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俗话说“憨人有憨福”，陶应发老汉一辈子老实得像个榆木疙瘩，生的三个姑娘却一个比一个灵巧、出息。大姑娘陶媛是队里有名的“亮嗓子”，遇事谁也得让三分，丈夫是生产队技术队长。二姑娘陶婉中学毕业后在大队小学任教，丈夫是公社中学的副校长。这就有了一文一武。三姑娘陶姮呢？来了个“鲤鱼跳龙门”，一九七〇年进城当了工人，丈夫也相应地是某单位政工组长。在那些“穷过渡”的日子里，陶姮常常给家里捎来一些不要肉票的肉，不要肥皂票的肥皂和火柴。这事惹得左邻右舍十分眼馋，都说陶应发不知哪辈子积的德，落了几个这么能干的女儿。
　　 眼下，陶应发的幺儿子陶柱也成了人。可他没有几个姐姐造化好，竟一丝不差地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老实憨厚，只喜欢闷声不响地干活。虽说如此，上门作媒的人却络绎不绝，有看上陶柱是独子往后不需分家的，有仰慕他威威赫赫的几个姐夫的，也有认定他是个勤快忠厚的小伙子的。
　　 给儿子娶媳妇，也就等于是给家里定“接班人”，事关重大，非同小可。陶应发老夫妇俩不敢擅自作主，决定召集紧急“内阁会议”，让三个有见识的姑娘给拿拿主意。
　　 此刻，大姑娘陶媛，二姑娘陶婉，儿子陶柱都按时出席了。唯独三姑娘陶姮还没有回来。大家坐在正午的梧桐树荫下，边嗑瓜子边等她。
　　 江南水乡，平畴千里。所谓“农村”，农尚是，而村早已不复存在了。农民彻底拆毁百年老宅，面河临渠而居。房舍建筑随着屏障似的树木，一字儿排开去，犹如城市里偏僻的街道一样整齐、集中。
　　 陶姮骑着自行车，顺着笔直笔直的干渠，风驰电掣而来。她三十岁左右、但按农村人的眼光看，顶多二十四五。初冬时节，人们大都穿上棉衣，她却只穿了件均黄色的尼龙衫，外套着银灰色的春装，格外年轻、矫健。那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每个镀铬的部位都映出一个小太阳，闪闪烁烁，炫目耀眼，正和它的主人一样容光焕发。
　　 陶姮比两个姐姐更为逞强好胜。她十五岁就当过大队宣传队的队长，常常把一些二十来岁的队员们刮得哭鼻子。她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不安心于农村。觉得乡下太贫穷、太落后、太枯燥。她向往看起来更为丰富多彩的城市。凭藉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一阵艰苦曲折的活动，她终于如愿以偿了。
　　 听到远处一阵“当当”的车铃声，陶家的人一起站起来，走上干渠“夹道欢迎”。陶姮和她的自行车便像一位公主和她高贵的坐骑一样，飞进屋内。
　　 老母亲巍巍颤颤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茶”，暗红色的沙糖均匀地撒在细嫩的蛋白上，这是陶家待客的“国宾级规格”，大姑娘、二姑娘很少有机会享受。
　　 陶姮一边不慌不忙地吃着，一边听母亲介绍大概情况。她的目光朝全屋一射，落在角落里坐着的弟弟身上：“小柱，这些姑娘你都认识吗？”
　　 小柱脸上微微发红，瓮声瓮气地说：“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
　　 “有没有你喜欢的呢？”三姐相当威严。
　　 小柱脸更红了，嘴唇动了几下，正待回答，——老母亲见儿子窘得厉害，十分心疼，急忙说：“别问他啦，主要看你们几个姐姐的意见。”
　　 陶姮含笑转向两位姐姐：“你们先说说看。”那神气正像内阁总理主持会议一样。
　　 大姐陶媛梯子蹬般的五个孩子，家务事千头百绪，她想三下五除二发表了意见然后回去摸园子喂猪，便立刻接口遭“依我看，只要人老实、会过家、肯吃苦，再加上脾气温顺、孝敬老人就行了。咱们姊妹都没在跟前，侍候俩老全靠她哪！”
　　 二姐陶婉在家里文化水平最高，她沉沉静静地说：“也不能太老实。小柱本来就是个‘闷头喙’，再来一只‘缄口鸟’，岂不尽受别人欺负？还有一条，起码要是初中毕业生。往后农业生产越来越现代化，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怎么行？再说，文化水平高对后代的培养也有好处。你们不知道，幼儿早期教育可重要哩！”
　　 这番话说得大家连连点头称是。老母亲急切地附和道：“占一条占一条。如今不光耕田耙地，上肥治虫，就连喂猪养鸭也有好多鬼名堂。到处都印着蛐蚕一般的洋号码字。我这个媳妇哇，一定要是个文化高的才行。”
