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阮籍传》是唐人房玄龄所写。为现存记录阮籍事迹最早的专著。其中记述了阮籍的三次大哭，分别如下：
　　 其一：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其二：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其三：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对此“三哭”，后人多有议论，普遍的看法是，阮籍不拘礼法，不拘形式，想哭就哭，想止就止，行为怪异，做事随意，其举止是凡夫俗子所难以揣测的。阮籍的哭是他真纯、坦荡、狷狂的个性使然。这种看法其实比较粗浅，是经不起细究的。在我看来，阮籍三哭，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且极具深意。这三声哭颇有一种“隔山打牛”的声响效果，是阮籍把自己的腹谤化作号淘大哭，来表达对当时社会的绝望之情。他的号哭不亚于三支林间响箭，其隐喻和象征意味都非常浓烈。
　　 现在，我们先来分析阮籍哭母。
　　 我以为，阮籍既是哭母恩，哭亲情，哭生离死别，哭“子欲养而亲不在”；更是哭群丑当道，普天之大，竟让他找不到可以效忠的明主。母亲在时，作为儒学家世的阮籍，尚可把母亲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作为头顶上的天，来孝顺奉养。而母亲一朝死去，他的行为就失去了轴心，以后在世上，他的所作所为已不再有任何意义。所以他才会哭得那么凶，以致差一点把小命都哭掉了。
　　 为什么这么说？且容我详细分析。
　　 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但去世甚早。阮籍是由母亲和叔父抚养成人的。汉末时局虽乱，但思想仍以儒学为尊，所以“建安七子”的诗文中几乎都充满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哲学光芒。阮籍的叔父也以儒学起家，在当时颇有才名。由此可以推断，阮籍小时候应该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我们当然不必怀疑他对自己母亲的深厚感情。问题是，这种感情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太奇特了一点？只号哭两声，就哭得差点吐血而亡。按儒家学说，丧事之哀，也应该有礼有节。阮籍的母亲并非暴病身亡，她的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在她死之前很久，阮籍就应该有了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如果说悲伤，他早就悲伤够了。母亲死后，他最为孝顺的方式应该是带着悲伤给母亲操办一场得体的丧礼，送母亲上路，而不是这样饮酒四斗，大号两声，吐血数升，弄得差点成了母亲的陪葬品。
　　 当然，阮籍的头脑中不单独只有儒家思想。时局动荡，政治黑暗，让长大成人后的阮籍，喜欢上了《庄》《老》，有时也会对自己尊从的儒家礼法嗤之以鼻。当时阮籍所属的“竹林七贤”其实是中国文人最大的矛盾体。我们不妨把阮籍母亲的这场葬礼理解成“老庄”式的。就像庄子亡妻击盆而歌一样，阮籍他也完全可以在母丧期间，对其他一切事情不管不顾，长时间沉浸在自己的悲恸中，哭得忘乎所以，哭得惊天动地。
　　 事实上呢，他并不是这样的。
　　 初闻母亲死了，阮籍正与人下棋赌博。对方要求和棋，阮籍不肯，硬要把一盘棋下完才罢休。凡是下过围棋的人都知道，围棋这东西靠的是逻辑思维，根本容不得分神。一旦分神，算路不清，翻云覆雨间，丢城失地，败局便定。阮籍既然坚持要接着下，说明母亲的死对他的打击并不是致命的。母亲的死只是一种常态。母亲老了，病了，归期可计。所以就算得知噩耗，阮籍仍泰然不惊。
　　 阮籍除了著名的“三哭”外，还有一种表情被后人津津乐道，那便是他的“青白眼”。而这种表情的产生地，居然是在他母亲的灵柩前。来吊唁的人，凡是他喜欢的，他就以青眼待之，设以酒肉；不喜欢的，他就以白眼对之，一副视而不见的架式。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母丧期间，阮籍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到悲恸之中，而是在悲伤之余，仍以理性的态度，凭自己的喜好，给时人时事，分门别类。
　　 另据史载，葬母不久，阮籍就与他的狐朋诗友，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礼法之士状告皇帝，要司马皇帝以不孝罪治他。皇帝不想惹这个麻烦，就说阮籍在母丧时又是号哭，又是吐血，形销骨毁，吃点酒肉滋补一下，也没有什么。
