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牌楼热闹异常。一年忙到头，农民兄弟终于能够闲下来，痛痛快快地喝两碗腊八粥。老一辈牌楼人很重视腊八，腊八这天，一家之主照例要起早上一趟破罡街，称一刀肉，买一截藕，做“糖烧”。“糖烧”是牌楼人逢年过节必备的大菜，平时吃不到的，肉肥而不腻，藕入嘴即化，那一份软糯而绵长的本味，让人久久难忘。过了腊八，北雁南归，学校要放寒假了。那时候的寒假是真正的寒假，河面刚刚浮出一层冰，学校就贴出了提前考试提前放假的大红通知。我们聚在公告栏下面欢呼雀跃，没有人担心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寒假作业很少，不到开学前几天，没有人会主动做作业、拿书包。不做寒假作业的也大有人在，老师很少责罚，也不会告诉家长。
　　 “大人望插田，小孩盼过年。”孩子们对过年的盼望，还真不是糖烧之类的大菜，而是那些平时很难吃到的小零食，平时不太可能添置的新衣服。平时很难吃到的小零食其实也只有几样，最令我们垂涎的是麦芽糖。在牌楼，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这天（中国南北方过小年的时间不一样，北方一般过腊月二十三，南方一般过腊月二十四，还有腊月二十五过小年的，古时有“官三民四船五”的说法），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王爷，“送灶王爷上天”，期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牌楼人祭祀向以男丁为主，忙碌的主妇可以见缝插针，抽空干些别的事，唯独祭拜灶王爷，主妇需要全程参与，不可或缺。天刚擦黑，父亲便将吃饭的桌子抬到室外，上面依次摆好祭祀的碗筷，而后郑重其事地烧纸，焚香。鞭炮响起来了，母亲小心翼翼地点燃灶王爷的纸像，火舌慢慢舔上来，母亲的手轻轻一扬，“灶王爷，上天咯。”这时候的母亲总是神采奕奕的，系着一条瓦蓝色的围裙，笑容可掬的样子，仿佛储藏了一年的心事，灶王爷都已经恩准了。
　　 “家家户户买麦糖，小年晚上祭灶王。大大妈妈跪地拜，求得好话奏天堂。”（“大”是爹的俗字，大江南北均有此方言，含义不一样，读音也不同。在安庆地区，“大大”是父亲的意思）祭灶王要备三个碗，一碗白煮鱼，一碗白煮肉，一碗却是麦芽糖。鱼和肉都可以换成别的，麦芽糖必不可少。祭灶王爷为什么要用麦芽糖呢？母亲说，麦芽糖能让灶王爷的嘴巴甜一点，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中的坏事了。祭完灶王爷，鱼和肉要在灶台上搁一晚，这是祭灶的一道重要程序，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仪式。第二天一早，天麻麻亮，母亲就起床了，添柴，烧水，擦拭灶台，洗锅、刷碗、烫筷子。对于灶台来说，新的一年是从祭过灶王爷也就是腊月二十四这天开始的，灶台不能像孩子们一样“过新年穿新衣”，但一层不染总还是要的。洗完刷好，门前已经响起了脚踩霜冻的声音，吱，吱，吱，上街采年货的人已经出门了。等我们一个个钻出热被窝，母亲已经下好了一锅挂面，重新烧好了祭灶王爷的鱼和肉。灶王爷享用过的鱼和肉，对大人孩子来说都是福佑。祭祀过的麦芽糖倒没有禁忌，母亲会当场收起一大半，剩下的七八颗，母亲连碗一起端给我。
　　 甜，是世界各族人民都很喜欢的味道，因为甜能唤起人的愉悦感。就日常生活经验而言，甜味主要来源于各种“糖”。但“糖”这个字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算早，始见于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那更早的古人吃“糖”吗？吃，“饴”这个字，就是古人吃的一种糖。《说文解字》：“饴米糪煎也”。在古代，饴，主要指的是麦芽糖的制成品，植物种子发芽时一般会产生出糖化酵素，从而把淀粉水解成麦芽糖。麦芽糖不太容易结晶，但很容易制成胶装物质。它是古人最早制作出来的甜味剂。古人对麦芽糖产品的利用，早从三千年前的《诗经》中就可以看到端倪，比如“周原朊朊，堇荼如饴”，意思是说，周原这块土地多么肥美啊，像堇荼这样的苦菜也能长得糖那样甜。