲过评书。开场白是这样的:“各位听众，我的名字叫‘灯草挂壶一一壶必da’)”；“da”是汉口方言“摔下的意思”。记得小时候我在这儿看过外国电影《第十二夜》和有许多可怕的蛇的《三宝磨房》。不知咋回事，剧场的售票房在小街的对面的长安里这边，过去可提前预售三天的票。放映前往往有人在门口等着买“飞票”:有临时有事看不成的；有谈对象一方睹气爽约的；有手上屯的票多了没脱完手的……若是运气好，可买到廉价的处理票。一部电影至少放十天半月，临时起了看电影的心，多为喜欢“耍单鞭”、不合群的独玩人跑去碰运气一一落空了只当出去转了一圈。“走，买‘飞票’看电影去！”“你去，我没空！”这是在路上走碰到街坊，打招呼时顺便约一下的也有。天声街附近有五六家电影院，放什么电影都知道，影院售票厅内外的电影预告牌上，也有一个月的安排；但电影海报只宣传新片。也有例外，胜利街口上的《解放电影院》宣传《魔术师的奇遇》(卓别林一样的英国绅士戴的圆型高帽子和文明拐杖)的海报，至少在墙上贴了半年。
　　 说起来也巧，离新汉剧场没几步的民主剧场印售票厅也在街对面的如寿里那边。这儿早年是演越剧的，儿时常听外祖母和母亲提到金雅楼和金月楼的名字。我常常纳闷，从黄陂老家到汉口来的人，喜欢楚剧、汉剧好理解，不知怎么和越剧结了缘。这儿我也进去过，那是文革初期听熊克武在那里说评书。讲的是《烈火金刚》中的“肖飞飞车闯县城”这一段。书我已看过，但听起来仍津津有味。反映地下工作《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书，百乐门除叛徒这一段也改编成了评书。这类惊险刺激的故事，口技表演到了位，是很有听头的。后来又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保密局的枪声》，但我不看，讨厌“神剧”。这儿有个侧门，在长安里的巷子里面。据说金雅楼、金月楼唱完了戏，心疼的戏迷把熬好的鸡汤什么的送进去。是不是走的这个门，就不得而知了。
　　 挨着门楼的京汉街口子上，有一道风景值得一提。这儿有一个象样的三轮车站亭，候客的车辆沿着路边一溜排过去。我的小学同学何德胜、朱汉生就住在街头的路边；金汉生(足球踢得特别好，能带球晃过二三个。我常从他家门口过，记得他有一个佝偻着腰的老奶奶。他家对面是去铁路外的天桥，早年桥下有人测字算命、代写书信；墙上挂着人体穴位图；有个戴着老式眼镜的长胡子爷爷……)住得稍微远一点，车尾一般排不到他家门口。悠闲的车夫或抽纸烟；或用帽子半遮面，双脚交叉搁在车座上，躺在车上晒太阳；或三三两两站在路边闲聊。一听见列车马上要进站的广播，所有人立马回到自己的车前，不紧不慢地把车队牵引到出站口对面的水果行门前(早年为做大买卖的东方货棧，我父亲十几岁从黄陂下汉口时，在这儿扛过活)面一点。乘客来了，依次上车。“坐好，坐好”车夫一边说，一边抬右腿穿过踏板上的左脚，从前面入座。一阵清脆的铃声后，一手扶龙头，一手握刹车左右弄得“辟巴辟巴”直响，从行人闪开的通道顺着坡子向中山大道的方向驶去。旅客散尽，剩下的车辆又有序地退回到原处。除了车站、码头有像样候车站，闹市区的街头也分布有固定的站点，简陋一点罢了。一般拉完客就近归队，没见过滞留在路边随意揽客的。
　　 三轮车普通人是舍不得掏钱坐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坐过一次。四五岁时，我妈带着唯一的小孩我去中山公园游玩，和二十几个叔叔、阿姨一起在这儿坐车。二人一辆车，十几辆车从京汉街的路口右拐过铁路栅栏口，穿过球场街左拐上解放大道，直奔中山公园。草坪上留下了一张合影照，我戴着一顶像勘探队员一样的白色宽沿圆顶帽子，盘着小腿坐在前排的中间，小苹果脸透着泛红的润色。
