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义沟村，甘泉县一个几经变迁的小山村。
　　 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美丽的人间四月，我走进了甘泉县，走进了道镇南义沟村。
　　
　　 一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作呀懒虫，扛起锄头上呀上山岗，站在高岗上，好呀么好风光……”夕阳中，有几位耋耄老人哼起了这首红色歌曲《兄妹开荒》。
　　 “大爷，你祖上从何来？”
　　 “从上头来。”
　　 “什么时间来的？”
　　 “四三年。”
　　 《兄妹开荒》这首歌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真实反映了延安当时为抵制蒋介石经济封锁，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政策，鼓励组织一些“走南路”的“上头”难民和当地百姓开展的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很显然老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走南路”，类似“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是近代陕北近代史上一次较大的人口迁徙，而最近的一次迁徙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时违背自然的浮夸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致使百姓流离失所。老人张文来说，那时村里经常能看到衣衫褴褛的讨饭人，有独自一人的，有拖家带口的，也有成群结队的，有山东的、河南的、安徽的，口音不一。
　　 在大生产运动之前整个甘泉县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又一疑问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六四年我跟着我父亲来到这里，面对群山，望着如此多未开垦的土地，父亲深情地掬起一把黄土，眼眶里含满了泪水。”老人高应荣说：“我那时年龄虽小，但乞讨的生活让我懂得了父亲。父亲是一位手艺人，能打石头，会箍窑。刚来时没有口粮，父亲白天帮人箍窑换粮，晚上趁着月光，扛着镢头上山开垦土地。每开垦一块土地父亲都会用树枝或石头在地界作以标记，以示自己所有。那时山上还尚有一些灌木树林，由于逃难开荒的人多了，不久每座山顶都成了秃顶老人，至80年代初竟大面积山体裸露出来，只有较陡的坡洼地带尚留有一些树木。”
　　 仓廪实而知礼节。老人的回忆再现了历史，在那个年代树木被伐青山被毁，是不得以为之，没有人能顾得上疯狂的开荒所造成的后果。
　　
　　 二
　　 开荒挖地，向天向土地要饭吃，长久以来成为农民的思维定式，但不管怎么努力，最多只能使陕北人勉强维持生计，尤其对于山岭上没有一块平整的土地甘泉人来说，当人们把希望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播进黄土地，然而收获的往往是肆虐不羁的秋风。
　　 70年代在南义沟村曾经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穿得好，走得快，肚子里装着酸白菜。”老支书司俊恩说：“在80年代期间，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之后，南义沟人温饱刚能解决，但由于村子可耕地少，山上几乎种不成麦子，都还是以小米、玉米、洋芋为主食。每逢秋收、过年时，或者有余粮时，才会换些白面吃。90年代初，才有了种植烤烟的产业，但每年每户的收入不足千元。”
　　 不仅吃粮难，穿衣难，那时连烧柴都很困难。刘生军说，那时村里的一老汉中午时分坐在自家门前歇息，恰巧放牛的吆喝着生产队的一群牛从门前经过，突然发现有牛拉屎了，老汉迅速跑过去掬起牛粪，晾在院子里以备当柴烧。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一方面，自然环境赋予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的能力在发展中可以逐步的改造自然，改造的后果由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整体承担。由于过度的开垦致使土地沙化，由于南义沟村处于群山环抱当中，山陡沟窄，遇有狂风，黄沙漫天，遮天蔽日，家家户户窗门紧闭，鸡犬不相闻。风停尘埃落定之后，门前、角落里堆积着一层厚厚的沙土。在南义沟人的记忆中，那个时候洛河每年夏季洪灾经常发生，其中最大的两次，一次是在1966年，一次是在1978年，大家记得最清。那时，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顷刻之间，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霎时，雨越下越大，用老百姓最夸张的说法：三点一马勺。院子里立即汇集成水潭，山坡上泥石流汹涌着冲下来，冲毁了道路，掩埋了农田。大雨过后，就在大家稍逊有所平静的时候，河道中突然传来了雷鸣般的吼声，每过片刻就会传来撕裂、碰撞的声音，让人心惊肉跳。大家急忙跑出门站在硷畔远远地观看，只见在洛河逐浪滔天，洪水携带着杂草木棍、电线杆，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向下游冲去。就在那年因为暴雨因为洪水，家家几乎都没有收成。
