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闹市区中心、繁华的商务圈内，耸立着一座石碑：人民解放纪念碑。她造型简朴、色泽素雅，甚至与周边林立的摩天大楼相比，显得短小。然而，她却是重庆人民心目中一尊立于天地之间的丰碑！因为她饱经苍桑，承载着山城几代人永恒的记忆和精神寄托。
　　 那日，随着潮水般涌动的人流，我来到了碑前。此时，西下的斜阳像殷红的血色涂抹在碑塔上，红白相间的碑身映衬着金光闪闪的“七个大字”，显得分外庄严、肃穆和伟岸。重庆，一座英雄的城市！这是我在重庆旅游期间感受最深的。然而，最能体现“英雄”二字的，莫过于这里的一座座丰碑，因为她的前世今生，见证了山城一段悲壮而光荣的历史……
　　
　　 一、精神保垒碑
　　 这里最先树立的，是一座“精神堡垒”碑，为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建筑，共5层，通高7丈7尺，象征“七·七”抗战。如今，木碑虽然湮灭在历史的硝烟中，但是那段历史是永远不会湮灭的。
　　 那是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践踏了大半个中国，兵临重庆，妄图利用武力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此时，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重庆，是整个中国大后方的前沿阵地，一旦失守，中国人便会成为亡国奴。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英雄的山城人民不畏强暴，众志成城，坚决抗击来犯之敌。为了昭示重庆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1940年3月12日，也就是孙中山先生纪念日的当天，建立了“精神堡垒”碑。
　　 然而，从1938年春到1944年冬，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狂轰滥炸，其地域之广泛、轰炸之频繁、死伤之惨重，罄竹难书。在如此强大的灾难面前，英雄的山城没有倒下，广大民众英勇卓绝的斗争，不仅有效阻止了侵略者的脚步，而且令全世界为之动容。
　　 重庆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了24架飞机、分三批对重庆进行了地毯式战略轰炸，时间长达5个小时。为躲避空袭，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使原本只能容纳5000人的空间，挤进了10000多人。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避难的7764名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而亡，酿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
　　 1987年7月6日，重庆市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在6.5隧道大惨案遗址举行了“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落成仪式。从此，这里不仅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罪恶铁证，而且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重庆旅游期间，我特地前往6.5隧道大惨案遗址，凭吊当年死难的同胞。
　　 那天清晨，小雨蒙蒙，我的心情如同灰暗的天空，特别压抑。磁器街，一条宽阔的马路，沿街为整洁、时尚的楼房和店铺。然而，一栋正方的、低矮的石砌小屋兀立于马路旁，使原本笔直的马路在这里画了一个弧形。走近石屋，门楣上写着“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屋顶沿边，是一圈拥挤的人物雕塑，他们双目圆睁，双手抓破衣服，扯裂喉咙，撕心裂肺般张口吐舌。形象地再现了“6.5”隧道大惨案中所发生的悲惨状况，我不由为之一震！
　　 进入屋内，里面的墙壁上挂满了放大的照片。照片呈黑白色，模糊不清，均为当年现场所摄，有的是展示隧道的基本状况，更多的却是发生惨案后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伤市民。还有一条通向地下深处的隧道进出口，由于正在维修，用铁栅栏拦住。很遗憾，没有进入隧道内，不能亲眼目睹这条曾经作为生命的庇护所、但却吞噬了千万条生命的魔窟。
　　 伫立在这里，内心在默默悼念！为在战争期间屈死的鲜活生命。屋外，车水马龙，人们享受着平静、安逸的生活。室内寂静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令人窒息。
　　
　　 二、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市在原“精神保垒”的旧址上，建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1947年8月，一座钢筋水泥碑代替了木碑，石碑高27.5米，为八角形柱体盔顶造型。然而，它仅仅存在3个年头，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它也寿终正寝。非常庆幸的是，我看到了这尊石碑，但不是原物，是仿制品；不是在这里，在距离这里40余公里的民国街。
　　 民国街，是重庆市政府近年来着力打造的仿民国年代的风情街，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当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历史原貌，具有浓郁的民国特色文化。我们先后乘坐公交车、出租车来到民国街，最先映入眼眶的是耸立于街头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鹤立鸡群般直刺蓝天。那高大挺拔的身躯和金光闪闪的大字，仿佛在向世人展示山城的一段光辉历程。是的，我发现几乎所有来这里的游人，都要在石碑前肃立，并投以崇敬的目光。
