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北宋二程兄弟眼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他们给出的解释说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然后发挥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样经过他的徒子徒孙们一代代宣扬，把这个玩意弄得神乎其神，好像它真的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可要是真正理解了它的含义，你或许会觉得很好笑。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种定义方式是孟子一派思考问题的特点。要是现在别人问你“什么是高？”，你回答他说“不矮就是高”，上过高中的人肯定会笑你犯了逻辑错误。从这个定义就可以看出以二程兄弟、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的真实水平，放在现在最多也就达到好一些的初中毕业生。那到底什么是“中”呢？事物的中间。举个例子，比如学生们的学习水平要是用分数来衡量的话，最低当然是0,而最高设定为100，那50就是中；当然“中”你可以看成是一个点，但它肯定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比如40到60之间，或者45到55之间，这个区间越小，越符合“中”的概念。当然，我们的古人却不这么分，他们觉得“上智”、“下愚”都很少，大多数都属于“中”，要是同样用分数来解释的话，大体可以说成是：学习水平在0到10分算一个区间，是“下愚”；90-100分为一个区间，叫“上智”；其余的全都粗略地算成是一个区间，这个大区间里的都属于“中”，只不过有些“中偏上”，有些“中偏下”罢了。而“庸”的原意是“平常”。我们常说日子像树叶子一样多，就是说平常的日子太多了。就如同天气，正常的天气很多，而狂风暴雨的日子却很少。“庸”就是这些“平常”的事物。可这个“庸”被二程们弄成了“不易”，并且说它是“天下之定理”，结果所有本来也应该存在的“不平常”的一些东西就让他们变成了不该存在的了，是不符合“天下定理”的了。但问题是就算你能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能说所有的日子都是平常的，可你却没办法让狂风暴雨不再发生。
　　 “中庸”本来是平常的状态，它最初的意思是说官员们制定让大家都遵守的规则制度时，要从平常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能从“两端”的那些人去考虑。换句话说，中庸的目的是让大多数人都能执行。比如考试卷子，要是从“下愚”的角度去编，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满分；要是从“上智”的角度去编，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及格。所以编写试卷要从中间学生的水平去编，越接近50分学生的水平，越适合考出所有人的水平。现实中，有关人的管理等等也都是这么做的。那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何况运用这么广泛的一种思维方式，难道不就是最好的吗？这确实是挺好的一个方式，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社会制定的规章制度几乎都是按这个方式在做，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觉得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让哲学家当国王实在只能算是一个书呆子的想法。一般情况下，所有成功的国王几乎都不是什么专才，而类似于“通才”，比如刘邦、李世民；而好多专才的国君往往成了阶下囚，像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他们就都是非常出色的艺术家。这就是“中庸”方式的具体运用，优秀的领导大多不是最聪明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愚蠢的人，而这也是孔子“君子不器”的思想。但正如日用的物品再好它也不过是日用品，你可以说再过几千年，它会成为古董，那时候将多么多么的有价值，但仍旧不能摆脱它不过是一个日用品的地位，你不能说它是放在神坛上的祭品。日常生活中确实应该用“中庸”的方式来思考、来对待周围的人。但要把这个“中”看成是“天下之正道”、“庸”看成是“天下之定理”时，那他的浅薄也就表露无遗了。既然是“中”，要确定它，那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必须要知道“两端”；既然是“庸”，是“平常”，那就表示肯定存在着“反常”。也就是它们的存在也同时表示有更高的标准存在。可二程兄弟却把“中庸”当成了最高级别的真理，也就如考试时把50分当成了最高标准一样，而这个所谓的最高标准，在当时的氛围里其实仅仅是50分。可在下一个循环中，这个“50分的中”却成了它的“高端”，很自然地，它的“中”就只能是上一个循环中的25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从宋朝开始，我们的民族越来越没有活力的原因了。
　　 我们在制定所有人都要执行的规章制度时，要“中庸”；同时也要表彰那些表现高于这个“中庸”的人，并且越是优秀的越加表扬，而不应该把这个“中庸”当成是天下至理，让明显比它好许多的反过来适应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那个“高端”做得一次比一次高，从而把“中”不断地提高，让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发展。
　　 “中庸”只是一个实用的手段，它绝对不应该成为一个思想。可惜，它在宋儒那里不但变成了一个思想，还变成了一个号称是“天下正道”和“天下定理”的思想。现在，我们讲“文化自信”，这确实没错，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古人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是宝贝，而是重视应该重视的，抛弃必须抛弃的，这才是自信该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