　　 唯有陶姮脸色立刻垮下来。“头版头条”占惯了的，怎容遭人冷落？她明知道自己是初中没毕业就回队当了宣传队长的，而二姐是高中毕业生，总爱表现得水平最高，眼光最远。她不喜欢有人向她的优越地位挑衅。
　　 善于察言观色的老母亲一瞧三姑娘的模样，晓得自己犯了错误，忙问道：“幺姑，你说呢？”
　　 陶姮竭力用权威性的口吻总结道：“姐姐们讲的当然都有道理。不过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人样儿一定要体面些才行。咱们家虽不是什么名门大户，可在这一带也是乡亲们瞧得起的。新媳妇坐在席上，走在街上，站到人面前，决不能让别人悄悄地指长议短。”
　　 众人屏气静息听着，彼此心照不宣，都知道所谓“瞧得起”是指的什么。
　　 “哎呀我的天！若是娶进门来，或是胖，胖得像个肉蛋蛋；或是瘦，瘦得像根钓鱼杆；或是矮，矮得像个泡菜坛；或是黑，黑得像块焦木炭，——那成什么名堂！”
　　 二姐陶婉“噗哧”一笑：“倒蛮押韵呢！可是介绍的这些都是乡下姑娘，挑、扛、捆、绑，样样都干，暴晒暴淋、家常便饭。够得上你这几条的恐怕微乎其微哟！”
　　 陶姮把薄薄的嘴唇一撇：“只有你！哼！深山才出俊鸟沙！”
　　 大姐陶媛接口道：“是呀是呀！瞧咱们三妹，还不是农村里生农村里长，可是若往街中央一站，嗬，就连剧团里的演员也得回避三分哩！”
　　 陶姮恼火地把她一瞪：“大姐你真没水平，瞎扯我干吗？”
　　 母亲连忙打圆场：“别疯啦！就把这几家姑娘评论评论，定下算喽。”
　　 二姐陶婉对旁边一声不吭的弟弟说：“你的意见呢？咱们都是敲边鼓的嘞！”
　　 陶柱的脸刚刚还成本色，听到问话蓦地又飞红起来。他只害羞地微笑着，并不回答。
　　 大姐陶媛厉声道：“叫你讲你不讲，待会儿咱们定了案，可不许你说是包办婚姻哪！”
　　 陶柱踌躇半晌，才开口道：“只要姐姐们坚持这几条，我保证就是她！”
　　 “她？谁？”众人大惊，齐齐追问道。
　　 陶柱却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她”的名字。
　　 “要是咱们商定的不是‘她’呢？”二姐问。
　　 “不会。”陶柱满怀信心地回答。
　　 众人只好撇开他，头碰头，腿碰腿，仔仔细细商量起来。
　　
　　 二
　　 反反复复，细斟慢酌，直到掌灯时分，陶老汉收工回来嚷着要吃饭，几个人才算初步统一意见。
　　 把最后结果告诉陶柱，果然就是那个“她”。
　　 这位中彩的，好运气的姑娘名叫董舜敏。
　　 陶姮自从春节参加了弟弟的婚礼，直到七月份，差不多半年没回过娘屋。这段时间内，她的丈夫已升了一个局的副局长。又是乔迁新居，又是置办家具，还要应酬客人，忙得她不可开交。所以有天碰到上街赶集的大姐陶媛，便请她到家坐坐，询问一下父母的近况。
　　 陶媛一走进妹妹那琳琅满目的小客厅，浑身顿觉不自在。镜子般的水磨石地面使她难以下脚，因为脚上的那双布鞋沾带着一些泥浆和草叶。
　　 陶姮的独生儿子小炬虽说才四岁，长得方头大脸，腰粗腿壮，自以为是天下第一名，叫他喊“大姨”，他偏犟着不喊。他大姨忙从怀里掏出一把糖果递过去。谁知他瞟了一眼，满不在乎地说了声：“硬家伙，不要。”竟大摇大摆走了。倒把陶媛闹了个大红脸。
　　 陶姮无可奈何地瞪了儿子一眼，斟上一杯热茶，亲亲热热挨着姐姐坐下：“大姐，父母身体都好沙？咱们那个弟媳妹怎么样？”
　　 陶媛正使劲用全身力气往沙发上压，看到底能陷多深，听到妹妹问话，一松劲，又被弹了起来。她狠狠一摆手：“唉！我说三妹，这个董舜敏可真是个厉害角色哇！她，把咱们家的老规矩全给破坏啦！”
　　 陶姮吃了一惊：“怎么？她蛮不在行？”
　　 陶媛“咕嘟”一声把那杯糖茶吞进去十分之九，一抹嘴巴道：“哼！说是媳妇，可比婆婆还厉害哩！”
　　 陶姮急急问道：“怎么个厉害法？”
　　 陶媛反问道：“这半年妈上过街没有？”
　　 陶姮一想：“哦！当真沙，搬了家，妈还没来我这儿玩过嘞！”
　　 陶媛接口道：“媳妇管住了呗！安排在家里织草袋，听说还定了指标，一年要织好多好多。爹呢，径直打发到公社给人家守夜，闹得没年没节的。至于那个不争气的柱子，干脆就是一团泥巴，她董舜敏愿怎么捏就怎么捏。”
　　 陶姮火气腾地而起：“这还了得！”
　　 陶媛索性从那个软囊囊的沙发窝中站起来，滔滔不绝说道：“咱们这几个姑姐，她也根本没放在眼里。就连我的几个娃儿到婆婆家玩玩，她也做眉做眼的，只当我看不出来，哼！”
