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八岁，但十八岁的生活经历各有不同。上世纪70年代初期，16岁花季的我在上初中，一场史无前例地“文化革命”，升学不再进行考试，上高中需推荐，品学兼优的我没被推荐上，我的大学梦也就此破灭了。
　　 有人说：“假使精神不跟着肉体堕落，那么他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那时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还挣不到一角钱，工分对农民来说好比是命根子，分啥都得凭工分。因我父亲去世早，家中是缺粮户，一日三餐地瓜面、野菜树叶也难以填饱肚皮。两年后我不甘贫穷与饥饿的难熬，将满腹的愁绪与苦涩盛満我的行囊，第一次远走他乡，乘上西去的列车，到千里之外去谋求打工的生活。经两天两夜的颠波后，我在陕西省扶风县的一家砖瓦窑厂找到做瓦坯的活。
　　 民间有句谚语：“脱坯打墙，活见阎王。”说起窑场里的活，那真是过度劳累体力严重透支的差事。每天除了挖土泡泥、垜墙等和泥水打交道外，便是没完没了的伺弄瓦坯。每天都要干到夜间11点左右才收工，凌晨4点又得起床，一晚上仅睡4个多小时的觉，而且都得光着膀子顶着烈日，冒高温酷暑拼命劳作。一段时间下来，脊背晒出了燎泡面色黝黑，但为让家里的生活有所改变，能够过得好一点，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咬紧牙也要坚持下去！
　　 到了秋末冬初，天气逐渐变冷了，有了霜冻和结冰窑厂的活没法再干了。这一年靠干窑活，除去生活上的费用竟收入近千元，加上我二哥在窑厂挣的钱共有2000多元。回到家后，我们首先便将家中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进行了翻修，又用剩余的钱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二哥就以它作为仅有的家当，找对象定亲结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年底我毅然报名参军去了部队。由于形势的变化，部队的调动、干部制度改革、裁军等诸多原因，我虽错过了两次提干、一次转志愿兵的机会，但值得欣慰的是凭自己的积极努力，1982年国庆节前夕，我在部队光荣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一位诗人说过：“行于高处，便能成为一道风景；走在低处，也可形成一条道路。”一个季节的退去，也是下一个季节的更新。我离开部队退伍回乡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结婚不久有了孩子。母亲中风住院治病，分家时我分担了部分欠账，因二哥给家里做的贡献多，那辆自行车也就毫无疑问地分给了他。当时家徒四壁，经济上捉襟见肘，生活十分紧张。在遭遇两次参加县、乡招聘“竞争”失败的打击后，便决定扎根黄土地恪守农家田园生活。先是以从广播里收听和报刊中看到的科技种植知识，种植棉花取得较好的收入，粮食作物也比传统种植高产许多，在全村首次突破千斤大关，家中经济状况也相应地有了好转，当年花了135元钱买来一辆白鹤牌自行车，我也就是用这辆自行车开始了我的再次创业之路。
　　 俗话讲天道酬勤，赶上改革开放市场搞活的好政策，我起早贪黑忙碌穿梭于周边距家几公里到十公里左右的集市上，通过七年的地摊精心经营（香烟、生活用品），不但很快还清了分家时欠的账目，而且家里的生活也明显改善，逐步添置了简单的家具、家用电器（电风扇、电视机）等，每年还都有部分积蓄，供两个孩子读完大学参加了工作，又投资10余万元，新建起一所钢筋水泥结构二层楼房的院子，彻底告别了土墙屋子。
　　 因有了那打工的十八岁，我才在祖国的海岛前哨与南疆栉风沐雨，经历过自卫还击战的洗礼，我才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路程。无论是七年的军营生活，还是退伍在家乡的黄土地，我都始终发奋努力，不忘自己的文学爱好，阅读政治、经济、哲学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数百部，自学完《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的教材，并写下6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坚持不懈地练习写作到深夜，不断有稿件被媒体刊发。为此，我有幸于1995年被县委宣传部破格招聘为新闻干事。两年后，我又被评为全县新闻宣传拔尖人才，农转非聘干，成为国家基层政府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凭我的执著和辛勤努力，在职期间每年在国家、省市级新闻媒体发稿100多篇，连续多年受到上级表彰，并被评为全市新闻宣传先进工作者。
　　 从单位退休后，我曾通过到民办高校任教、做报刊、网站编辑，文学知识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强化了写作技巧，近年创作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有70多篇入选多种书刊杂志，作品多次获得省、市级以上大奖，获各种荣誉奖励70多项。最终使我走过漫长的雨季，领略了人生的一缕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