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八个年头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时刻在我的脑际萦绕。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父亲的辛劳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父亲是一个实干家，他从小教育我们要勤劳节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父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人间的酸甜苦辣他尝遍了，他深知社会底层人们生活的不易，那怕自己吃多大的苦，也要供我们读书。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是高中毕业。知识给了我们力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家族兴旺发达，事业蒸蒸日上。父亲在民国时期上过初小，给生意人站过柜台，会记账算账，农业社时候一直当生产队的会计或者出纳，从来没有出现过账务差错，被群众称为红管家。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为了养活我们一家7口人，干活不惜力气，总是出工最多的一个。有一年秋季，生产队要从距离我们家20多里路的南山往回运荞麦，那时没有架子车，大牲口也不多，全凭人背。为了体现多劳多得，生产队规定往回背一斤荞麦一厘工。荞麦刚刚割下来，杆杆是湿的，背起来好重。父亲一次背了150斤荞麦，刚开始还不觉得重，路远了，越走越重，他就咬牙坚持，一路上歇了多次才到生产队的场里。就是这次背荞麦让父亲出了重力，一到家就累倒了，人走热了躺在冷炕上一缓，患上了感冒。父亲得了病没有钱治疗，在家躺了一个礼拜感冒才好，但是咳嗽却没有停下来，导致支气管感染，成了支气管哮喘病。每年立冬以后，父亲的支气管哮喘病就犯了，咳嗽喘气，吐脓痰，张大嘴巴呼吸，喉咙好像拉风箱一样，连说话也没有力气，但他为了我们，还是坚持出工。
　　 我从小体弱多病，刚刚会走就患了百日咳，吃了不少药都没有作用，刚刚会走的我又爬着走了。父亲听人说，用冰糖水泡红公鸡的苦胆吃，可以治疗百日咳。于是，父亲就走着去了千阳找卖烧鸡的人家。千阳距离我们家60多里路，父亲鸡叫起身，到九点多钟到了千阳，他给做烧鸡的人当下手杀鸡，拔毛，清洗，为的是得到四个鸡苦胆。卖烧鸡的主人见父亲诚实，就不要钱给了父亲四个鸡苦胆，就是这四个鸡苦胆治好了我的百日咳。
　　 文革期间，造反派批斗走资派，父亲正在患病卧床不起，也被造反派拉去批斗。我站在家门口，眼看着父亲被人掺走了，吓得大哭。我撵着他们，他们根本不理我的存在。到了会场，父亲被拉在走资派身边站着，父亲站不住，他们一丢手就倒，他们就喊我母亲在一边扶着。造反派说：“你们家那些多娃娃念书，你媳妇也经常有病，你说，贪污了多少公款？”父亲说：“公道自在人心，贪污不贪污不是你我说了算，你们可以叫人查账。”另一个造反派头头说：“滚下去，明天我们就组织人查账。”后来查完账，父亲管理的生产队会计账务没有问题，他也就没有再被批斗。生产队每年要在第二年春季搞收益决算，算头一年的收入支出结余账，给群众分红。父亲和队长们在一起算好各家的分红账，召开大会公布，我们家从来没有分过钱，都是短款户。我们家人多，上有老下有小，就是父母亲两个劳力，哥哥礼拜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干一整天也只有5分工，爷爷60多岁了，不给工分。我们年年短生产队口粮款，每到分红时间，别的娃娃都要去分红现场看热闹，代销店也在那里摆了水果糖、针头线脑，父母亲不让我们去，他们说看见人家娃娃有糖吃，我们流口水短精神。有一年，我听说在水保工地上搞决算，就和别的娃娃去看热闹，父亲看见我就说：“你来，今天有糖吃了，我们家分到了十块钱。”父亲花一角钱买了十个水果糖，给了我两个，其余装在兜里，他要给我们其他兄弟姐妹留着。我看见父亲笑了，笑的很开心。
