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乡下搬到小镇，由一个小镇搬到另一个小镇，一路迁徙，几经搬挪，自以为值得应珍惜的物件，也就仅剩一二了。一块镶木框的青石板，是其中之一。这青石板连带木框约尺把长，宽有六七寸的样子，当然，这青石板不是寻常打墙盖屋用的材料，它是书写用具，类同今天常见的纸笔砚墨。今天说来，有人可能不信，在物质匮乏的五六十年代，许多乡下孩子，就是靠它在昏暗的灯光下追逐一个个奇异的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个有着许多故事的年代，这块青石板，也是故事满满的。
　　 由于家境原因，记得我从三四岁起就要帮家里干活的，力所能及，什么拾柴剜菜，牵牛放猪我都做过，一切都是生活所迫。等到父母想起该送我读书时，我已经八岁了。我个子不高，可是，坐在教室里，与同学相比我高过他们半个头。我是典型的“超龄学童”。
　　 我，是拎着一块破瓦片进的学校门。至今记得。没有书包，两册书是夹在胳肢窝下的。一手攥着长条状的红色瓦片，那是写字的笔。一手拿着长方形状的青黑色瓦片，它是书写用的本子。什么拼音，汉字，做题算数，都用他们完成。挺方便，也挺好玩的。书写起来还算流畅，写完后用破布做成的擦子抹一抹，然后再写，这是讲究的，不讲究的就用袖口当擦子。如此这样，一天下来袖子就变成白的或是灰的，不几天，袖子就伤痕累累，屁股也是伤痕很累累，衣服破了，家长的那顿打自是逃不掉的。
　　 用瓦片写字是那时的一景。书写时，耳边是吱吱格格，沙沙啦啦，交相呼应，有清脆的，有浑厚的。尤其是听写生字或者计算测验，老师是要检查的，书写完毕的，一律要把写字的一面，转向老师，以防抄袭作弊。待老师检查过后方可放下。写字，转板，放下，是一串较为连贯的动作，至今记忆犹新。这亮丽的风景，我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梦想：好想有一块和同学们一样的青石板（四分钱一张的白纸从没想过，我知道那是奢望）。这个梦想，我渴望了好久。
　　 我同桌是用石板石笔写字的。同桌的石板是青黑色的（这颜色没法表述，应该属于一种绿不绿黑不黑的），有木框，表面油腻腻的，说不上来是什么木料。石笔是灰白色的，用一种叫做“滑石”的石料做成的，写起字来很流畅，和老师的粉笔字差不多。每每写字时，总是用眼神瞟我的同桌，看他的青石板，看他写字的姿势，看他用石笔石板写出的字。不用说，眼神里尽是“羡慕”。羡慕之下，能摸摸石板，或者手拿石笔再写上几笔是我极力讨好同桌的动因。我的同位及其调皮捣蛋，有时，我还是他恶作剧的对象，但我很能忍耐，也必须忍耐——同学的大部分石笔都是被我消耗掉的。有几次，他由于用的石笔太多的缘故，挨过家长不少棍子。至今想来，挺对不住我的同桌，不知这老兄尚还记得否?
　　 终于，有一天我得到梦寐以求的石板。石板是我哥哥腾下来的。这块石板不是买的，它是我母亲用自己的头发换的。五十年前，乡下专有一类挑担串乡的小贩，一条扁担两个框，框里装着生活用品，针头线脑，纸笔砚墨，似乎什么都有。郭松老师的《新货郎》说过这事。常围绕我们那一带转悠的货郎是一位老者，印象中人们喊他老韩，年龄不详。货郎老韩，身板憔瘦，头发花白，不论晴天阴天，喜欢戴着一顶苇笠。一路走，一路吆喝：拿头发，换针来。拿头发，换针来……。他的挑子里，不仅是针头线脑，也有本子，笔啦什么的，还有这用来写字的——青石板。在韩老头的货担旁，母亲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给哥哥换了一块镶木框的青石板和一把石笔。当时，母亲说好了：等哥哥腾下来这石板归我用。那个时候，我盼着家里给哥哥买上本子铅笔，更盼着母亲的头发快快长，有一天，能用来给我换块石板。
　　 我用这块石板写字的时间不是很长。后来用上了化肥袋子纸做的本子，那是父亲用化肥袋子的外包装剪裁的。六十年代末，父亲在生产队里当保管员，每逢有化肥袋子腾出来，边积攒着，闲空里拆开，照本子的样子裁好，装订成本子。现在想来，老父亲当年这样做，算不算贪占行为。
　　 现在日子总算好了。纸张也好，本子也好，笔墨也好，各种书写工具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当年的石板石笔，早已光荣退休，成为尘封之物，难有几人想起它。我，若不是偶然翻到，也不会忆起。但我觉得，哪个年代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毕竟这石笔石板成就了不少人，圆了不少人的梦。
　　
　　
　　 2019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