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在早稻田这样世界著名的大学与大家交流文学。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2003年，我突然接到从日本中央大学寄来的著名翻译家饭塚容先生热情洋溢的来信，他告诉我堀内利惠女士翻译了我的小说，征求我的授权，并且附带一个写着回信地址的信封，还贴足了回程邮票，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的文明礼节与高度细致。我至今保存着饭塚容先生的这封信，还有信封。都是因为文学，这次才能与饭塚容先生和堀内利惠女士见面，还有与出席今天这个活动的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横川健先生、金子和子女士以及热爱文学的研究者们一起探讨文学，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向各位翻译家及在座的博士、研究生朋友们致敬！
　　 今天的话题是谈“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未来”，这个话题太大，不是我谈得了的。还有一些身份问题，我也不能谈自己的创作经历，虽然我以文学热情的坚持不懈地追寻并以一直敬畏的方式烹文煮字。那么，我就与大家交流一下对文学的一些感想吧。
　　 很早的时候，我当过电影放映员，曾经放映过不下二十场你们日本的影片《追捕》。这部电影在当时的中国风靡一时，可作为放映员，我并没享受过与大家一样的感动。我并非瞎说，电影放映里有个术语叫“对接”，就是一卷胶片快放完时，在银幕的右上角会闪现一个黑色的圆圈，这是一个信号，告诉放映员得打开另一台机器的等待开关，大约再过十秒钟左右，银幕右上角再次闪现一个白色圆圈时，得打开镭射灯与另一台机器的尾片在银幕上迅速对接。这是个技术活，每圈胶片时长只有七八分钟，需要放映员全神贯注，否则会出现片头接不上的错误。我之所以讲这个往事，就是说，我开始写小说时，非常注重文学与生活的对接。也就是凭生活的经历写作，完全忠实于现实，而缺乏想象力。可想而知，我的写作路子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忽略掉并同时屏蔽掉了灵魂澎湃炽热的柔软度。
　　 大约每个写作者，刚开始写小说时，总想写得真实一些，才觉得有生活气息。慢慢地，就不那么写了。我现在比较排斥那些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我觉得，过分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强调生活气息，就缺乏足够的创造力，会失去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小说最重要的是想象力。想象本身不应该是单一的。但具体落实到作品，文化含量的匮乏，就像文学性的缺失一样，与一个作家想象能力的把握，还有忽略文学的一些因素有很大关系。在这个时代，人们对小说的解读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偏差，甚至带有些许鞭挞社会现象的期待和给予混浊呼吸以彻底颠覆的情绪，这样，小说的负荷就会超重。再就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现实对作家本人的冲击，还有诱惑，致使作家很难沉静下来，认真面对小说的意义去写作了。还有一些读者在阅读上的误导，小说便奋不顾身地往“真实生活”上靠拢，某些小说越写越现实，越来越缺乏想象力，使小说的品质越来越没有了难度，有些基本上就是现实生活的复制，这显然会削弱小说的实质意义。
　　 现实只是小说的背景，小说的灵魂是人物，而不是故事。一个想有作为的作家，须有能力用自己密集的语言和想象力创造出超越生活的鲜活细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就是说，文学永远是在生活之中，但文学是从生活中提炼的。文学像生活一样复杂，但要解释这种复杂性，就得强调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强调时代的变化对文学带来的新的要求。文学应当承载着人类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思想，使之不仅仅是表达现实生活那么直接，还得有生活之外的任何存在的物质，使之表达出来，比生活更加引人注目，这样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袒胸露怀”歌唱现实的作品，在情感的喷射之后显得落寞和孤独。
　　 一个作家的观感、视角，也就是一个作家的价值判断能力，或者异质性的经验，是一个作家对生活不断地阐释，对生活的空间以及多变的外部环境做出充分的估计，在作品中不断地加入自己的思想认识，启发他更加自觉地去发现生活中更加隐秘的那部分内容。假如，作家对生活产生质疑，那就要有对生活足够的解析能力，要有一定的勇气和眼光，一定的立场和姿态。一个作家只要有了立场，才能有思想，才能有不同于平常人的想象力，才能创造出更加新鲜更加伟大的艺术品。
　　 可以说，记忆是想象力的出发点，是想象力通过不可预言的飞翔伸向虚构的跳板。我从陕西农村的记忆里汲取了营养，使我进入边疆现实的农村环境，能张开想象的翅膀，进而自由发挥。一旦进入那个状态，我会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把现实中的烦躁搁置一旁，潜心编织自己的梦想。
　　 我在四十岁之前，早就觉得具有原型意义的真切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模糊的相对破碎的世界，我看什么都觉得不完整、不够清晰了。我们面对的人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万花筒，虽然无法预知未来，却通过小说可以去想象，去描述。曾经，想象和描述使我对小说越来越着迷。由于写作这条路子走起来异常艰难，我也曾经放弃过写作，至少有两到三年，我没写一个字。但那两三年我几乎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活得并不快乐。看来，写作早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很难放下。
　　 当我重新操起了笔，用文学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并描述我的精神世界时，我的心里终于踏实起来。从那之后，我坚持了下来，保留住了对文学的那份挚爱。四十多岁了，虽然在创作上觉得没成就感，但我认为这二十年没有白活，是值得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长期熬夜写作，另一种困扰袭击了我，我现在“从头坏到了脚”。你们别笑，我说的“从头坏到脚”是身体，而不是人品。我的颈椎、腰椎、膝关节、脚掌都出现了问题，这几年一直处在疼痛之中。为减轻疼痛，我一直在尽力治疗和锻炼，这个道理我是懂的，所以，我不喜欢别人无休止的规劝。这样说吧，身体上的疼痛我还是能克服的，无法克服的却是创作上的自我重复，我说的是情感上的重复，不是细节和情节。心灵的呻吟真的是没有魔法可以安妥的。
　　 我一直在求变中苦苦挣扎。有段时期，我一直在想，如果用社会的眼光认识现实，这是我写作的局限，只有扩大题材范围，才能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开始写都市题材的小说。可是，我内心却是不踏实的，对不同环境下人性的判断常常会有失衡感。那种复杂的、感性的、矛盾的心理使我的一些感受会出现偏差，当然影响到了我的表达，致使小说人物的物质欲望比生命欲望更加强烈。我承认，这些小说在艺术内涵上比较欠缺。可是，我对欲望化的叙述和对生存表象的描写从不迷恋。
　　 我对待写作是非常认真的，包括在生活中，我都是个较真的人，这就致使我的苦恼多于别人。在日本的这几天，我真切感受到了“认真”这个词的实质意义。我喜欢认真，我还会认真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