　　 陶姮听了这几句话，恍然大悟——这才是大姐恼恨董舜敏的真正原因。原来大姐虽然是出嫁，但她的五个小孩差不多都在婆婆家长大。如今六岁以下的三个小的，轮换着被打发到婆婆家来住。从前，陶应发还不算老，扛得一阵，二姑娘三姑娘也在家出工，倒不觉得什么；可是近几年俩老年迈力衰，姑娘们出了嫁，只剩陶柱一个硬劳力，再给这些外孙们“尽义务”，就几乎是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了。陶婉、陶姮心里都明白，但骨肉之间谁也不好意思讲出来。单单只苦了俩老。如今这个精明的董舜敏把敞口布袋紧紧，倒也合乎人情。
　　 陶媛一瞧妹妹的脸色，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与她立场有差异，马上朗声道：“这都是些芝麻大的事！还有更重要的呢！上月初，她出主意，要盖个新猪栏，说来年准备多喂两头。当然咱们全家都过去帮忙。你大哥多了一句嘴，说乘着有点下酒的菜，把杨队长几个请来喝几盅。我的天，你听董舜敏怎么说：‘我家砌猪栏请他们干吗？又不会帮你递一块砖搬一块瓦，碍手碍脚的。’我当时就反驳她：‘妹妹，可不能这么说！当初你二姐读书，三姐参加工作，多亏了这批人哪！’她呢，嗬，硬邦邦顶了回来：‘那是从前。现在实行包产到户，各负其责，人不求人一般大。没那么多鲜鱼嫩肉去填那些无底洞。咱们又不是没长嘴巴，不会吃。’你听听，这嘴像不像刀子！就说是包田到户，可耕牛、农具、种子贷款还攥在队委会手里呀，怎么就敢得罪人家？再说，谁能保证往后政策不变？那时候，只怕你八抬大轿去接，人家还不来哩！”
　　 陶媛还在那儿指手画脚地高谈阔论，陶姮的心思却早已飞到别处去了。她只有一个感觉：董舜敏的所作所为冒犯了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陶姮的心目中，农村那个娘家不过是街上这个家的附庸罢了。只有她才有能力权力赐给那个家庭欢乐和幸福。可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个董舜敏，却想独出心裁，标新立异，而且在她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进行。
　　 陶姮大步走到日历本前，翻了几翻：“下星期五是妈的七十整生，我和小炬一起回去。”
　　 一股临战前的豪情油然而生，陶姮踱到窗前，叉腰停立，犹如一位御驾亲征的君主，正要去讨伐某个胆大妄为、叛逆的将帅一样。
　　
　　 三
　　 荆江沿岸一带，礼行很重，最时兴“走人家”。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抓周，然后订婚、结婚，以后每年做寿，直到咽气进棺材，都要请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大吃大喝，热闹一番。客人越多越荣耀。从好的方面讲．这是乡下人难得的“社交机会”，因为在农村，即使是至亲挈友，也不会无缘无故聚一团的；但另一方面呢，去走人家空着手可不行，少不得提点月饼挂面之类，这对于收入菲薄、家道拮据的人家，便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据说，早年，四十多年前吧，有位主妇曾收到一封包扎得十分仔细的挂面，她便把它从众多的礼品中挑出来，留着以后自己走了人家。谁知道那封挂面半年以后又辗转来到她手中，这次不吃可不行了。使她大吃一惊的是：那封挂面溜到沸腾的开水里竟然毫不变软，无动于衷。这位主妇迷惑不解地捞起一看，原来是些削得极细极细的竹签儿。你看，这是抵抗礼行的事。
　　 近年来，随着上面经济政策变活，农民们被压抑的智慧和能力充分发挥出来，生财的门道道多了，这类小小的悲喜剧逐渐绝了迹。比如陶婆婆的七十寿诞，就比她的六十寿诞远为隆重。虽说正值农忙时节，因为田分到了户，各家自己安排，心中有底，所以来客接踵而至，堂屋里，摆了两桌流水席，上首是男人老头，下首是姑娘媳妇。至于那些蹦蹦跳跳的娃娃们，则统统安排在山墙边凉棚下，任他们大闹天宫。
　　 正当人们杯响盘碰、你劝我拉之时，门外干渠上传来几串清脆的车铃声。那辆得意洋洋的“凤凰”车载着两位衣着华丽的客人翩翩而降。正是陶姮母子二人。
　　 屋里屋外，人们不知不觉停箸放杯，齐齐把目光投了过来，好像他们是天外来客一般。
　　 陶姮毫不在乎。她左手携包、右手牵儿，随口寒暄着，雄赳赳气昂昂闯进屋来。
　　 老母亲急忙喜孜孜迎了上去，几个支客先生装烟递茶，众星拱月一般围住她。
　　 陶姮并不理睬，她那一双锐利的目光朝全场冷冷地一扫，停在厨房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