　　 儿时天声菜场我去得多。妈妈休息天，总会让我提着篮子陪她去买菜。每买一样菜，找零的一分二分归我；几样下来，差不多一二角入了纸叠的小钱包。小时候不懂，菜场的一排大门怎么面对着横街？或许当初被旁边的如寿里挡住了去路，不得已改变了方向一一像江汉路的民众乐园那样憋屈在文书小巷一样，尽管角上别扭的大门气势骄横傲慢，那又能怎么样呢？
　　 或许是横街没有直街好做生意，卖肉的小店子后来迁到丁字型路口的杂货铺正门的斜对面，那是一排临时盖的简易肉铺一一常有人裹着破大衣半夜排队，其间夾杂着算熬夜人头的旧篮子、破簸箕、大石块等玩艺儿。计划经济时，买豆腐、干子、火柴也要票，所以，大街小巷最引人好奇的是排队一一:“请问，这是卖什么的？”有心眼的人会先站队:“我在你后面，前面去看看。”是自己要买的东西，返回队伍中；不是的转身走人。街上总有惊惊慌慌的人，就是凭票买东西闹得一惊一乍的。
　　 小孩好吃，我小时候也一样，对买东西吃的地方大多有点印象。天声街为数不多的几个杂货铺，数菜场对面的这家规模大一点，我有个姓李的小学同学就住在这儿的楼上。去他家玩时，曾见他过早吃的是腌制过的雪里红、鸡蛋炒饭；小葱、小麻油的香味直扑鼻，馋得人流口水。我是五二年底出生的，正赶上缺吃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汤面上飘浮着油花难得一见。那时不忍幼儿久未见荤的母亲，有时会臼一小汤匙猪油塞进米饭里，搅后喂之解馋。李家虽说五七年公私合营了，但留下的底子可能不薄，从日常伙食中是可以看出来的。比这个杂货铺略微小一点的是公安横街那头连着公安直街和芦蓆街的三丫形路口上的，我小学的同学张国良住在二楼，他家的大人也是店里的职工。这个店子，我有了零花钱时会偶尔光顾一下。见过拉板车、踩三轮车的伯伯，从怀中掏出二两半的扁瓶子，进店打了散酒以后呷上一口，用手抹抹嘴，然后把瓶子别在腰上。这样不招惹事的“酒麻木”，现在怕是难得一见。过日子紧巴巴的年代，哪有多余的酒放倒醉汉？
　　 还有一个小杂货铺在我住的横街上，斜对面是辅仁村南边的小巷子口。这是正二八经做生意的店铺，在小巷口:那曲尺型的大柜子，曾让我联想到孔乙已欠酒钱的鲁镇；一扇一扇的活动大门板，拼上最后一块就是打烊了。不用问，旧时也是做小街小巷的街坊生意的。我到了乡下放牛娃的年龄，拎着瓶子去打过酱油、醋什么的；散酒家里没让去打过。父亲和舅舅喝酒，不知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弄回的。此外，还去买过点心糖果。这个杂货铺厨柜的东西并不多，门可罗雀，可主人一点也不慌，一边做生意，一边烧火做饭过日子。计划经济时的营业员到了日子关饷，其从容和悠闲是现在做生意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住家的店铺是女主人看管；男主人好像在公安路那边的杂货铺上班，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从我家门口过。若没记错，男主人姓徐，茶瘾特别大，早起大搪瓷杯子喝晨茶。
　　 儿时最让我难忘的是社会平静，人们安居乐业，日子虽不富裕，但过得有滋有味的。不担心孩子没有书读，学杂费可缓缴、免缴；不担心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无人陪读，学校有公办和民办的，都有书读；不担心“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人有活干，月有钱拿；不担心没地方住，即使孩子多也有一席之地；不担心找不到对象成为“老大难”，组织上会出面关心，居委会的大妈也会热心撮合；不担心生病，拿公费合作医疗证去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