　　 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吗？
　　 难道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吗？
　　 面对这每年可怜的收获和一次次血的教训，南义沟人无数次望着一座座光山秃岭发出了质问。
　　
　　 三
　　 1999年的一天，当夕阳沉没的时刻，沉沉地黑夜遮住了南义沟村的山山峁峁、沟沟坎坎。害羞的星月躲进了云层，不见踪影，唯有窑洞里的橘黄色的灯光在闪烁。
　　 就在这天晚上，支书司俊恩家的黄土窑洞里挤满了浓烈刺鼻的旱烟味和一张张凝重的面孔。
　　 司俊恩，祖籍榆林米脂县。从80年代初就担任村干部，20多年来为了谋求全村农民致富，他绞尽了脑汁，实施了很多办法，带领村民栽过果树、修过桥、铺过路，为村里解决了很多困难和问题。在那个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在南义沟村乃至全乡全县，是一个功绩卓著、受人敬仰的人物。也正是因为他突出的工作成绩，1990年被破格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而那时的他已经是道镇副镇长兼南义沟支部书记。他记得，早在50年代村里就响应过毛主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伟大号召，在村子的偏远处植过一片洋槐林，由于管理不善，已经被毁坏。为了应对泥石流，村里先后修了三个大坝，但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此次村民大会的召开不同以往意义非凡，刚好与大家一直困扰的问题息息相关。会上，他向大家宣布了朱镕基总理提出的“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退耕还林措施。
　　 “简直胡日鬼，不种地吃啥？”
　　 “寡妇梦球哩！不补咋办”
　　 “要不先给大家把钱发了再栽树。”
　　 ……
　　 屋子里立即炸开了锅。
　　 谁都能想到要让全体村民大面积的退耕栽树，改变几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生产模式，肯定一时难以接受。而且那时义务劳动多，国家惠民政策少，因此对于退耕还林政策的不信任自在情理当中。说归说，吵归吵，但国家的政策不执行不行。为了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司俊恩随后连续多次挨自然村召开村民动员会，会上做不通的，入户说服，直到说通为止，可以说想尽了办法，费劲了周折。尽管如此，依然有部分人持有观望的态度，不积极配合，还说：“栽就栽，万一不补了就当柴烧。”更有人直接把自己的地给了别人，打工去了。
　　 “退耕难在头一年，做了一年的工作，大家的思想渐渐开通。”司俊恩无不感慨地说。
　　 任何政策的执行，基层政府才是强有力的推手和执行者。甘泉县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以成活率必须达到90%（国家成活率为70%）为目标，以“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为治理原则，以“相对集中、连片治理、按流域推进”的工作方针，强化组织，明确责任，广泛宣传，积极动员，强力推进。道镇政府要求干部全部上阵，村村联动，户户出力，严格把关，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任务。
　　 在栽树那天，在村子周围的山岭上，红旗漫卷，西风烈烈，人头攒动。一声声吆喝此起彼伏，回荡在山间；一口口大锅支在山坳间，浓浓的炊烟随风飘荡；一条条红色的横幅迎风招展，横幅上写着“植树造林，再造秀美山川”“退耕还林，利国利民”“当天任务当天完，任务不完不回家”，一场轰轰烈烈的被称为“天字号”工程的就这样启动了。
　　 严格把关，确保成活率。按照要求，无论是挖育林坑还是挖通巷，必须是一米宽一米深。现为退耕办副主任李福欣记得，为确保质量每个片区乡干部必须挖一个育林坑和一段通巷以作示范。那个时候他的手里经常握着一根一米长的木棍，一身泥土地穿越在山岭之间。在验收过程中，他们还总结出一套规律：三光一硬脚踩不动（所挖的坑）；树苗烟把粗（0.6厘米），沾泥浆栽入。三踩两提苗不起（栽好的树苗拔不起）。
　　 为保障任务按时完成，所有的乡干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付出了无比的艰辛和汗水。经常干在先，吃在后。总得晚验收，早汇报。有时整整一个月回不了家，衣服不得换洗。对于一些年老体弱的老年人或妇女，他们在验收完所有的工程之后会主动帮助。当时他们还提出了口号：一人不完，大家都等。退耕办技术员贺振东记得，有一次收工时，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由于没有月光，在下山时没有看清路，突然脚下踩空，身子不由自主地沿着斜坡向下滚去，所幸在悬崖处被一棵灌木挡住，才有机会爬了上来。现在想起，他仍心有余悸。他还说，对于他来说这不算什么，更有干部在收工后，晚上骑着摩托回家途中发生肇事，不幸遇难。