　　 生产队的时候粮食短缺，钱短缺，买不起煤炭，烧锅做饭都用柴禾，我们在下午不去学校的时候，就和孩子们一起去地里拣庄稼根。每年秋季犁地以后，玉米茬茬，大麻茬茬都是我们必拣的柴禾。我和弟弟背上背篓，提上笼子，去拣柴禾。有一次我们贪玩，到太阳下山还没有拣满背篓，就没有回去，继续在月亮光照下拣柴禾。我们拣的正起劲，突然听到父亲喊我们的声音，我们赶忙答应。父亲说是天黑了，赶快往回走。我们答应着刚从地里出来，父亲就走到我们跟前了。父亲说是没有拣满背篓不要紧，太阳压山了就回来，我们操不下你们的心。
　　 我们家人多，有时候粮食不够吃，父亲就挖了拾边地栽高粱、种小麦。我们家的拾边地靠近磨渠，水利条件好，种什么成什么。有一年父亲下了烟苗，带着我和弟弟栽了旱烟，又把炕打了当粪土，让我和弟弟去上旱烟。刚刚浇过水的旱烟苗吃了粪土，黑油油的生长，到了采摘季节，旱烟长的齐人胸，叶叶好像小簸箕，又厚又油。父亲从南山扯回了葛条，从中间划开夹旱烟，夹好的旱烟挂在房檐地下晒干，拿到集市上去卖了买粮食，供我们上学。父亲种的旱烟叶子厚实，暗红，油份好，闻着香味浓，深受吃烟农民欢迎，一些人就到家里来买旱烟叶，所以，我们家的旱烟不愁买。正月二十日，八渡街道有山货会，父亲带着我，架子车上坐着爷爷去卖旱烟。到了会场，父亲选好位置摆开旱烟卖，爷爷领着我看热闹。这是解放前就形成的自由市场，每到这天，四路八斜的农民就带上自己的产品来交易。会场里人山人海，虽然没有唱戏，却很是热闹。中午我肚子饿了，父亲就给我和爷爷每人卖了一碗臊子面吃，而他却吃了一块干馍馍，跟人家要了一碗面汤喝了。那个时候的臊子面一碗才1角2分钱，2两粮票，可父亲自己却不舍得吃一碗臊子面，连一碗8分钱的素面也不吃。父亲不管去那里赶集，总是带着馍馍充饥，回到家才吃饭，他说为了娃娃能省就省。
　　 我10岁那年腊月，父亲要去叔叔家拉麦子，带着我做伴。我们天不亮就吃了饭，拉着架子车上路了。叔叔家在麻家台，距离我们家40多里路，父亲一到平的路段就让我坐在架子车上，上坡的时候我就帮忙推车。父亲说，我在后边推车他看不见我，不放心，就在车辕杆旁边拴了一根绳子，让我在前边拉。去麻家台能走架子车的路只有窑场沟，沟不宽，有十多米，两边都是高山。沟里有水，不大，但它不守规矩，沿着高山一会儿走这边，一会儿走那边。冬季的窑场沟水路上已经结冰，但没有封死，水流中间开河，人可以跳过去。这天阴冷，沟里风大，路上的冻土没有消解。山畔崖根出水的地方都结了厚厚的冰凌挂件，千奇百怪的好看。沟里的路被夏季的大水刮过，到处是石头、交河，有的地方已经无路可走了。到了断路的地方，父亲就把架子车竖起来，抗着过去。我们到叔叔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县上的小广播都响了。叔叔给我们装了两口袋麦子，吃过饭以后就往回走。回路下坡多，父亲就让我坐在粮食口袋上。到了窑场沟断路处，父亲把粮食口袋抗起来过去，一个粮食口袋有140多斤，父亲连架子车抗了三回。我看到父亲满脸是汗水，嘴里喘着粗气，我用衣袖给父亲擦汗，父亲说，这路和人生路一样，你就不知道那里有坷坎，有了坷坎必须想办法克服。我点着头称是。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都长大了，家里的经济也好了起来，父亲的哮喘病却没有治好。医生说没有专门治疗哮喘病的药品，只能维持。有一次我去西安，看到药店有一种治疗哮喘病的喷剂，就卖了一瓶给父亲喷。父亲用了说，喷到喉咙感觉好一点，过后又是那样。我就知道那个药品忽悠人，在也没有卖过。为了父亲的哮喘病，我们把多种偏方用过了，但都是白忙活了，父亲依然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父亲为了我们这个家，年轻的时候就弥患哮喘，一到冬天就被疾病折磨的要死，可他却和疾病做着斗争，每年都战胜了哮喘，迎来了春天。就在父亲77岁那年的冬天，他突然患了脑出血倒地，没有抢救过来走了，我想，他是去了天堂，在天堂依然保佑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