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牛鼻子
　　 当知青时,大队书记让我组织宣传队玩乡会。宣传队不到二十人，演员都是本村人。
　　 按道理,司鼓是文武场的指挥。我们宣传队没有司鼓，就是一个梆子，梆子是自制的。演员们用一块半尺长的槐木，中间掏个槽，便成为指挥文武场的家伙。这个梆子还是宣传队最鼎盛的时期制作的，以前只有两块板。打板子的是绰号牛鼻子的老演员，他若上场或有事，别的演员就打。反正谁有空都可以打。与其说是演员听板的节拍，倒不如说是板听演员唱的节奏，或者是打板的与唱戏的相互凑合，快等慢的，慢赶快的。
　　 宣传队里只有牛鼻子喜欢打板。你看他半蹲半坐在琴师跟前，两眼时而盯着场上，时而半眯着，感情全部进入戏中，两手仅机械地敲着。那板总是打得掉半拍，他是以自己唱的快慢节奏打的。演员们一起反映说，“牛鼻子打板总是打在演员的下巴颏上，叫人没法唱”。牛鼻子并不承认板跟不上，相反抱怨演员抢板。结果呢，演员们只顾自己唱，牛鼻子只管自己打自己的板，除非我能把牛鼻子换下来，别人他是不买帐的。
　　 别人也不愿意得罪他，因为他对宣传队特别热心，每次召集人组织宣传队的是他，找剧本子的是他，为了宣传队的声誉跟外村人争得脸红脖粗甚至骂大街动拳头的也是他，缺少道具找他想办法，演员闹闲气不来演戏也叫他去找，还有，宣传队的道具全归他保管。
　　 宣传队在外村演出，特别强调规矩，每个人都不得随随便便。记得一次打鼓的，因叼着香烟，香烟熏的那人停下一根鼓棰，拿下烟来换口气，结果挨了牛鼻子一脚。打鼓的虽痛得不高兴，但不敢吱声，只能翻翻白眼忍着。还有一次，某演员演戏不认真，台上配戏的牛鼻子假戏真做，啪啪就是几耳光，那位演员自知理亏，只能受着,争辩也是不行的,会受到大家谴责。宣传队出门在外，最讲究规矩，怕破坏了大队的名声。一些人挨了打，却并不想离开宣传队。一来是爱好，舍不得离开；二来是离开了怕村里人品论，人家会说：“你那么能，怎么被宣传队赶回家了？”面子上没发放。三来呢，参加宣传队，还能拿到工分，捞到打牙祭。
　　
　　 之二：瞎根柱
　　 瞎根柱姓郝，根柱是乳名。
　　 瞎根柱并不瞎,只不过眼里长了白翳,看人看物总是脒眯眼。那眼原本不大，双眼一眯，就像是用保险刀片在他那胖嘟嘟的倒萝卜型脸上划了两道小口子，故村人给他起个绰号：瞎根柱。瞎根柱眼睛不瞎，头倒是秃的，不过，是个稀毛秃。
　　 瞎根柱有三怪：一是从不刷牙，很少洗脸。整日黄卡卡饭垢顾齿；成天灰答答风尘挂面。手、脚、颈的灰大概有铜钱厚。二是一年四季难得烧锅。没有老婆，煎饼皆请他人烙的。葱、蒜、辣椒生卷煎饼中，尽可压饿解馋。渴了有井水，井水冬暖夏凉，不用烧，不用花钱，喝了甜丝丝的，何乐而不为。三是处事怪。比如说，“乡会”到外地演出，他总是跟着，不是演员，到处跟“乡会”跑，村里只有他一个。其他人也有跟“乡会”跑的，但没有一人像他那样始终如一，你说怪不怪？他跟“乡会”出门，从不闲着，不是帮助“乡会”提锣背鼓，就是帮演员看衣服或收拾道具。他热心帮助演员，演员也非常信任他。因为他从不偷别人东西。
　　 “乡会”打鼓多是一人所为，即鼓手用一根带子拴在鼓两边的铁环上，然后挂在脖后；再用两根细木棍夹扣在鼓两端，木棍后端用绳连好，支在鼓手腰间，人、绳、棍构成一个三角，这样就可以打鼓了。有时鼓手偷懒，就叫一个人在前面背着鼓当鼓架子，自己在后边打。当鼓架子是有点累的，一来鼓很重，二来腰不可直，直则无法击鼓。一场鼓打下来大约需要个把两个小时，鼓架子当然累得腰酸背痛。谁也不想当鼓架子，因为鼓架子不能炫耀自己，出风头的只能是鼓手，可是，瞎根柱常干，而且是主动干的。
