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父亲从相识到结婚总共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在媒人的介绍下双方见了面，父亲当过兵，在县里工作，人又长得英俊，母亲一眼就看上了，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是在订婚的当天，双方父母都在，来的人都是本家的亲戚，母亲有点害羞，父亲端着瓜子、糖果陪母亲进进出出地招呼着客人。瓜子是自家地里种的，糖果是父亲从县城买回来的，这算是当时家里招待客人最奢侈的东西。第三次见面就是结婚的当天，憨厚老实的父亲乐呵呵地笑着，总是护着母亲，怕闹洞房的人不小心磕碰了。
　　 母亲只上过初小，识字不多，但懂得许多道理。虽说自身条件与父亲有些差距，但父母还是配合默契。他们的结合并不算是恩爱有加、举案齐眉或相敬如宾的那类，而只是充斥着柴米油盐的烟火夫妻，却给了我和弟弟一个温暖的无可替代的家，一个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家庭！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母亲与父亲能够相识，并且结婚，这是天下最合适不过的事了。
　　 母亲婚后的第八年才有了身孕。母亲说当时妊娠反应特别强烈，连饭都吃不下去。尤其是每天早晨，更是恶心得不行，带点油腥的东西她干脆吃不下去。唯一能吃下去的就是自家做的酸菜。她怀胎十月，其中八个月吃的是酸菜。生活在村里的农民，其它的菜都可以少，唯独这酸菜是不能少的。每家都有一口大酸菜缸和压酸菜的几块石头，有点阅历的人，就能从压酸菜的这块石头上判断出一家人的胃口来。有的石头，颜色深沉，那是压了好几载的；也有的颜色较浅，那是压了半把个月的。生活在这里的农民，过三五天就要吃一顿酸菜，不然觉得生活没有滋味。不过母亲在生完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吃酸菜，因为她在怀我的时候吃酸菜伤了胃口。不过后来，也就是我们长大后，她又恋上了酸菜和浆水。若三五天不吃一顿酸菜，她就像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农民一样，打不起精神来。
　　 村里的思相观念，那时还比较守旧。关于生男生女的问题，主要是看孕后的反应。说是生前反应强烈的必定怀了女孩，不过也有一种酸男辣女的说法，也就是说怀有男宝的母亲更喜欢吃酸的食物。母亲对于村里人说的这些怀孕迹象，都很淡然。她认为生男或生女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再说了，当今社会男女平等，又何必在意男孩女孩呢？养儿防老，男尊女卑，类似的传统观念延续了上千年，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习惯思维。所以，男女都一样，这样的想法并不被村里人所接受。鉴于此，有段时间，在村里人的眼里，母亲几乎成了另类的人。村里的妇女嫌母亲是一个犟脾气的人，也不愿意和她说话。因此，怀我的那段时间，母亲无意间成了村民当中的叛逆者。
　　 我是在家里出生的，没有去医院。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还比较落后，很多人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意识，多是觉得没有必要。他们认为生孩子是件比较简单的事，还是家里方便。不管哪家添丁进口，接生的便是村里的那名大夫。这位村医接生了大半辈子，相当有经验，四下里都闻名。听母亲说，生我的前几个小时，父亲在地里干活，她还在家里做家务。母亲在忙活的时候，突然肚子疼了起来。她连忙叫祖母，祖母是过来人，见状就把母亲扶到炕上，并问母亲是怎么个疼法。母亲说隐隐的胀疼，祖母听后二话没说，就向村里的大夫家跑去。那天真不巧，大夫出了远门，不在家。祖母急了，孩子就要生了，已经等不及了。她镇定好情绪之后，便自作主张，当了一回接生婆。她一边安慰着母亲，一边给母亲擦脸上的汗。看到我从母亲的身体里出来后，就用剪刀剪断了连接母婴之间的脐带。当父亲从地里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炕上睡着了。
　　 母亲生下我的第三天，就开始洗尿布做家务了。由于怀我十月，母亲吃了八个月的酸菜，再怎么说也应该吃带点油腥的面食了。可是，那时候的条件还是不允许的，加之祖母对油盐酱醋管理得比较精细，要吃一顿肉食并不容易。毕竟母亲刚生完孩子，还是有点特殊照顾的，无非就是她的饭菜里多加两勺油，这已经是最好的生活了。别说什么营养品，当时能吃上一顿带点肉腥的米面饭都是奢侈。
　　 母亲和父亲婚后的第十年，即生下我的第二年，母亲生下了平生第二个孩子。生下来一看又是个男孩，父母高兴得不得了，祖父和祖母也高兴得不得了。生完小弟坐月子的那会，母亲的生活已经不只是我们吃的饭菜里多加两勺油。祖父特意杀了一只鸡，叫给母亲补补。祖母也时不时地给做顿带点肉的米面饭，而且母亲坐月子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因此，生二弟后，母亲的身子恢复得特别快。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我的父母和中国农村大多数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一天能闲着。他们骨子里，遗传下来的那种先天勤劳的基因，若是一天闲着，他们就会觉得不舒服，感觉自己不像个庄稼人。如今，父母的身体赶不上往年了，尤其是体力逐年减弱。他们每次从田地里忙作回来，裤腿上往往沾满泥巴，精神也显得非常疲惫。现在的母亲步履蹒跚了，父亲的腰也弯了。可到家后，母亲顾不上休息，家里还有一群乱飞的鸡和饿得叫唤的猪，早已等待着他们去喂。等把这些家禽喂完后，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进了灶房。
