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港起点
　　 唐朝末年，王审知统一福建，建立闽国政权，其间大力发展造船业，开海上贸易风气之先，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元时期，泉州与欧美各国贸易十分发达，有诗赞曰：“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刺桐赛苏杭”，泉州文化底蘊浓厚，为东亚文化之都，有“海滨邹鲁”之誉。
　　 泉州港古代称为“刺桐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中国古代世界第一大港。位于泉州市东南晋江下游滨海的港湾，北至泉州湄洲湾内澳，南至泉州围头湾同安区莲河。港口资源优越，海岸线总长541公里，是福建省三大港口之一。
　　 笔者日前来到古城泉州采访获悉：泉州最早开发于周秦两汉，公元260年（三国时期）始置东安县治，唐朝时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被马可波罗誉为“光明之城”，宋元时期为“东方第一大港，”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唯一认定时“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拥有著名的“泉州十八景”，泉州是多种宗教聚集的地区，素称“宗教胜地”、“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定址泉州。
　　 泉州是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被评为“东亚文化之都、国际花园城市、国家园林城市、感动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获得“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
　　 泉州港与泰国、柬埔寨、北加里曼丹、印尼、苏门答腊、马来西亚、朝鲜、琉球、日本、菲律宾等47个国家与地区有直接商贸往来。又通过菲律宾吕宋港为中介，与欧美各国发展贸易。当时有许多诗篇赞美泉州刺桐港，其中有句云：“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刺桐赛苏杭”。
　　
　　 提起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及意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宋元时期梯航万国、潮声起伏的刺桐古港，谈论的是东方第一大港的声誉与辉煌。殊不知，早在五代十国时，泉州在“开闽三王”的治理下，就已大力发展海上交通贸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风生水起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闻名遐迩的首发港口起点。
　　 公元885年，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于河南光州固始县率近百姓氏农民起义军入闽，统一福建，建立政权，史称“开闽三王”。三王在世治闽33年，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经济、贸易、文化、海交等政策和措施，广施德政，治发闽疆。五代十国时，其他地方尚在战乱之中，泉州、福州乃至全省却是一派繁荣景象，使“蛮荒海辙”变成“海滨邹鲁”。“开闽三王”致力发展海上交通贸易，成为福建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转折于唐末五代
　　 泉州早期的海外交通史因文献记载的缺失或淹没，存在不少引起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将唐末五代这一历史时段视为泉州海外交通宏观发展周期的一个转折点，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泉州海交馆原馆长、三王后裔王连茂告诉我们，这一时期对之后泉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全面进步，尤其是对泉州港在宋代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确实具有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和直接的关联性。
　　 “有些学者认为，泉州的海外交通实际上是到了唐末五代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是宋代闽南大踏步快速发展的起始阶段”。王连茂介绍说，国际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将五代之后的中国海外交通称之为“泉州时代”。他认为，五代南方各个“自然区域”对南海的单独贸易，虽也产生不少新的市场，但最显著的发展乃是“泉州时代”的到来。因为五代的泉州不仅是一个“能够满足南唐需求的南海商品中心”，而且已发展成为“一个可以与广州、福州匹敌的港埠”。
　　 造船技术纯熟为航海贸易开路
　　 王连茂认为，若非王氏兄弟统一福建，建立政权，并在长达33年间，使福建境内“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很难想象会有后来留从效、陈洪进治泉时海外交通的持续发展，也不可能在北宋初出现那么活跃的海上交易。
　　 在王潮统治泉州的7年间（886—892年），他“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又“兴义学，创子城，罢役宽征，保境息民，泉人德之”。王审邽接任泉州刺史后（893—905年），“居郡十二载，勤劬为牧，俭约爱民，童蒙诱掖，学校兴举，制度维新，足食足兵”。
　　 审邽卒后，其子延彬对发展泉州海外贸易做出了较大贡献。他忠实执行叔父王审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尽去繁苛，纵其交易”的政策，在其任内，“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他的确做得很成功，不仅农业生产屡屡获得好收成，且因派发了许多船舶到海外贸易，赢得了民众爱戴。更加让人惊叹的是，26年间所派发的众多贸易船，居然无一失坠，均平安往返。这比之前王审知“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显然要幸运得多。其实，它暗示着此时泉州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经有很大进步且臻于成熟，这无疑是“泉州时代”到来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三王重视海交催生海商阶层
　　 当然，五代的重要性并不仅止于此。王连茂认为，纵观泉州海交史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五代所发生的海上交通的重大转型，还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观念形态的新变化，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影响深远。
　　 其一，军阀割据所导致的海外商品流通渠道的阻断，促使地方统治者转而致力于开展对南海的直接贸易。不仅使泉州汇集着大量来自南海的香药珍宝，也从此开拓了海外的广阔市场。
　　 其二，王氏兄弟对海外贸易采取鼓励政策，为后来泉州海外贸易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其三，由官方鼓动起来的海外贸易热潮，催生了海商阶层。它大大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并形成一支日益庞大的善于航海的专业技术队伍，为宋元时中国商船“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准备了重要条件。
　　 唐末五代王氏部队入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北人南迁，也是唯一一次建立了移民政权。人口的骤然增加，大大促进了福建的开发，从而增设了许多州县。泉州地区在这一时期就增设了德化县、同安县、桃林县（今永春县）、清溪县（今安溪县）。新设县经济的快速发展，终于使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有了较为发达的经济腹地。
　　 唐末五代，由于大批北方移民的进入，出现了许多新的家族。由于王氏兄弟从一开始便很重视招贤纳士，使大批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聚集于此，还创办义学、书院等，这对于彻底改变福建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宋时福建所以能成为文化发达之区，其基础正是五代奠定的。
　　 大批南来的北方文化人中，也有一些演艺界人士。王延彬当政期间，这个多才多艺、风流倜傥的帅哥，为了“求伎，必图己形，而书其歌诗于图侧，题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见慕也”。果然他的“宅中声伎皆北人”。这是中原乐伎来到泉州最早的文献记载。她们所带来的中原音乐必定会有所流传，并对后来的地方音乐与戏剧产生影响。因为在留从效任内，从詹敦仁的一首诗中，能够看到当时泉州的歌舞之盛：“当年巧匠制茅亭，台馆翚飞匝郡城。万灶貔貅戈甲散，千家罗绮管弦鸣。柳腰舞罢香风度，花脸妆匀酒晕生。试问庭前花与柳，几番衰谢几番荣。”王连茂称以此短文纪念王氏兄弟入闽1130周年，并对祖先的伟大业绩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