在大约成书于战国的《尚书》（又称《书经》）中又有“稼穑作甘”的话，意思是耕作、收获的谷物可制取味甜的“饧”（饧是指稍硬一点的饴），可见时人已经掌握了以淀粉制糖的方法。从当时的资料中还可以获知，各阶层的人都爱吃糖，“含饴弄孙”就是东汉章帝时期马皇后的人生理想。到了贾思勰的北魏时期，麦芽糖的制法已经很成熟了，工艺和现在相差无几。明末农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绘有多幅《制糖图》，记录了中国明代以前利用糖车和瓦溜进行“泥浆脱色法”制糖的技术，图中一位老者微微佝着腰，低着头，正在忙碌，可见早在明代以前，民间已经有了技艺纯熟的制糖艺人，也有了专门制糖的小作坊。
　　 “月光光，秀才郎，马来等，轿来扛；骑白马，过莲塘，我家有个好儿郎；好儿郎来好儿郎，不愁吃来不愁穿，一年四季麦芽糖……”麦芽糖，多么稀罕啊！母亲们的愿望现实而简单，最滋润的生活，就是能一年四季吃上麦芽糖。那还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吃饱、吃好，依旧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准则，甚至是许多人一生的梦想。杏枝大娘劳苦一生，节衣缩食，一天经常只吃两顿，临死前，悬着一口气，抓着老伴的手久久不放，“麦芽糖，麦芽糖……”念了大半个晚上。又不是腊月，哪里有麦芽糖呢？老伴热泪横流，想着法子哄她。
　　 天麻麻亮，喜凤送来了一小块冰糖。
　　 杏枝大娘是笑着走的，神态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喜凤是齐家的媳妇，圆脸，爱笑，话少，手巧。她做的虎头鞋很受欢迎，孩子还在肚子里呢，母亲就上门预定了，老一辈牌楼人的说法，新生儿穿虎头鞋，“走路稳，能辟邪”。她听了只是笑，默默接过母亲揣来的碎布，又摸摸母亲腆起的肚子，幽幽地说，“和我那会不一样呢，你这肯定是儿子……”老人也喜欢她的虎头鞋，压在箱底，“虎头鞋养脚，我留着，以后上路……”老人嘴里的“上路”都是特指，是寿终正寝的另一种说法，这个特指云淡风轻，弥合了死亡的阴影和悲伤。她听了也只是笑，捏着老人的手客客气气地送出门，老人带来的布料啊线脑啊，她说什么也不肯收。
　　 喜凤成了媳妇们的榜样，她太讨人喜欢了，不惹事，不张扬。谁能想到呢？她还会熬糖稀，做麦芽糖。牌楼会做麦芽糖的只有五六个人，论手艺，谁也比不上她。她做的麦芽糖拉丝一般软滑，黏黏的，含在嘴里，有一股麦芽的淡淡的甜味，顺着喉咙慢慢咽下去，唇齿留香，余味绵长。令大家心服口服的是，其他人只能做椭圆形的冻米糖，正方形的冻米糖，长方形的冻米糖，只有她能将冻米糖做成猫、狗和猪的形状，还树着两只机警的耳朵，活灵活现，就要跑过来的样子。那是一个“打弹珠”“滚铁环”“打宝”“斗鸡”风行的年代，这些栩栩如生的冻米糖，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孩子们对于玩具的想象。孩子想吃喜凤的麦芽糖，母亲只好抱着小麦和糯米，请喜凤帮忙。喜凤几乎从不推辞，她笑眯眯地接过原材料，轻言细语地说，我尽快啊。想快也快不了啊，她只有一双手，而做麦芽糖的工序，一道也省不了。
　　 做麦芽糖，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腊月里的喜凤，是全牌楼最忙的人。她要将家家户户送来的小麦浸泡一夜，沥干，然后就是每天淋水等待发芽。三天后（时间长短与温度有关），麦芽就能长到两厘米长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节点，为了这个节点，喜凤经常睡不安生。她经常凌晨起床，赶在小麦长出真叶之前，将糯米浸泡几个小时，煮熟，然后再在石臼里，捣烂出芽的小麦。煮熟的糯米还要晾到合适的温度，对于这个温度（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温度介于50~70度之间）的把握同样需要一定的火候。合适的温度到了，喜凤再将绞碎的小麦和糯米混合在一起（三十斤糯米配一斤麦芽），发酵。