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世界的人与人之间，除了争斗、攻击，除了友善、互助，还有两种关系：称颂与讽刺。一部分的称颂与讽刺和争斗、友善不一样，它们与利益无关。与己本无利害关系，对有的人却要发自肺腑地称颂，对有的人却要冷酷无情地讽刺——这就是社会。我要说的就是讽刺，俗语是“笑话”的讽刺（“揭露”与“批判”的讽刺非我所说），“笑可笑之事”的“笑话”。何为“可笑之事”？无非是“呆傻”、“蠢笨”与“幼稚”。笑“呆傻”与“蠢笨”除了显得没有同情心，除了制造喜剧，似乎无可深究之处。而“幼稚”，我却想深究一下。当然，幼儿的语言、行为肯定是“幼稚”的，这不在深究之列。
　　
　　 二、
　　 《傲慢与偏见》中的柯林斯，是个典型的“幼稚”形象，作品对他的“幼稚”有多处描写。“在任何场合，我都乐意说几句圆滑巧妙的恭维话，让太太小姐们听了高兴，这一点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特别有必要献献殷勤。”“（‘这种刻意逢迎的本事’）主要是靠随机应变。当然我有时也动动心思，预先设想，准备一些在一般场合都适用的巧妙圆滑的恭维话，而且总是尽量装出这些话好像随口说出的样子。”我估摸这些话是那些“会说话”、“会事”的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但他不该说出来，说出来就显得他幼稚。某些真实的心理活动不经美化就说出来，就显得不成熟，就显得幼稚。这从反面说明，人们讲的那些“成熟”的话，很可能是经过美化而非真实的。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如果涉及到权力，涉及到比赛，涉及到竞争，涉及到评选，涉及到人事方面的利益，而因没有确实的证据和明显的迹象，就认为没有腐败、没有暗箱操作、没有不公正——这很可能会被看作是“幼稚”。这样的“幼稚”其实是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信心，同时也是避免自己心理阴暗的一种方法。这样的“幼稚”被“可笑”，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悲哀，或者是市井庸俗议论的盲目、偏见、武断。对待这样“幼稚”的反面——“复杂”、“深刻”、“洞察”，要紧的是不能纠缠；麻烦的是他们却要纠缠你，非得博取你的赞同，否则他们好象感觉孤单一样，所以还是要敷衍一下。
　　 值班主任来到我的岗点时提到上头要求“打领带”的事。我在0点后穿夹衣路服时就打上了领带。与我同一岗点的老K看见，笑着说我：“真打上领带了！”我笑说：“听领导的话。”他在笑我的“幼稚”。他这心理类似于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当一个人有了独立的自我认知以后，他就不愿对人表现得“听话”了，他认为只有小孩才须听话；他不管这个人是谁，不管这个人说得对不对，不管不“听话”有没有不利后果。前段时间，一个职教科副科长来巡查，临走时对老K说：“注意点防溜，离百日没几天了。”老K很是反感，认为他说的是废话，是摆架子的话。到底是他的心态幼稚还是我的做法幼稚？
　　 L的妻子要住院生小孩，L说：“把那本《新婚育儿全书》拿上吧。”之前他们经常翻看《新婚育儿全书》。他妻子说：“可不要，让别人笑话。”L说：“这有什么可以笑话的？有不懂的地方看看嘛，谁头一次生小孩就什么都懂！”他妻子仍然说：“不！”
　　 还有，“成熟”的人们一般是不直接和坦率地认错或道歉的，认为那样显得自己幼稚。（近来我发现，我不到四岁的儿子做错了事情也不肯认错和道歉！看来，“幼稚就可笑”似乎是人的一种天性！）
　　 一些体现毅力的事情，在起初的时候，他人也会看作是“幼稚”。比如颈椎疼痛，不好治，有人告诉我一个简单的方法：两臂屈曲上举伸开，一次几十下；至于一天做几次，什么时候做，自己掌握。这个方法别看简单，很有效，关键在坚持的毅力。上班时，我每接一趟车，就举五六十下。现在是刚开始，与我同一岗点的同事就看我很可笑，学我，笑话我。我想，久而久之，他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些事情之所以“可笑”，是因为“傻”，理性地说是“幼稚”。“幼稚”是按照某种要求或理想模式做或认为，而他人没有习见，显得不“成熟”。一般的理解，“幼稚”就是不“成熟”。“幼稚”因为不“成熟”就可笑吗？我认为未必。如果合乎理性，“幼稚”并不可笑；只有不合乎理性，幼稚才可笑。象“生小孩拿书”，虽然显得不“成熟”，但合乎理性，并不可笑。相反，“成熟”的那些人有多少是懂得理性的？恐怕大部分的人是不懂装懂或者拿些许的个人经验当理性——然而他们却不被“可笑”。
