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奏笙歌伤逝水，应从鼙鼓问消息。”这是家父生前最喜爱的诗句，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父亲出生于山东济宁府一书香门第。受“读书志在圣贤”之传习，自幼喜读诗书，志存高远。但未及弱冠之年，却遭逢抗战：日寇的铁蹄踏过了黄河，直驱山东省会济南。怀着一腔“甘愿流亡他乡而不愿坐当亡国奴”的爱国情，年仅15岁的他，便跟几个在济宁搞“抗敌后援会”的“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一起，夤夜出走，投奔了举校西迁的山东联中。几千学生一个个肩扛被卷，脚着草鞋，徒步千里，艰难跋涉于冰雪途中。经过近乎半年的颠沛流离，终至四川绵阳（至此，山东联中也更名为国立六中）。”（见家父遗作《教学生涯四十年》）。
　　 当年的国立中学是国民政府的应急举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救亡图存，保护中国文化命脉，国民政府将沦陷区的大学、中学内迁至大后方，进驻深山古寺中。至1943年，教育部先后创办国立中学33所，国立师范学校12所，国立职业学校7所，国立各边疆学校18所。由于学生皆是背井离乡，大多无依无靠，所以全部享受公费，由国家供给食宿直到毕业。
　　 在国难当头，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尽管住茅屋，点油灯，喝稀粥，穿褛褴；莘莘学子们仍甘之如饴，奋力苦读。父亲亦不负家国厚望，“金榜两提其名”——始则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继则为中央大学政治系所录取。
　　 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所救护的学生总数约二十万以上。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两弹元勋邓稼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诗人贺敬之、郭小川等，当年都曾就读于国立中学。
　　 抚今追昔，不禁甚为感慨：较之粗缯大布裹生涯的战时学子，当今后生可谓锦衣玉食嘉年华也；但，生活条件如此优越，何以反倒出不了顶尖人才——而今的青年才俊，有几人可与国立中学培养出的一代宗师比肩？
　　 此问暂不深究；还是回到本文的主题“不奏笙歌伤逝水，应从鼙鼓问消息”。
　　 如前所述，当年国立中学的学子，战后多成为国之栋梁；尤其令人感喟的是，老先生们在耄耋之年也一如既往。不妨再以家父为例：
　　 父亲退休时（1988）已年近古稀，正值改革开放大潮涌起。为讴歌时代，振兴中华；父亲以自己的退休金为铺垫，白手起家，成立了“歌乐吟社”。汇聚了从耄耋之年的学界名流，到大中学生，及至在职职工众多山城咏者。大家喜迎复兴，群情高涨；截至父亲逝世的1998年，共出版了十一期诗刊，不仅广受山城诗歌爱好者的好评，在国内乃至海外也多有应和。
　　 今天，当我轻点鼠标，漫游于文学网站；闲敲微信，漫话于群聊之时，想起父亲二十年前“办社”之情景，不由感至汗颜：在前网络时代，诗社的运筹，诗刊的发行，全靠父亲和另两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亲躬亲力，托钵化缘，却也能办得红红火火，日新月异；而今，吾侪的身体力行……，唉，又相去何远！
　　 “铁肩肩道义，妙手著文章。”写至此，一位位学界泰斗亦如明星般耀然眼前：
　　 105岁的杨绛先生（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研究家，钱钟书夫人）。
　　 89岁的资中均先生（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
　　 ……诸位前辈于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虽学富五车，仍皓首穷经。其爱国爱家爱子孙的肺腑之言，更感动着万千国人。
　　 写至此，吾侪不禁要叹如颜渊：“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遂欲从之，末由也已。”吾辈该怎样（是否也愿意）向历经抗战洗礼的前辈看齐？我们当中又能出几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时代精英？
　　 诚然，我等“老三届”们曾于青春期遭受过史无前例的辍学浩劫；借邓公恢复高考的强劲东风，吾辈也曾于而立之年成为振兴中华的中流砥柱；但，而今，年至古稀，扪心自问，吾辈是否亦能与历经抗战洗礼的老前辈比肩？
　　 “不奏笙歌伤逝水，应从鼙鼓问消息”。
　　 这“逝水”当指已被时代潮流席卷而去的文革。“离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吾辈既不必再跺足捶胸，自怜自哀；亦无需总自赞自颂，笙歌不绝。
　　 而这“鼙鼓”当指传承千年，光照日月的著述经典。“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吾辈，且不言在职期间往往无暇顾及，便是退休后，能静心阅读的又有几人？自己腹中空空，又如何能远瞩高瞻？
　　 唉，人至晚年，能自理自立，健康生活已属不易；倘若还能“不奏笙歌伤逝水”，更不失为宽心养生之策。正如许多乐山乐水，乐歌乐舞的兄弟姐妹之首选。
　　 但，多余的话，抗战洗礼了一代，文革造就了另一代——这也是时代所为，或也（果真）非个人意志所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