发酵大约需要八个小时，这个过程中的水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太热，做出来的麦芽糖会很粘稠；太冷，做出来的麦芽糖不甜反酸。发酵后渗出的水，沥在锅里，甜甜的。这时候，做麦芽糖最重要的步骤——熬糖开始了，熬糖要不断搅拌，以防粘锅。说是熬糖，其实是熬人。劈好的木柴码在灶台旁边，在大火、中火、小火之间切换，全靠喜凤添柴、减柴控制温度。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熬到水分蒸发，呈粘稠状，晾凉后，就是孩子们巴望的糖稀了。
　　 旧灶台，老规程，麦香与饭香互相氤氲。这时候，喜凤总要抽出一根干净的筷子，挑起糖稀，迎着光亮看成色。汗湿的脸上，笑容慢慢漾上来。
　　 月光光，麦芽糖
　　 熬好的糖稀温暖而软滑，既像一块珠圆玉润的琥珀，又像深秋时节万里无云的一片天。母亲喜滋滋地盛起一小碗，剩下的部分，交给喜凤“拉糖”做冻米。“一炒炒米，就让人觉得，快要过年了。”（汪曾祺《故乡的食物》）大学时读到这一句，觉得亲切，但也止于亲切，如今重读，终于读出了文字背后的深意。冻米，就是加了麦芽糖的炒米，《板桥家书》写：“天寒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暖老温贫”四个字，让我瞬间想起牌楼的年味，那些知足常乐的日子。冻米既是我们的零食，也是正月待客的重要茶点。刚出炉的冻米里藏着满满的年味，香、甜、脆、酥，落口即溶，美妙不可方物。煮糯米、泡小麦、生麦芽、捣麦芽、发酵、熬糖、拉糖……十几道工序，二十几个小时，那些年，喜凤义务帮大家熬了多少糖稀，做了多少冻米，已经无法统计了，她没有收过大家一分钱，甚至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人在意过麦芽糖的薄与稠、冻米糖的多与少，大家都信任喜凤，那种单纯而原始的信任，是土地一样质朴的民风，是山泉一样甘洌的人情。我们舔着糖稀吃着冻米，幸福口水一样流出来，胸腔里鼓荡着一股股暖意。
　　 尽管没日没夜的忙碌，但喜凤只有一双手，根本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求。至多熬到腊月二十四，过完小年，家家户户都要除垢，扫尘，擦玻璃，买鲤鱼，做豆腐，请人写“门对子”，准备团圆饭，过大年了。牌楼人有一句老话，“有钱没钱，团在一起就是年。”这时候进村的艺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舞狮子的，通常是三个人，一个人在前面敲锣开路，后面是一头大狮子领着一头小狮子。有一年，忽然来了一对父子，举着一头大狮子，挨家挨户的，在一条长板凳上腾挪跌跃，舞到最后，狮嘴里忽然吐出一副“门对子”……舞狮是个力气活，季节性强，收入微薄，除了家传，很少有人愿意学；另一种就是挑着箩筐，摇着拨浪鼓，“叮叮咚，叮叮咚……”换麦芽糖的货郎。到牌楼来换麦芽糖的货郎不是毛师傅，是扫帚沟街上的“糖老五”。过了腊八，毛师傅就搁下货郎担子，忙着过年了。和毛师傅进村一样，耳尖的孩子只要一听到糖老五的鼓声，就匆匆忙忙跑回家，缠着大人要鸡毛，鸭毛，牙膏皮，然后一窝蜂地聚拢了来，扒着箩筐朝里望。只要孩子们一来，糖老五就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中掏出一根小木棒，在箩筐里搅两下，一抬手，白色的麦芽糖便裹在了木棒上。有顽皮的孩子伸手去抢，糖老五的手又是一抬，“别抢啊，一个个来……”孩子们只好乖乖地围在箩筐周围，按秩序排队。糖老五一面点数着孩子们递过来的鸡毛鸭毛牙膏皮，一面用锤子顶着礃子，礃子贴着糖块，只听得“叮当”一声，孩子的手里便有了一小块糖。
　　 每次都有空着手的孩子，依依不舍地跟在小伙伴身后。几个小伙伴拿着属于自己的一小块糖，小心翼翼而又得意洋洋的样子，跟在一起的小伙伴，可以轮流用鼻子凑近去闻，关系好的，还可以舔几口。也有实在憋不住馋虫的，逼上梁山，只好背着大人，偷家里的东西去换。有一次，家珍偷偷地换掉了一把斧子，糖老五毫不犹豫地收了下来，居然没问斧子的来路。当家珍的继父准备劈材烧锅，却发现斧子不翼而飞时，单薄的家珍正蹲在锅台旁边取暖，“你个狗日的，败家子，老子早晚要捶死你！”家珍在继父金刚怒目一样的逼视里站了起来，没有争辩，若无其事的懵懂表情，既无奈，又无辜。
