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孙悟空和金福娃穿过时空隧道经过比利时足球赛场上空的时候，金福娃立即对孙悟空说：“你看看吧，在这个地方发生的‘5.29惨案’多让人心碎呀！这当然跟比利时警方懦弱无能，大意不无关系。惨案发生后，竟让居然束手无策。增援警力也迟迟未到。这件事情死伤多人。”
　　 孙悟空立即说：“英国惩治足球流氓！”
　　 金福娃立即说：“正是再这样的情况下，才提出了红牌驱除，黄牌警告的办法来。1966年，前国际足协求证委员会主席肯.阿斯顿在世界杯举行期间执法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比赛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他又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当时英格兰球员积查尔顿阅报才得知自己在对阿根廷的八强赛事中被记名警告，于是向世界杯委员会查问此事，肯.阿斯顿却无法进行正确地解释。他对于这样的事情非常难过，对于犯规的队员无力处罚，他十分难受。他带着难过心情坐小车返回家里。当他的车遇到红灯的时候，他一下子兴奋起来。立即自言自语地说：‘有了！有了！难道说球场上就不可以开黄灯红灯绿灯吗？这样的红灯绿灯完全可以应用在球场上，作为向球员及观众清楚表示球员被记名警告或被逐出场的标记。’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形成了一个建议，并且将这份建议递交给了国际足联。国际足联看到他的这个建议后，就高兴起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困惑他们多年的球场比赛处罚球员犯规的良策。经过国际足联的研究决定，决定采用红牌，黄牌法。黄牌表示警告，上了两次黄牌就出示红牌。取消违规球员的比赛资格。这样一红一黄的牌子终于成为了裁判手里的有力武器。所以说，黄牌红牌的使用是由英格兰球证雅士顿（前国际足协球证委员会主席）创立。阿斯顿1915年生于英国埃塞克斯和科尔切斯特。他的本职工作是教师。二战期间他参加了英国皇家炮兵部队，并来到了亚洲战场，军衔为中校。阿斯顿在二战期间就在军队中执法足球比赛，1949年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巡边员。在主裁了1963年的足总杯赛决赛后，他便不再执法国内比赛。阿斯顿于2001年10月23日去世，享年86岁。”
　　 孙悟空立即说：“那这个红牌黄牌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执行的呢？”
　　 金福娃立即说：“正式执行是在1970年。当时，在南美足球协会联盟举办的朱尔斯.里梅特杯的时候，红黄牌正式登场。这场比赛就率先使用了红黄牌。当时国际足联还规定：一个运动员在同一阶段比赛中，被裁判出示了红牌，除当场停止比赛外，还自然停止下一场的比赛资格。在此同时，将裁判服装的颜色也进行了规定：裁判服装颜色定为黑白色。对于边线裁判的旗子也做出了规定。他们所举起的旗子颜色更加醒目。比赛开始的时候，还引入了第四官员。”
　　 孙悟空听了金福娃的介绍后，立即笑哈哈地对他说：“这样规定真是好！红牌黄牌将会发挥重要的威慑作用了。那些违规的球员们就会注意自己的行动了。裁判开始使用红黄牌，球员立刻变得规矩起来。苏联球员洛夫切夫成为第一个吃黄牌的选手。4年后在联邦德国世界杯上，智利队的卡斯泽里领到了足球史上的第一张红牌。”
　　 金福娃立即说：“当然！但是对于出示簧牌红牌也不是随意出示的！对于出示两种牌子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孙悟空马上说：“啊，这样的详细规定一定是条条框框多哈！”
