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我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医院，走的还是后门，否则进去了也只能睡走廊。
　　 整个周末，我都在与首长、专家、医生包括护士们斡旋。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周一做手术。
　　 星期一的早晨我“如愿以偿”的被推进手术室，于惶惶然中颇有几分得意，因为我有希望回家过2011年元旦节。
　　 按照权威的说法，我患的鼻中隔严重偏曲综合上颌鼻窦出血症。前者的通俗说法就是因为鼻梁太高被撞歪了，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手术时必须得全麻。麻醉主任问我：“怕吗？”，我回答：“不怕。都活了五十年了，还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
　　 手术室发生的事情我一概不知，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同进去的十六位术友中第一个苏醒过来的。进手术室之前我最大的念想就是早点醒了，绝对不能永远的走了。而且入院的头一天我与远在Adelaide的孩子有个约定：术后当天下午2点准时用Skype视频。末了，她说：“我好想看老爸最最狼狈的样子。”
　　 我料定从早上开始，她就会与妈妈越洋在线。当然，出院后她妈妈都给我应证了这一切。
　　 孩子的胆量比她妈大多了，她知道并做到了安慰天性怯弱的妈妈这么一件大事。我躺在9号手术台上还想着，姜是能再有一个孩子就好了，要不然，至少还有一个孩子陪在她妈妈的身边。事前通报情况时我与孩打趣：“放心吧，吉人天相。”她圆韵了一句：“肯定的，必须的！”
　　 想一想，过去的那三天我真是度日如年。从手术室回到病床上，我是仰位掉头吊躺8个小时，不仅不能睡觉，而且导管淅淅沥沥地充盈着尿袋，那个窝囊，那个难受简直无法形容。我几乎是哀求着护士帮我拔掉导尿管，只可惜，那种哀求是苍白且无效的，也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
　　 浑浑噩噩一整晚，欲睡不能。到第二天我才明白，是因为两个鼻孔被药棉纱条塞得满满的，整个呼吸只能靠嘴巴完成。习惯了鼻腔呼吸，闭嘴睡觉的我，当然无法睡觉了。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反复向医生请求，希望他们早点为我取出纱条，医生的“压迫72小时”原则与他们的表情一样，俨然如一名大法官那么严肃。好在孩子多次打来电话，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卧在床上的时光是最无聊，也是最无奈的。于是，我拼命搜罗着医院电梯那则几乎被麻药揉成碎片的公益广告语：心里阳光着，整个世界就会阳光灿烂。或许，那就是我的一根心灵救命稻草。
　　 今天上午八点半的样子，管床医生孙艺从门前走过时给我递了一个眸子，“3床，别着急哈，我知道你这几天很难受，一会儿我就来帮你处置，哈哈。”我很开心，她那是要取出塞在我鼻孔里长达150CM的纱条哟。
　　 后来我才知道，那根纱条是为了防止创口出血并起到消炎作用的。三天三夜，我只要一打盹就被憋醒，那是怎样的一种折磨，一种煎熬呀！孙医生的一声召唤，让原本瘦小的她刹那间在我的心底无比无比地高达了起来。
　　 从午餐开始，我的感觉几乎还原到入院之前的舒坦。心情真的阳光了起来。想一想，几天的邋遢马上就要随着2010年永
　　 久地过去了，我颇有一份释然的感觉，也仿佛获得了重生。（2010年12月29晚22时耳鼻喉科3号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