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人，在人生的经历中。有过很多痛苦，有心里的，也有皮肉的。心里的痛苦我很少公开于众，因为心里的痛苦只能让自己知道。也没有必要到处大张旗帜影响别人的心情与生活。而皮肉的痛苦，大多来自病痛的折磨与无奈，在找不到治痛良策时分享出去，似乎又转移了些许痛苦，而且有益于别人在遇到同样痛苦时作出更好的决策，尤其是像胆囊结石、肾结石和尿道结石这样的“结石不至命、痛起来真要命”的常见病。我是经历者，由于自己其他的各种病症多，更有直接的发言权。
　　 （一）
　　 曾记得，除开几次外伤的疼痛外，第一次痛不欲生是2003年五月前的胆囊结石痛。当年，我54岁，在湘潭日报任职记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天要晚上写稿、排版、审稿、出报样后才能回家，也染上了天天宵夜的恶习。久而久之，超负荷运转的胆囊开始积蓄结石，直至有一天凌晨三点突然爆发急性胆囊炎。只见从梦中痛醒的我大汗淋漓、腹如刀绞。当时自己还以为是食物中毒什么的，不知所措。先是自己用指头顶到喉咙根部催吐，隔夜的食物吐出来了，但疼痛仍然未缓解。疼痛难忍的我拍床打椅，连撞墙的念头都有了。老伴一边为我擦汗和抹胸揉肚也毫无建树，只好半夜捂着肚子到了就近的职工医院。叫醒睡意朦胧的值班医生，他对我作了最简单扼要的处理后便给我打了一针止痛针，竟然一针见效，十分针不到，我的疼痛感就慢慢减轻了。我第一次庆幸我老伴的英明，她下决心送我到医院急诊，要不然，我还会自己自以为顽强地扛着。凌晨五点。我们又凯旋回到了家里，等待上午去做B超确定病因，连留观都没有想到要留观。真是：痛来一阵风，痛去杳无踪！
　　 当天上午，职工医院（现在的一医院南院，下同）B超检查医生袁菁（一位她认识我、我不太认识她）她边为我做检查一边告诉我：“彭老，你的胆囊全是碎石，只怕要动手术！”她说得很轻松，对于我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我有一个吹篮球裁判员的弟子也做过胆囊切除手术，虽说他自己认为没事，但从他黑黝的脸色上就感觉到时刻的营养不良一样，让我也视手术为畏途。
　　 人生就是这样，越惧怕的东西越来得快。没过上几天好日子，胆结石疼痛又犯了，我径直到医院要求打了止痛针，稍息不痛了，又背着采访包出门了。如此往返了好几次，每次都如大难临头，好不容易挨近了五一节假期，我才胆怯怯走上一医院的手术台。自己是这样划算的：五一长假有7天，提前在4月26日做腹腔镜手术，这样做了手术，对报社同仁来说有点神不知、鬼不觉，不会影响正常上班。因为是通过熟人关系找到当时的主刀屠湘炎主任，他都一一满足了我的手术要求：一是保密，二是全麻，三是让我按时出院上班。为什么非这样不可，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明白——当年，我只是报社的聘用制人员，想挤压我的人太多。因为是第一次全麻手术，自己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全麻术的干净利落——睡一觉，整个胆囊就没有了。生性害怕疼痛的我，为了减轻术后疼痛，我还特别要求为我增加了自费的镇痛泵。所以，第一次大手术就这样轻描淡写中度过难关，留下的疼痛经历也不太多。
　　 想不到2006年五一节期间又来事了！已经做过二次甲状腺肿瘤手术的脖子上再度出现状况，而且伴随着一阵阵刺骨和疼痛。一种十分不祥的预感让自己无所适从。轻车熟路找到当时的一医院副院长、甲状腺肿瘤专家谭建中医生，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将我的脖子反复捏了捏，告诉我：“彭记者，恕我直言，你这个肿瘤已经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了！”我说：“你是专家，你说要动手术，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一拍即合，再一次走上了手术台，承受来自脖颈上的痛苦。这段经历在我写的随笔《抗癌三周年祭》中有过较详细的记录：
　　 如果有人问我：你抗癌三周年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只能告诉他什么叫百感交集。