　　 “可笑”是不尊重，被“可笑”者可能会留下心理阴影，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刚学说话的幼儿，是有很多“幼稚可笑”之处的；通常我们都会笑，这“笑”会不会对幼儿的心理成长不利？应当、通常是不会，通常幼儿还没有明显、自觉的自尊心，但也不能排除有潜在、自发的自尊心，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形成的自尊心（当我没有掩饰住而笑我不到四岁的儿子时，他会反感地说：笑什么！）所以，幼儿的“幼稚可笑”之处虽不在“深究之列”，但我们仍要注意，防止刺伤幼儿的自尊心。
　　 为什么要“笑话”别人？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抬高自己，显得自己高人一等。果真能“抬高”自己吗？
　　 一个人的一生，总有经验不足的时候，总有知识不够的时候，所以这样的“幼稚”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成熟”也不必要，相反，有些“幼稚”倒是必要的；象那种体现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信心的“幼稚”，不仅仅是被“可笑”的问题，更是社会的悲哀、悲剧的问题。
　　 但因“幼稚”而被“可笑”，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所以个人的“幼稚”要尽量避开别人的眼光——有的所谓“成熟”的人无非就是善于掩盖他的“幼稚”，要尽量从别人的“幼稚”中获取经验以“成熟”。如果已经“幼稚”了，可坦然处之，而不能陷入自卑与羞怯的心理阴影之中。
　　 这些“幼稚”都是有关“世故”的，都是不“成熟”，都是不或拒绝“老于世故”。对于所谓的“人情世故”，一般的人们在直觉上就知道如何“显得”自己“老于世故”。我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老于世故”未必有好处，未必是“人情练达”。
　　
　　 三、
　　 还有一类是有关“真情”的。对这些“真情”，我不是想提供笑料，我也不是要“感动”大家，我是要让大家看到其中的“心酸”。
　　 L相对象，女方看不上他。可他很喜欢女方，想再一次地说服。想到介绍人是那种“自己不怎么样却喜欢笑话别人”的人，不可能同意他去，于是决定自己去……事后介绍人嘻嘻地笑着对他说：“小L真有意思。以后别去了啊。”
　　 有些事情不能用理性与否来判断，也不能用“成者王侯败者贼”来判断，而要用感性的“真情”来判断。如“相对象”这件事，已经不成了，再努力一次，或许能够成功，起码没什么损害；但人们看不到其中的真情，却看到其中的不成熟，以为可笑（人们通常的观念是：搞对象只讲条件，不讲真情）；如果真的成功了，人们就又会说是什么“佳话”了。而如果是那种死磨硬缠无赖式的人，人们倒不敢“可笑”了。可见，人们价值判断的标准之一，是显得成熟与否，而“真情”，不过是“幼稚”罢了。
　　 “真情”变成了“幼稚”！这就是现实。所以需要从多个角度深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相对象”这件事最直接的体现是，真情如果不讲条件就会变成幼稚，这就是现实——而《巴黎圣母院》偏偏要把这幼稚（加西莫多对美丽女主角）写成震憾人心的力量。伟大的文学作品能做到的事，现实很可能是做不到的。这就是真情在现实中的悲哀。
　　 我们在面对或表现“真情”时，更重要的是“潇洒”与拘谨的问题。无论何种方式，表达“真情”都需要有一定的“艺术表演才能”——自然而然地表达还能打动对方的“潇洒”的才能，该哭就得哭，该笑就得笑。这种“才能”，大部分外向性格的人具有，但内向、拘谨的人在通常状态下是不具有的。具体地说，这种“才能”是，面对或表现“真情”时，会很得体地处理场合、时机、方式以及数量、分寸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所体现的，一方面是社交能力的有无或大小，也就是“潇洒”与“拘谨”，而“潇洒”就不幼稚，“拘谨”就幼稚；另一方面，则是“真情”的有无及大小。