　　 家珍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多年后，一字不识的他成了“菜市一霸”，极尽巧取豪夺。方圆数里的红白红事，都得给他留一个位置。当然，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家珍用斧子换糖的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孩子心里藏不住秘密。家珍也没有要求大家替他保守秘密。到牌楼来的生意人不少，像糖老五这样做买卖的，一个也没有。他太抠门了，牌楼人原本就爱嚼他的舌头，“一丝糖腥子，狠不得都要舔走。像他这号狗屌尖的，自古少有……”家珍用一把斧子换了五小块麦芽糖之后，大家对糖老五的印象更差了——家珍才十岁啊，还是个孩子，“真是丧德”。虽然腊月里他照常来，但找他换糖的孩子越来越少，再后来，便只有围上来看的，没有拿东西来换的了。
　　 糖老五祖上五代人都是做糖的，传到他这一代，据说已经一百多年了。他做的麦芽糖有圆饼一样的固体状，也有长条状的，上面布满了蜂眼，就是没有喜凤做的那种猫糖和狗糖。有一次，他拿着喜凤做的猫糖左看右看，最后找到喜凤，问她愿不愿意去他家帮忙，喜凤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有家有口的，哪走得掉呢？承你的情了！”糖老五不肯罢休，三番五次上门，说尽了各种好话，几乎是死皮赖脸了。纠缠到后来，喜凤的瘸腿丈夫直接翻脸，差点要动手，他这才彻底死了心，路过牌楼，总是绕着走。
　　 瘸腿丈夫是个瓦匠，脾气比手艺还坏，喜凤经常挨他的打，受他的骂。老人看不下去，心疼喜凤，结伴上门数落瓦匠。瓦匠埋着头，默默地抽烟，一言不发。
　　 母亲不会熬麦芽糖，但那些年，我没少吃喜凤熬的麦芽糖。童年的口味决定了一生的口味，一直到今天，我依旧对甜味葆有经久不衰的好感。我偏爱各种各样的甜食，尤其是蜂蜜，我可以一个月不吃一粒米，但每天早上醒来，我总要喝一大杯温吞的蜜蜂水。如今，故乡物是人非，味蕾上的乡愁，竟是腊月里，麦芽糖绵长的香味。
　　 牌楼的孩子什么时候不吃麦芽糖的呢，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总是在喜凤莫名失踪之后吧。说起来，喜凤也是个苦命人，娘死得早，她不满二十岁就嫁到了牌楼。瓦匠是独子，又会一门手艺，喜凤原以为总算熬出头了，却不料苦日子才刚刚开始。婚后的喜凤五年生了四个女儿，生怕了，死活不愿意再生，瓦匠却不肯答应，对喜凤愈加粗暴，横挑鼻子竖挑眼，非打即骂，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鸡飞狗跳。喜凤人前总是递着笑脸，一转身，眼泪滚下来，脸上堆满愁云。牌楼的老人心疼喜凤，但也知道瓦匠的脾性，谁也不愿意做这个恶人，更何况，香火传承，是一个家庭天大的事情。
　　 像一滴水，喜凤从牌楼蒸发了，下落不明。没有人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瓦匠挖地三尺，找了一年多，终于在白荡湖边找到了一双鞋。瓦匠坐在湖边抽了几根烟，落了几滴眼泪，重新起身时，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他已经释怀。
　　 都说好人有好报，唉，谁知道呢？寒心……每次说到喜凤，老人们总要如此叹息。喜凤是小村牌楼第一个失踪的人。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对她的失踪似懂非懂，也不太相信。
　　 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她的失踪。我一直觉得她还活着，像那些从牌楼迁走的音讯全无的人。我一直记得她的笑容，圆月一样的脸，像村头的那口小池塘，一万道柔波在其间荡漾。静水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