　　 这个典故进一步说明了母亲的死，对阮籍的打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摧枯拉朽”，这就是说，他吐的那数升血中，除悲母之外，还另有别情。这种别情，就是由母丧想到了人生的虚无，理想的破灭，自己满腹经纬，却无明主可倚。“修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儒家弟子的理想境界。豺狼当道，鼠辈横行，阮籍“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破灭了，剩下的，只有“修家”一项。什么叫“修家”？简而言之，就是孝顺父母，光宗耀祖。可随着父母的死去，阮籍赖以苟活的理由都没有了。如果他继续活着，根本上可以等同于一具行尸走肉。
　　 “竹林七贤”也就是当时社会所谓的“名士”。一提起名士，我们立刻会想起这么一些词来：“不拘礼法，不言朝政，扪虱玄谈，寄情山水，放浪形骸。”殊不知这“竹林七贤”有好几个是“建安七子”之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属儒学世家，年少时，几乎每个人都胸藏丘壑，心怀抱负。《晋书·阮籍传》就说阮籍“志气宏放”、“有济世志”，是那些“弑君如杀鸡”的军阀弄得白骨千里，民不聊生，政局朝不保夕，才让阮籍绝了“入世”之心，只能作“苟活性命于乱世”之想。
　　 而他们之所以要作贱礼法，并不是性格使然，完全属于赌气的作法。跟谁赌气？跟当局赌气。你们窃国弑君、夺城掠地、杀人如麻，仍然要以“礼法”的面孔自居。那么，就让我们以反礼法的面目出现吧。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曾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这种看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名士的心态。另外，名士这种不拘礼法的做派，也可以将自己伪装成化外之人，来作为抵抗当局“征辟”的盾牌。
　　 《晋书·阮籍传》中，阮籍几乎一直活在做官辞官的怪圈之中，虽然有些时候，他做官是迫于无奈、无法推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但也有些时候，他做官还是想有所作为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登高临远，察形观势，胸怀山川，无非是想干成一番大事业。可一旦深入政坛，他马上发现官场之黑暗腐败，政客之贪婪凶残，远非自己所能想象的。于是又默然而退。
　　 阮籍一直在期盼一个明主、一方青天，能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才华得以施展，但直到公元263年他死，时代都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理解了“阮籍哭母”的深意后，其他“二哭”的喻意也就迎刃而解了。
　　 兵家的女儿既有才华，又有美貌，但还没出嫁就死了。阮籍不认识她的父兄，却莫名其妙前往哭丧，把心中的哀伤哭尽之后，才自个儿返回家。《晋书》的作者房玄龄是这么评价的这件事的：“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可事实上，一个无论多坦荡真淳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荒唐的举动来吧？那么阮籍这种狷狂的举动，除了千年之后贾宝玉似的痴情外，还有别的喻意吗？
　　 当然有。阮籍为什么要为兵家之女而哭？一是此女有才貌，二是此女未嫁而亡。可以说，这两条理由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如果兵家之女有才貌，但已作人妇；或者兵家未嫁而亡，而才貌平平，都不会吸引阮籍前去哭丧。阮籍明地里是哭兵家女，暗地里哭的却是他自己。兵家之女既有才又有貌，还没等到慧眼识珠的情郎，便香消玉殁。而阮氏自己同样才德兼备，却一直流光空耗，等不到可以报效的明主。而光阴飞逝，韶华飞渡，人生这东西就像春花般短暂，兵家女的夭折，不就是明例吗？阮籍感同身受，自然会号淘大哭。这哭一是可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二是也可以用这个事例来加强世人对自己“不拘礼法”的印象。
　　 阮籍生于公元209年，其时是曹家父子天下。曹丕与建安七子交情颇深，阮籍的父亲阮瑀曾做过魏国的丞相掾。阮瑀死后，曹丕怜其妻孤子弱，曾令王粲作《寡妇赋》，并多次给阮家以周济。很多学者由此推断，阮籍后来之所以不愿与司马氏合作，是他感念曹氏的恩德，并认为曹魏才是阮籍理想的政治舞台。事实上，从《晋书》看，这一点是值得推敲的。阮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这是阮籍第一次亮相于社会舞台。这次相见的时间，据史学家考究，为公元215年，此时阮籍才十六岁。而后直到公元242年，“太尉蒋济辟阮籍”，阮籍才第一次入仕。此时他已三十三岁了。如果他真的认定曹魏是实现他政治抱负的理想舞台，那么少年成名的他就不会让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几年空耗掉。