　　 “乡会”白天出场，人家招待的是香烟糖果，按理说，见面一份，天经地义，瞎根柱却从来不要。他欢喜吃老烟叶，说抽“白杆”不过瘾，糖果他更不沾了，因为那是给女演员的，他不在“编”，又不是女的，怎能要糖呢？真要是收下的话，说不定人家就不要他来了，他怕“乡会”不要他跟着。
　　 “乡会”晚上演出，地方招待的是猪肉白菜大米饭，有时也吃煎饼或“朝牌”（烘炉烤出来的面饼，因样似古代官员上朝时抱的笏板，故称朝牌），在学“大寨”年代，能吃上白米饭红烧肉，那是一种福分。一年难得遇上几次，谁碰到能不馋呢？瞎根柱却不然，人演戏时，他默默无言地前后照看着；人吃饭时，他却悄无声息地躲到了一边。开始有人虚情假意叫他，那是因为他是个“编外”，叫，是个礼。后来见他卖力地为“乡会”办事，就真心请他，拉他，拖他，他仍不去。最后只能是瞎子放牛——随他去。
　　 瞎根柱跟“乡会”出门不吃请，在家帮人干活也是这样，当然，不是任何人他都帮的。他只要认为你这个人心眼平托，善良，或是你家劳力少，有困难，他才帮干。耪地，割麦，送肥，是重活他都来。活干过后，任你怎样留，他都不去。有些人家过意不去，就偷偷送点煎饼、盐豆、咸菜给他。他不知道谁送的，也只好收了。
　　 家乡人都说瞎根柱：憨。
　　
　　 之三：疤眼子
　　 他右眼有个小疤，但疤得不厉害，只是从上眼皮上坠下来一颗米粒大小的肉瘤。他大名叫宗进友，别人背后，——甚至当面都叫他“眼子”或“老疤”。
　　 他是宣传队里的主力演员，而且是两栖演员，反正角都能演。不过,他多数被安排演老头，充当“老生”角色.,他的嗓音淳朴苍劲，圆湛深厚，吐字很有力，做功很细腻，唱腔婉转悠扬，但略带伤感。出场前，一句导板能压锝满场肃静。当时各大队的“乡会”里能找到他这样唱做功具佳的演员还不太多。我们“乡会”在当地能够走红，他是有一定功劳的。
　　 “眼子”弟兄俩，老大是个梁上君子，两次出入洪泽湖劳改农场，嫂子是跑来的。原来男人拿她不当人，宗老大视其为掌上明珠，一气之下，女人便跟了过来。男方后来也找过几次，女人死活不回去，只得作罢。后与宗老大接连生了一闺女一儿，宗老大去洪泽湖十余春秋，她便带着两个孩子在家苦守岁月，多亏了“眼子”。一娘生九等，等等不一。老大是老大，“眼子”是“眼子”。他不偷不抢，凭苦力吃饭。扒青筐，拾破烂，收酒瓶，贩鲜鱼，甚至卖过辣糊汤，因为嗓门好，人活络，穿街走巷，入市赶集，生意倒也红火，一年也能落个千儿八百的。“眼子”没有老婆孩子，赚钱回来，便贴补嫂子和侄女侄儿几百元，剩下的就去赌场。但往往赢少输多。“眼子”说，他不能赢老少爷们钱，他们那点钱全是从鸡屁眼里土坷头里抠出来的。自己虽是穷光蛋，但钱来的要比他们容易得多，所以输就输点，输了高兴，人总归得讲点义气，还能什么钱都想挣吗？
　　 “眼子”在城里是窝居在一个朋友的小棚里，凡遇到家乡来人，总要拖来喝两盅，一碟花生米，一盘豆腐，东西虽少，人很热情。他挣不到多钱，多了钱他也留不住。属他口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能够混得就行，何必为一点蝇头小利跟人争得脸红脖子粗。