　　 金福娃马上说：“那是当然的！不然裁判乱出示黄红牌那也是一种犯规的行为呢！红牌(Redcard)命令球员离场。在此情况下，被罚球员将不能继续进行余下的赛事。球队也不能用后备球员补上，需在缺人下继续比赛；若因此而导致余下七人，会被判弃权落败。同时根据犯规情节的严重程度被禁赛（停赛）一场以上。黄牌裁判在一场足球比赛中，当一名球员在比赛中犯规，会对犯规球员出示黄牌(Yellowcard)作出警告。传统上裁判会将球员的犯规详情记录在随身的小记事簿内，因此警告亦被称为记名（booking）。被黄牌警告的球员仍可继续比赛，但当接受第二次警告时便会被逐离场，按程序裁判会先出示第二面黄牌，再出示红牌，被罚球员将不能继续进行余下的赛事。球队也不能用后备球员补上，球队需在缺人下继续比赛。在红黄牌问世之前，裁判员对队员实行警告或罚出场时，只能用语言或手势来表示。但是由于语言和手势不统一，在国际足球比赛中容易产生误解和矛盾。为了克服语言不同而给裁判工作带来的困难，同时也向场外领队、教练及其他人员明确表示对谁给予了警告或罚出场，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决定，在1970年墨西哥举行的第九届世界足球赛中使用红黄牌。该届比赛结束后，通过总结，国际足联技术研究小组在报告中指出，用红黄牌来表示对运动员警告和罚出场的做法应该在高级比赛中普遍使用。自此以后，凡由国际足联主办的世界性足球比赛均使用红黄牌，各洲与国家协会纷纷仿效。我国是从1974年起，在全国足球比赛中使用红黄牌，并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巴西等国曾废除使用红黄牌。针对这种情况，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进行了讲座，并作出如下决定：国际足联举办的比赛，仍使用红黄牌，至于有关国家的国内比赛是否使用红黄牌，完全可由该国的体育组织自己来决定。”
　　 孙悟空立即说：“那么这种红黄牌就能够解决足球场上的一切问题了哟？”
　　 金福娃立即说：“任何一项制度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行才能够逐步完善。虽然说在1970年开始执行红黄牌制度，到1992年红黄牌制度正式成为了求证制定装备，但是，也暴露出许多缺陷。球员在场上的某些犯规举动仅被出示黄牌力度不够，而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球员罚下去又过于严厉，由红牌导致的追加停赛使得球员、俱乐部怨声载道。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就提出了判罚‘折衷路线’。他建议增加新的裁判措施，专门对付那些黄牌以上，红牌未满的犯规行为。意大利和德国足坛采纳普拉蒂尼的建议，分别提出了‘橙牌’和‘蓝牌’的构想。裁判员使用红黄牌是严格招待规则和比赛纪律，制止非体育道德行为、严重犯规和暴力行为，引导比赛正常进行的一种教育手段。它有利于运动员在技战术水平、体育道德等方面有所进步；有利于鼓励进攻，鼓励进球，使比赛更精彩；有利于裁判员控制比赛的秩序，促使比赛顺利进行。如果一名裁判员对使用红黄牌的目的不够明确，那么在临场执法时就容易出现‘心慈手软’或‘盲目滥用’的两种倾向。前者表现为甘当‘和事佬’，担心出示红黄牌后，刺激了运动员，导致‘引火烧身’，以致丧失了作为‘法官’的立场。应对某名运动员予以警告或罚出场而没有这样做时，其他队员就会错误地认为你不罚他，当然也不会罚我，我也可以照样干。如此恶性循环，赛场势必充满火药味。事实上只有果断、准确地判罚，才能赢得队员的信任和新生，引导运动员按照规则踢球。后者表现为场上‘三板斧’，先发制人，企图借助红黄牌，显示自己的威风，‘镇’住比赛，这种惩罚主义的做法，把裁判员置于与运动员对立的地位，同样达不到教育的目的，也难于控制比赛局面。事实上有时一个及时准确的提醒与劝告往往比一个有妥当的警告、罚出场的教育效果要好。多亏了红绿灯，才有了现在足球的红黄牌呀！”
　　 孙悟空笑着说：“是呀，多亏了这个发明红黄牌的肯.埃斯顿哟！不然许多足球场上的犯规问题还不好解决呢！”
　　 金福娃笑哈哈地说：“看来，任何运动的规则都是在实际比赛过程中逐步发现和发明，逐步完善的！”
　　 20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