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二伯，一米七不到的身高，剪一个板寸的圆头，上身常年穿着一件浅灰色对襟衣服，下身穿着深灰色的粗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纳底布鞋，一身的简朴，但显得干净利落，整个人看上去特别的精神。
　　 我和阿二伯没有啥亲缘关系，但由于是邻居所以比较熟悉。他本性吴，大名金荣。镇上街里的人都叫他阿二伯，可能是因为他在家排行第二的缘故。时间长了，他的本名便没有人再提起过。
　　 阿二伯总是摆出一副“娘娘腔”，两只手就像女人的一样纤细，小手指头翘得老高，说话的嗓音带着女人那尖尖的音儿。与人争吵时，因为情绪激动，拍手、搭脚、顿足，因此招徕街上一些刻薄的人在背后耻笑他，骂他“雌雄婆”。
　　 建国初年，阿二伯一直是古镇上最大的绸布庄——聚云祥布店的厨师。说是厨师，其实也就是给五六个人烧烧饭弄几个菜。1954年开始，商街上已经开始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阿二伯没有被吸收进供销社工作。大并大合以后，阿二伯换了一个地方，还是在食堂里烧饭。
　　 上虞城作为一个老县城，用商贾云集来形容它的繁荣是恰如其分的。各个行业从老板到伙计，都是同乡提携、挽亲带眷，形成了一个个乡党群体。那时的棉布百货业基本是以绍兴人为主，南货店则多数是嵊县三界、王化宋家店人，酱园则以余姚人来经营的居多。
　　 阿二伯是汤浦人，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阿二伯终身未娶，不像其他伙计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唯独他在岁数大的时候又回到老家直至终老。
　　 一段旧时光，凝聚着如烟往事。我对阿二伯的很多印象，都是童稚时期的朦胧记忆。
　　 阿二伯为人热心、生性直爽、乐善好施。他容不得蝇营苟勾的龌龊小事，很多时候他看不惯一些人的无良作为，常会破口大骂，而且毫不留情，于是常常在背后被人“泼脏水”。他无职无权，也没有小辫子可以抓，这“娘娘腔”便成了被人攻击的软肋。
　　 1958年公社化以后兴起了公共食堂，镇上的商界、机构的大食堂设在城里西小街河沿口的春泽公司老宅里面，阿二伯到那个食堂里去做厨师。因为开起了集体食堂，规定粮站不能直接向居民供应粮食，食堂便成为人们唯一的食物供给地。当时有一件发生在阿二伯和邻家小孩之间的事情，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成为我一生中难以忘却的记忆。
　　 事情发生的这天晚餐，听说食堂要卖豆腐渣年糕。有个规定，买年糕除了收取饭票之外还需要一张特需票，而这特许票的发放有着规定，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临近年底的傍晚，天黑得早，五点多钟的时候已经暗了。这个时候，春泽公司内天井的石板道地里已经排满了买年糕的队伍，食堂淘锅飘逸出来的热蒸气弥漫在昏黄的电灯光里，挟裹着饭菜香的气味向四处扩散着。
　　 食堂卖菜饭的是三张长板桌，一溜并排在大门口，朝外一边用白色的棉布遮挡着桌子下面的空档，做成了桌围，把买饭来的人们挡在了大门外的回廊下面。两个八九岁的邻家小孩拿不出“特许票”，而家里老娘已经病了一段时间，希望吃好一点的饭菜。两个小孩下午在食堂面前的天井里已经磨蹭了好长时间，天暗的时候，他们趁人不注意钻进了桌围里，躲在桌子的底下，放年糕的竹筐子就在桌子的里侧，他们想偷着拿几根年糕回家。
　　 “有小偷！”突然一声猛喝，把两个小孩直接惊倒在了地上。当他们刚刚钻出桌子还来不及靠近那个放年糕的竹筐，就被来食堂帮忙的民兵队长长根同志发现了，他看到是两个小孩子，大声喊道：“竟然偷年糕啊，把你们先关起来，叫你们的大人来！”听到这话，年纪小一点的早已被吓得哇哇大哭了。阿二伯听到这边的动静，便赶忙走了过来，见到这个情景，急忙说：“这两个小孩是某某家的，我晓得，他娘生病蛮长时间了。”说着弯着腰把趴在地上的小孩扶了起来。
　　 “哎呀，两个小孩可怜啊！”听到阿二伯说出他们的老底，两个小孩吓得一起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我们有饭票，不是来偷年糕的，求求你们卖一点给我们，我妈生病了！”“罪过啊！我晓得这户人家是真的很困难啊！”阿二伯深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又好像是恳求长根队长，“就别为难了小孩子。”说着走过去把两小孩拉到自己的身边，同时向长根队长恳求道：“孩子还小，这一点小事，不要吓着他们，他们很可怜的，让他们先把年糕拿走，年糕票由我来想办法。”
　　 长根白了阿二伯一眼，说：“你就是喜欢多管闲事！这种事你都能管得过来吗？”说完转身就走了，嘴里叨叨着：“多管闲事！多管闲事！”这件事情在阿二伯的全力斡璇下，总算得以平息了。事后，阿二伯继续关心和帮助着这家人，一些不关痛痒的人就在背后指三道四，说他多管闲事，阿二伯听后只是一笑而过。
　　 1974年，我在上虞城一家塑料厂工作，阿二伯在这个厂子的食堂里烧饭，他的板寸头已经花白了，腰背已经弯曲了，可性格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一副善良正直的老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