　　 “眼子”活得很乐观，晚上没事时，便合同屋朋友侃故事，荤荤素素都有，时不时还唱唱柳琴戏，当然，那时他过去唱的样板戏。他说，样板戏真还怪有味呢。他说他真想过去的“乡会”，若有钱，在家乡一定办个“乡会”班子，让老少爷们乐合乐合。
　　 他的理想能实现吗？
　　
　　 之四：军师爷
　　 文革期间,我们大队宣传队刚组建时,乐队是个“光杆司令”,只有一把二胡。拉二胡的是我的本家，也是我姨奶家的女婿。解放前他家组过京戏班子，所以他特擅长拉京胡。他不识简谱，更谈不上五线谱，只知道用手指表示宫、徵、角、商。
　　 那时家乡只有他一人会拉二胡，因此，宣传队里不能没有他，演出场场也少不了他。他二胡拉得并不怎样，但吹得玄乎。他说他什么都会拉，只要你能唱，他就能给你配音。起初，别人不服，他就让当场试验。我们乱唱一通，他果能配上。看我们露出钦佩之情时，吹得更玄乎。他说他拉二胡，不要坐着，走也能拉。别人又不服，再试。于是，他将二胡抵在腰间，边走边拉。虽然拉得有点断断续续，但却能合拍。众人只得五体投地，赞其技高一筹，不愧为“军师”。
　　 我喊他二叔，除了看他举止仔仔板板、文文静静、不紧不慢，长相像古时的孔明军师外，别的并未看他有什么军师的本领，家乡人为何这样称呼他“军师”或“军师爷”，未曾探究过，也不想探究。“军师爷”拉二胡并不出名，——虽然他自己吹嘘方圆百里没人超过他拉二胡的。真正出名的而且大出风头的是大闹县革命委员会。
　　 那是1969年的下半年，县里派基本路线教育宣传队偕军宣队及公社宣传队（这些宣传队不是文艺演出队，而是“整人”队），气势汹汹开进故乡搞“一打三反”。他们说是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是搞大队书记和我父亲（贫协主席）。大多数老百姓对县里来人不服，但敢怒不敢言，独“军师爷”挺身而出。他和另一个“认死理”的老实鬼，竟闯到县革命委员会大院里，同县革会的头头论起理来。他要替大队书记和我父亲说理，问县革会还有没有真理，为什么好坏人不分，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县革会查他们三代，找不出什么毛病，只能陪个笑脸劝他们回家。
　　 这事传到故乡，谁不为“军师爷”的举动喝彩？实际上“军师爷”平时同大队书记和我父亲的关系并不密切，他看不惯县宣队的做法，只想争个理。他是露脸了，大队书记和我父亲却是雪上加霜，县革会把他们的行动看作是大队书记和我父亲的指使，所以又给父亲他们多扣上一顶帽子——“走资派还在走”。这些，“军师爷”当然不知道。
　　 “军师爷”晚年嗜赌。一次将卖猪钱输尽，——那可是家中的全部收入。他妻子我姨姑一气二憋，喝了农药，弃他和两个儿子而去。他很后悔，因为两儿尚未成亲，他又做爹又做娘，日子甚苦，故常思念妻子。一次别人骗他说：“军师爷，你要想见军师娘，并不难，只要半夜将鞋放在头上，赤脚去坟前跪守，准能见到。”他果真赤脚走几里路到妻子坟前跪守，连去几夜，不见妻子灵魂，说别人骗他。别人又戏他说：“是你心不诚，所以才见不到。军师娘心里太屈，你不多去几趟怎么行呢？”他信以为真，又去。后来别人戏问他见到没有，他对别人说：“见到了，见到了，孩子他娘看我心诚，保佑我将来过好日子呢。”
　　 说见到妻子当然是骗人的，不过，他现在的确过得不错，两儿已娶妻生子．家里也盖起五间大瓦房。他居中，儿分左右。——当然，那是劳动所得。
　　