　　 从“与王昶见不开一言”到被迫做了太尉蒋济手下的一名小史，这十几年应该是阮籍思想由儒家向“庄老”转变的时期。表现在以后的言行上，就会呈现出某种人格分裂的症状。比如《晋书》一会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一会又说他“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一会说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一会又说他“能为青白眼”；一会说阮籍“不与世事”，一会又说他“求为步兵校尉”。言行简直乖张谬悖至极，用句俗话来说，简直一天一个主意。让人们搞不清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其实从根子上讲，是阮籍头脑中的儒家思想和庄老哲学在针锋相对。也是阮籍在“入世”和“出世”间犹豫的具体表现。“入世”的阮籍是圆滑型的、变通型的、亦步亦趋型的。而“出世”的阮籍则是耿直型的、狂妄型的、愤世嫉俗型的。
　　 应该说，阮籍是当时软弱文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那个草菅人命的时代，阮籍要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必将学会变通与圆滑，掌握与世间邪魔歪道斡旋的手段，小范围内牺牲自己外表的清洁，以保全内心深处绝对的高贵。生逢乱世，阮籍大部分时间是戴了假面具的。而这种假面具戴得都有点喘不过气来，所以偶尔他会来一次神经短路，譬如“忽忘形骸”、“为青白眼”、“号哭”等等。
　　 如果把阮籍比喻成一只伏卧在草丛中静待时日的狮子，那么他种种“狷狂”的言行，都是这只狮子因几十年等不到“猎物”所表现出的“抓狂”之举。阮籍只活了五十四岁，就死掉了。一生除了留下八十二首咏怀诗外，其它毫无作为。其简短而苍白的人生轨迹，比起过早夭折的兵家之女也好不了多少。也许在阮籍为兵家女哭泣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才华一生只能注定在岁月的幽炉里空焚。
　　 阮籍“穷途之哭”的喻意比前“二哭”更为明显。此哭被后世好多文人所引申。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句，是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在《藤王阁序》中写的：“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千古以来，失意文人每每吟咏此句，常惆怅满怀、清泪满面。
　　 恨天低，大鹏有志愁难展。“山道之穷”让阮籍很自然地想到了“仕途之穷”，驾车出门，不管东西南北，总有无路之时；而一生历经数位强权者，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投效的明主。理想就像一棵被巨石压住的草芽，竟找不到一点冒尖的空隙，此时不哭，更待何时？
　　 都说乱世造英雄，阮籍的一生看起来机会多多，但他却像一只被关在玻璃房里的蜜蜂，四面八方都有亮光，但当他朝四面八方飞去时，四面八方传来的却是砰砰砰的碰壁声。
　　 阮籍人生的真正悲剧在于：内心的高洁容不下当时社会的污秽。如果他能真正做到逐波随流，那么他有的是官当，甚至还能成为皇帝的姻亲。文帝司马昭当初曾求婚于阮籍，想让阮籍的女儿嫁给武帝司马炎。可阮籍故意大醉六十天，让文帝司马昭派去人没有跟他说话的机会，才不得不止了这种念想。
　　 酒是阮籍的朋友，既是他的软武器，又是他的伪装道具，一碰到难以解决的尴尬局面，他就将自己喝醉，让对手莫可奈何。可以说，阮籍烂醉之时，也是他最为清醒、心机最缜密的时候。阮籍不是醉于性情，而是醉于谋略。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乱世中保全自己。但这种和稀泥式的“武器”毕竟当不得长久之用。到了司马昭假心假意，辞让九赐之封的时候，公卿要辅助他登帝位，请阮籍起草《劝进书》，阮籍看不惯这种伎俩，便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以为可以像上次拒绝联姻一样逃过这一关。可上次的联姻对司马氏而言，并不是太重要，派下来的使者来一下见他醉了，就告辞了。待他再来时，阮籍有时间重新喝醉。可这一回，事关重大，非同小可。使者见阮籍醉了，就一直待在他家里等候。阮籍酒醒之时，见家里站满了使者，没有办法，他只好挥笔草就。由于太有才华了，违心之话也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劝进书》写得“辞甚清壮”，被当时的人们所器重。
　　 阮籍是当时名士的代表人物，此文一出，便为司马昭谋取帝位扫清了舆论障碍，司马昭的阴谋很快就得逞了。可以说，这篇《劝进书》是阮籍人生中最大的污点，阮籍高洁的心灵容不下自己的这个污点，写完此文几个月后，便郁郁而死。而他的意味深长的“三哭”却在历史的横梁上久久缭绕，千百年来都没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