　　 2006年四月前，突然又发现自己的颈部长出了肿块，而且有点反常的是肿块不时还有点钻痛，这已是我全身“薄弱环节”出的第三次“故障”了。第一二次手术都是厂职工医院动的，企业职工医院，虽说条件不太好，但毕竟对于切除甲状腺肿瘤之类应当还算是“小儿科”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动刀后，在近两个小时的血肉剥离与疼痛中，我与主刀张医生谈笑风生，只是下得手术台时，一眼看见一大滩自己的鲜血，竟一下晕倒过去了——这也许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对自己的肉体参与宰割，内心的故作姿态与对手术的恐惧平分了秋色。后经切片诊断为：甲状腺瘤，住了几天院。过了不到几年安静日子，想不到这个“敌对分子”又卷土重来。找到了交厚较深的外科王承志医生，他那天正好得闲，于是三下五除二后把我按上了手术台，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又剔除了几个“异己分子”，硬朗的我，拒绝了住院。当我捂着白纱布捆绑的脖子回家时，妻女们都被吓了一大跳！在她们一点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就这样快刀斩乱麻解决了几个肿瘤。
　　 这次的病来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加上自己还在报社上班，每周的固定版面的组稿采访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又耽搁不得，只好择日进行手术了。于是，我选择在2006年的五一节之前打“第三大战役”！
　　 一切都很顺利，湘潭市一医院肿瘤科我曾多次进行过采访，人熟得很，技术当然也信得过。又一个三下五除二，五个肿块在谭建中主任等人的“围剿”下俯首投降了，紧接着的又是常规的切片诊断——躺在病床上的我在策划下一期的稿件和自己什么时候出院，而且给自己下了道死命令——最多躺四天！
　　 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第一天平安过去了，所有生理特征正在有序恢复。第二天就有点怪怪的了：在病床边照料我的妻子和女儿们的脸上反倒布满了阴霾，一反常态地对我更加细语轻言，就连平日里与我快言快语的医生朋友也好像在有意回避着什么？“有情况，有问题！”多年的警察与记者生涯也让我多了一分敏感。“打破砂锅问到底”，我知道我的真正病情是无法从妻子嘴里掏出来的，我只能直面我的主治医生！
　　 人生就是一张纸，生命脆弱的人一捅就破，生命坚强的人一捅就亮。“你要坚强，相信你会坚强！”在主任室，谭建中医生在我的“威逼”下讲出了我的真实病情——切片诊断：甲状腺滤泡癌晚期，并正渗透到皮下组织！并详细讲述了手术全过程及两套治疗方案，一是掀开已经缝合的伤口，再动手术，完全切除左右两侧的甲状腺与淋巴，再进行放化疗；其二是保守治疗，权宜之策是做放射性治疗，以观其变。我坚持了第二方案：说真的，我怕痛！我不想刚从痛苦中挣扎出来又进入痛苦挣扎，如果说长痛不如短痛的话，我宁肯在此时选择长痛，因为我期待有奇迹发生。我也相信自己能够创造奇迹！
　　 放疗是痛苦的，又是很麻烦的。进入放疗治疗程序后，我第一考虑的是一定要坚持工作和同时进行放疗——我不愿让人知道我是现时的癌症患者！湘潭抗癌协会宋文军主任成就了我，巧妙地设置了“两不误”的治疗方案：为了我能不被人察觉我是放疗病人，他为我设计了一套放疗用模具，我的放疗指示部位就不要画上那红红的印记，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肿瘤患者或癌症病人。再者，我的放疗时间都以预约式，人到就治，治完就跑。很少有人看得出我这个挎着采访包的人是来治疗的，还以为是公干或陪护人之类。就是在这半掩半藏下，我竟完成了连续25次放疗。幸运的是我做到了工作治疗两不误，痛苦的是被放疗折磨的我也有些许心力不济，更别说那一堵堵透风的墙将我的病情散布开来后，人心的千奇百怪了！
　　 因为患病，在有的人眼里，我立马成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平日里交结最深的人，一下子失去了音信与交往，生怕我向他们借钱讨债一般似的。
　　 有人幸灾乐祸就有人雪中送炭。在我的朋友心中，我成了易碎的“玻璃瓶”，捧着、护着，就怕摔着，我的战友、我的同学送达了及时的关切与帮助，就连只有一面之交的采访对象牙科医生赵银波女士，也特地派徒弟送来了千金难求的人体胎盘让我炖着滋补，同时还有不少朋友特地饱含深情地为我举行了“告别宴”，只喝得一个个泪流如注……
　　 好在三年过去了，我药照吃、酒照喝、烟照抽、工作照样忙碌，狗屁文章照样写，只是有一个挥之难去的阴影残留在心中：“这个恶魔什么时候又回来？”在如意与不如意的交织中，我常常扪心自问，我能战胜病魔我又能战胜心魔不？三周年，仅只是人生的一个短暂的阶段，生与死的洗礼与对抗，世态炎凉的审度与变迁，有很多事都在这段历史中发生。想想同与我治病的几个病友，他们早已告别红尘，而我仍残留着，又难免不悲喜参半。悲的是他们走了，我还在；喜的是我还在，他们走了，让我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