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割裂来看，也就是说，“潇洒”的未必有“真情”，“拘谨”的未必无“真情”。然而，现实的通常的情况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人们大都喜欢“潇洒”不喜欢“拘谨”；而表达“感激”、“感动”的时候人们大都表现得“拘谨”不表现得“潇洒”，如果这时候“潇洒”，不是轻浮，就是不怎么在意。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相反的情况也有；但是，我们大都注意我们的表现是“潇洒”了还是幼稚了，谁注意过其中“真情”的有无以及大小多少？而对“幼稚”的“可笑”，往往就忽略了其中的“真情”。有几个人愿意花脑筋细细考察到底是“潇洒”后面的“真情”多，还是“幼稚”后面的“真情”多？这就是真情在现实中的悲哀的深刻原因。
　　 《傲慢与偏见》对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爱的描写，表现了他的因拘谨而不潇洒而致的“幼稚”。我认为这并不是智力低，他给本内特先生写的信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只是社交能力比“潇洒”的人低，但他勇于表达真情（他后来的“移情”说明他的“真情”并无多少，但这是作者情节设计所致，并不能说明我引用不当，我是基于一般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而言的）。也就是说，这种“幼稚”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拘谨，是不潇洒的问题。威肯先生倒是英俊潇洒，可他是玩弄女性的高手。潇洒的外表下，往往掩盖着虚情假意；拘谨的外表下，往往是掩盖不住的真情。看来“真”除了“恶”以外还有不“美”的一面，就是“幼稚”。这也是真情在现实中的悲哀。
　　
　　 四、
　　 从另一个角度、另一种人看，这种“真情”就不是“幼稚”，而是一种“才子气”。这种人是“置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稽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见《红楼梦》第二回）
　　 这种人的人生追求，既不是成功，也不是幸福，也不是“无所求”，而可以这样说，是一种“真性情的表达”。在权谋家看来，这种人幼稚；在普通人看来，这种人有才气；以历史眼光看来，这种人多数是悲剧人物——比如徐志摩，比如上面引文列出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悲剧不是因为他们个人，而是因为社会。比如李煜，如果放在当今，他就不必去当什么皇帝或者国王，只要当一个词人就行了。从政治方面讲，这种“真性情的表达”就是一种政治上的独立性，不自由的社会不会给他们独立性，只有自由社会才能给这种人独立性，让他们自由地“表达真性情”。爱因斯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德国，他是“排犹”的对象；在美国，他是人们的偶像。他虽然成功了，可成功是他的目标吗？他在《信仰自由》中说，“可以和能够把自己最好的观察和研究能力奉献给客观的、非时间性的现象，做一个这样的人，真是有特殊的福分。”他有他的“真性情”：“我的社会正义激情经常使我与人们发生冲突；同样，我对不是绝对必要的束缚和依赖的反感也使我与人们发生冲突。我始终尊重个人；我对暴力和社团狂热怀有不可克服的反感”以及“我认为，来自地位和财产的特权是不公正和腐败的，过分的个人崇拜也是如此。尽管我熟知民主国家形式的缺点，但我仍然拥护民主的理想。社会的平衡和个人的经济保障，我始终认为这是国家的重要目标”。
　　
　　 五、
　　 “幼稚”实质是：“在个体认识到矛盾之前的强烈的天真”（引自《给我三天视力》）。这不必排除幼儿的幼稚。这种“天真”自然对付不了“世故”，表达不了“真情”；可是，“成熟”也许能对付得了“世故”，“潇洒”也许能表达得了“真情”，但，这对社会、对个人，一定有积极的意义吗？不，只有从理性与个性出发，才能对付“世故”，才能表达“真情”，对社会对个人，才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