　　 母亲家里的活很忙，但时常惦记着我的外婆，也常带着我们去看外婆。外婆是一个封建守旧的老人，她今年八十有余，头发稀少，颧骨突兀，佝偻着身躯，常常离不开一根溜光的手杖。我幼时最爱去的就是外婆家，最常去的就是外婆家。那时外婆家养着驴、猪、鸡、狗等，我时常逗着这些家禽、家畜玩，童年时光多了几分别致的乐趣。母亲每次去都要帮着舅舅铡草，因为家畜多，每次铡很多草。每当母亲和舅舅铡草的时候，舅舅就不再管我们。那时，我和小弟就要求外婆去给我们打杏。外婆听到后，就拿起长杆就往麦场里走去。外婆家的麦场里有一棵很大的杏树，那是一棵非常粗壮的老杏树，已经有多少年了，外婆都说不上来，更何况一个年幼的我呢！最快乐的时光就是看着外婆踮起她的小脚，挥动长杆抖动树上黄澄澄的杏子。那些熟透的杏子经不起敲打，稍稍用长杆一挥就已经落地了。落在麦场的杏子一摔两半个，吃起来酸甜可口。外婆看着我们这两个小馋猫吃得不亦乐乎，她的脸上也就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这些都是儿时的记忆。现在的外婆家早已不再养那么多的家畜家畜了，自从外公走后，那头陪了外公一辈子的驴也随之走了。外婆现在腿脚不便，再加上年龄较大，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在麦场里打杏了。不过麦场的那棵杏树还在，孤零零的依傍在那棵古槐旁，熟透的杏子挂满枝头，而地上还有不少摔碎的杏子，可是没有人再吃了……
　　 二零一一年秋天，我正在上学，母亲因肚子疼痛厉害而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做了细致检查。检查后大夫告诉父亲，母亲患有阑尾炎，并且阑尾已经化成了脓，应当即手术。如果再推迟时日，困怕手术难度增大。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不知道父亲做决定时是不是犹豫过把这件事告诉两个儿子呢？当时我们兄弟两个都在外，根本没有想到母亲需要做手术。
　　 一日，我正在上课，接到父亲电话，得知母亲做了手术的消息后，我非常牵挂，恨不得把母亲所有的病痛都转嫁到我的身上。那时心急如焚啊！我连忙请了假，飞快地去医院看望做完手术的母亲。在医院里，我听到到母亲在病床上疼痛的呻吟，虽然打了麻药，但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此刻，看到了病床上的母亲，也看到了经历了大半辈子苦的农家妇女对生活的无助。虽然当时已经有了医保，但我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开销，已让这个靠花椒和苹果收入的家庭，变得勉强承受，又该如何看病呢？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了好好读书的决心，绝不辜负父母对我们的期望。我也知道，这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
　　 有一次，我在书房里读书，一片薄薄的光透过窗缝射进来，朦胧而凄惶，这束光射在了一本尘埃落定的书上。我随手拿起这本书，轻轻地吹去尘埃已久的灰尘，一不小心书里夹着的一个身份证掉在了地上。我随即捡起一看，这是我几年前从郭嘉派出所领来的母亲的第二代身份证……这些信息，应该是母亲，也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所有的基本资料。一个最普通的女人，一个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农家妇女，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她。她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人给她发薪水，有的就是这二亩三分地，这是她的工作地，也是薪水发源地。就是这样的二亩三分地，让我感觉到了一位母亲的富有和伟大！
　　 看过之后，我把这个身份证轻轻地插进书里，随手又翻到一篇文章，是龙应台先生的《目送》。她在这篇文章中说，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有人给薪水而已。当读完这段文字后，我合上书，闭目思考。母亲，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这个词是多么的气势磅礴；父亲，是一个多么慷慨的词，这个词是多么的雄伟壮志。可我的母亲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普通的北方农家妇女，操持一生；可我的父亲什么也不是，就是最普通的农家主夫。他们从没有人发薪水，要想有薪水，就待靠二亩三分地。他们不存在失业，也不存在退休，虽然很辛苦，但依然乐观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
　　 我的母亲与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虽生活在艰苦年代，却用瘦弱的身躯为我们撑起温暖的家。正是她们的传承，中华民族才能吓不倒压不垮，五千年风雨巍然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