　　 之五：秃表大
　　 “我们”这个词很普通，谁都会用。现在家乡人用这个词，谁也不会说“洋”。
　　 可是，要是在六七十年代，或在这之前，口头中使用这个词的话，人家背后肯定要指你脊梁骨。尽管这样，那个时候，家乡仍有两个人张口闭口说“我们”的。他们一老一少：少的是魏庄的郝万痛，此人曾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老的则是何巷的秃表大何培干。
　　 表大，是指表大爷。秃，可以想像这位表大爷头上亮堂。虽然表大爷是个稀毛秃，但他很护丑，所以，一年四季总是戴个帽子，那帽子当然是干部帽。据说秃表大过去拉过游击，也有说干过八路的，不管怎样说，在家乡也算一个有功之臣。解放后，秃表大管行，现在称市场。他整日在集市中转来转去，身着中山服，头戴干部帽，他个头虽然瘦小，但走路倒是挺胸昂首，颇有大将风度。他管行认真负责，倒也令那些整泥响捏泥罐贩鸡卖菜的不敢小瞧。
　　 “我们”是秃表大的口头禅。动辄就是“我们”这，“我们”那。家乡人称“我”为“俺”，所以曾讥讽他说洋话：“哎，你‘门’在哪儿？”把“们”说成“门”，是有意让秃表大难堪。不过，他不在乎。因为那时在沭河东拉游击时，共产党的干部都说“我们”（本地干部不说），秃表大在河东干过，所以也说“我们”。他认为说“我们”是革命的象征，所以回家后他仍旧把“我们”说下去，并按“我们”的标准做人做事。
　　 我父亲解放初期是小乡干部，一次分配秃表大本家弟弟做事，他弟弟不仅不干，反而骂人且动手。秃表大二话没说，跑到乡里把治安股长带来，将其弟弟捆绑带走。他愤愤地说：“真想翻天了，竟敢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治你，你不知道我们共产党的厉害！”秃表大就是这样的人，久而久之，人们听惯了，看惯了，也就接受了。有些事就是如此，开始出现时，总有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看不惯。你真正坚持下去了，继续走你的路，他们也就接受了。
　　 把秃表大列为“乡会”人物，实际上并不太确切。若列的话，他也只能算个“编外”人物，他不参加演出，不照看前后台，但每天排戏他都来，时不时地也指点指点，尽管那指点并不一定在行。
　　 排节目总有武打场面，我们不懂得打斗技巧，只能瞎造胡编，认为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就行。可是，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才看热闹。为让人看出点门道，显露显露我们宣传队的正宗和威力，秃表大便自告奋勇地教我们练剑。他当时使的是七星剑。他说：“演戏该使工架剑，一招一式，我们要端端正正，要心动形随，气脉不断。要形断意连，势断气连。要击则断石，刺则入金。”他还说他会行、绵、醉剑。并说,各剑有各剑的特点。诸如行剑，要多走势，少停势，行入流水，畅通无滞；绵剑要柔和蕴藉，缓缓不绝，自始至终，连绵相属；醉剑要奔放若醉，乍徐还疾，忽往复收，形如醉酒。秃表大谈起各种剑来，头头是道，不过，我们没看他耍过后几回剑，也许他本来就不会，或者是他会了也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