　　 干部是如此，农民更为如此。为早日完成任务，为了青山绿水，农民们也是起早贪黑，中午不回家，吃着自备的干粮。考虑到大家的辛苦，政府每天中午都会煮一大锅稀饭，但临近的还能喝上，远一点的只能喝冰凉的山泉水。有时栽树因为实行的大会战形式，所以有时他们走几十里的山路才能到达会战的地点，导致当天的任务很晚才能完，只好借宿在就近的村子里，实在没有住处只能睡在山里。更有部分妇女，因为丈夫的离去，孩子尚小，只好背着孩子上山劳动，虽然时常能得到大家的帮助，但更为辛苦。
　　 谁栽树谁受益，谁栽活给谁补。当年年底国家补贴粮就下来了，当大家高高兴兴地把粮食拉进村时，那些曾经有对抗行为的村民懊悔不已。三年后，国家将补贴的粮食折成现金，栽树多成活率高的村民为此领了很多钱。更有村民在退耕时直接承包整座荒山，得到了几十万元的补助，因此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都夸退耕好，国家真发钱，不是骗人的，这还不退等什么呢？”一位村民忍不住说了句实在话。
　　 封山禁牧是保障。对于甘泉来说，在历史上是个失血太多的地方，那么在退耕还林中亦是如此。在退耕还林前，畜牧产业曾经是甘泉一项重要的产业，但根据延安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封山禁牧舍饲养畜的决定》和《封山禁牧管理暂行办法》，好多农民因为当时没有地方可养，因此只能忍痛割爱，在1999年和2000年期间全县卖掉了20多万只羊，南义沟村农民一次性卖掉3000多只，一只不留。
　　 人心齐，泰山移。在全县干部群众齐心努力下，至2006年甘泉县逐次退耕308000亩。
　　
　　 四
　　 山地不让种，羊不能养，仅靠补贴怎能发展？敢问农民的出路在何方？
　　 其实，甘泉县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农民养植蘑菇，种植大棚菜，90年代末已经是延安市主要的蔬菜种植基地。南义沟村在1994年的时候，就有人开始种植大棚蔬菜，至1996年已经建有20个大棚，但由于管理不善，收入低微，大多已经废弃，至1999年仅有一棚。
　　 2000年，为确保退耕还林能退的下，稳得住，有发展，甘泉县委、县政府以生态环境建设统揽农业农村工作全局，全力推进产业改革，积极扶持农民发展大棚产业，由分散化向规模化、集约化转移。但是让大家用大面积的川地去建设大棚，就有好多人舍不得，依然很迷惑，依然在徘徊。然而，总有敢于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南义沟村一个名叫魏可新的村民，依照政府的要求一次性建了好几个大棚。第二年就收入一万多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村看村，户看户。在司俊恩调离两年之后，南义沟就建起了14个大棚。随后，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逐步步入了发展致富的轨道。
　　 2008年5月的一天，南义沟村举行了村主任选举大会。当唱票人开始唱票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有一个人的名字多次出现在选票上的备选格里,所得的票数为580票远远高于候选人。
　　 这个人就是上文提到现任支书曹宏伟。
　　 曹宏伟，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头脑灵活，血气方刚。从年轻时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积累了丰富的从商经验。1999年退耕时，他抓住机遇，开始大量的贩卖牲畜，后来辗转北京、天津等地从事煤炭、粮食贩运生意，在多年的倒腾中取得了丰厚的收获。
　　 在此次会议选举之前，就有人撺掇他参选，但都被他以生意忙为由拒绝了。如今出现这样的结果，让他更是惊奇，看来大家在此之前是商量好的。这时的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更是左右为难，谁曾想一件意外事故，让他终于做出了决定。
　　 就在曹宏伟的当选的第十八天，去甘泉县城办事时，突然发生了车祸，所幸只是大腿骨折。在住院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二十多个村民前来看望他，望着那一张张亲热的脸庞，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村民们把我彻底感动了一把！”
　　 不干则已，干就轰烈烈。既然大家对他如此的信任，在即将康复之处就发誓一定要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山村面貌。为详细了解村情，他拄着拐杖走遍了南义沟7个自然村，召开村民大会，掌握村情，了解村民所需。与此同时，他也有了自己的初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