　　 究其实，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有人过得很灿烂，有人过得很凄惨，更多的人过得很平凡。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人生设计得绝顶辉煌，但一旦无法辉煌了或者行将就木，就一蹋糊涂地走向怨天尤人和自暴自弃，视癌症为畏途和无可越逾的天堑，那就是用再好的药物和治疗手段也是白搭了。如果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生死，除非死于非命，无论任何人最终都要被“癌”掉的，正确对待生死，善待自己和生命，也许只有这样才不会“谈癌色变”了！
　　 有一缕阳光，就要生存下去！
　　 （二）
　　 也许真是平常所说的那名话：年轻力壮时拼命挣钱，年老体弱时拿钱保命。紧接着的抗癌路上没有哪年与病魔有过呜金息鼓，而是越演越烈。为了保命和让自己的疾病得到更高档次的治疗，不得不走向更高级一点的医院。正如有人笑言：你出一百元钱治病，你得的是赤脚医生的病；你出一千元治病，你得的是乡镇卫生院的病，你出一万元治病，你得的是二甲医院的病；你出一百万元治病，你得的是北上广大医院的病；你出一千万元治病，你得的是漂洋过海寻医问诊的病。没有能力去北上广和漂洋过海，倒也领略了省城大医院的无限风光，只是将自家和亲友的荷包挤得越来越干瘪。呵呵呵呵！有时候想起来，真还有点心痛。
　　 2013年9月6日，应当是我人生最低谷也是最悲观失望的一天，因为经受了连续二次喉癌激光手术失败后的我，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实——喉癌再度复发！不得不第三次求助于湘雅二医院和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决定我生死攸关的朋友们。我第一次到湘雅是2011年的世纪光棍节那天（2011年11月11日）上午11时进入的手术室，做的是激光手术，术后刚好一年复发。第二次到湘雅动激光手术是2012年12月21日，也就是玛雅人说的那个可怕的“世界末日”。想不到时隔8个月又复发了，捱过了50年一遇的最热的2013年酷暑，再次来到这不想来又不得不来的地方。因此，矛盾和纠结一直像永难抹掉的阴霾占据了我的心身，而我又不能不作出最后的决策：躺上手术台，让医生去决定我的生死与今后的生存质量与方式。因为我面临的将是全喉切除手术，也就是说，已经陪伴我生存了64年、我的发声音和吞咽食物、呼吸所必须依赖的这个咽喉器官，将在人为的干预下离我而去，为了保命，我必须让自己受之父母、与生俱来、曾经叱咤风云的最重要的器官成为弃物而自己再选择和适应另一种非人非鬼的生存方式去了却殘生。
　　 这个决策是痛苦的，也许是无辜的，但我没有选择余地，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所有的知识还不足以让我放弃手术而继续坚持做保守治疗和不切除整个咽喉了。
　　 手术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的。8月25日进入湘雅附二耳鼻喉科，近10天的检查和调理，近万元的各类检查费用本就让人无可奈何，加上亲人们的长途往返长沙与湘潭延误了工作，让自己的心境变得暴躁而又麻木——就像判决了死刑的囚犯，总是有走向刑场这一刻的时候。我躺在接送手术的担架推车上与家人告别，大家的心情都很凝重，女儿们将我护送到手术室门外时还抚摸着我的脸和手说：“老爸，你要坚强，你会没事的！”……
　　 但接下来的事并没有像孩子们想像的那样顺利，推进手术室、躺上手术台我才知道，我们的术前签字仍然是保守治疗方案中的一种，而主刀的杨新明教授要执行的却是全喉切除手术，我妻子一直想坚持的保守治疗方案到此时已成为奢望，尽管她和孩子们在手术室外苦苦盼望这个奢望能成为现实。所以，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必须重新签字才能开始麻醉和接受手术，而这种决定权又只能是在我还没有被麻醉之前由我自己作出，再通知我在手术室外守候的亲人，也让他们认可签字。百无聊赖中，在手术室十多双目光下，杨新明教授拨打了我的战友、也同是湘雅医院的周中山教授的电话，让他跟我来做最后的思想工作。虽然杨教授很负责地将他的手机放到了我的耳朵边让我和他直接通话，此景此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又孤立无援，心如刀绞中的我只听清了周中山战友说的一句话：“保命要紧！”便咬紧牙关挤出了三个字：“行，我签！”签上我的名字后，望着眼花缭乱的手术灯，我的眼睛再也不想睁开，我知道，此时的我，泪水已顺眼角直往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