　　 踱步于街面上，立马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民国时期的山城街市。群林市场公司、亨达利钟表行、国泰戏院等，这些老字号大楼林立街头；新华日报社、八路军驻重庆代表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等，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机构豁然出现。沿途，许多俊男靓女追求时髦，穿着国民党军服、戴着军帽，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如果换在其它地方，还不招人耻笑？
　　 来到朝天门码头，这里正在举行集会，抗议蒋介石不打日本侵略者、专打共产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政策。百余名学生清一色民国服饰，男生穿黑色学生装，女生上身着天蓝衣衫、下身穿黑色裙子。一名年龄稍大，穿长袍，扮演教授的男青年，站在队伍前面，慷慨陈词。这情形，引起了许多游人驻足围观，以前在许多电影、电视里看过，今日得见，倍感熟识！
　　 国民政府大楼，按原物的规模、样式，以一比一的比例修建，这是重庆作为陪都的历史见证，原物已经荡然无存。自竣工以来，许多反映那个年代的影视题材，无不来这里实地取景。大楼威严、豪华，浓描重彩、飞檐翘角，融中西方风格。这里聚集的游人也最多，出于好奇，仔细观赏并拍照留恋，要把历史定格成永恒。
　　 继续行走，突然前面出现一堆人群，在欢呼呐喊，喜庆拥抱。我定眼一看，原来，这里正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巨大的标语横跨街面上空，满街张灯结彩、灯笼高挂；一面面共产党旗、国民党旗，以及许多彩旗在空中迎风飘扬。抗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完胜，饱经战争创伤的山城人民怎能不欢呼雀跃呢？
　　 这场景，与“抗战胜利纪功碑”遥相呼应，人民痛恨战争，希望和平，期盼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三、人民解放纪念碑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字，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这标志着，重庆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英雄的山城终于彻底胜利了！
　　 然而，这胜利来之不易，它是用无数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许多先烈倒在了新中国解放的黎明前夜，我们最为熟悉的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见证了这一血腥的历史。今天，我们缅怀先烈，“人民解放纪念碑”便是我们献给先烈的崇高敬意！如同这英雄的山城一般，像丰碑永远矗立于全国人民的心灵深处。
　　 瞻仰歌乐山，凭吊先烈，是我多年的夙愿。即便在来的路上，我脑海里还不断涌现许云峰、江姐、陈然等熟悉的人物。尽管很早就通过屏幕、小说等媒介熟识了白公馆、渣滓洞，但那毕竟是艺术作品，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当我走进歌乐山，禁不住一阵颤栗，因为内心充满恐怖，这里曾经是刽子手屠杀革命烈士的魔窟。
　　 歌乐山因“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而得其名。原本，这里环境秀美清幽，被誉为“山城绿宝石”和“天然氧吧”。自古以来，历代文人骚客，达官名士都爱到此探幽揽胜。抗战时期，郭沫若、冰心、老舍等都曾在山上留下众多名文佳句；陪都时期，蒋介石、林森、冯玉祥等在山上设有官邸，并留下大量题刻，因此，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然而，这里不是因为自然风光秀美，人文景观丰厚而天下闻名，倒是因为“白公馆和渣滓洞”而恶名远扬。
　　 沿着林荫覆盖的台阶拾级而上，走近处于半山腰的白公馆，大门上写着：香山别墅，好优雅的名字。这里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就借用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把自己的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戴笠在歌乐山下选址时看中了它，将别墅改造为迫害革命者的监狱。这里最多时关押过二百多名“政治犯”，其中有我们熟悉的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员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砖砌楼房，深灰色，墙上涂有许多标语，最醒目的是用繁体字写的“整齐严肃”和“青天白日”党徽。上下层房间被改造成牢房和特务办公室，防空洞改造为刑讯室。房前有块空地，大约60平米，被用作放风的空间。这里有一座“小萝卜头”的雕塑像，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我们来时，正赶上许多小学生站在塑像前聆听讲解员的讲解。
　　 我站在一旁观看，突然发现，这群天真可爱的小学生与侧头沉思的“小萝卜头”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年龄相仿，但境遇有天壤之别；一个是囚禁在笼子里的小鸟，一群是自由飞翔的天鹅。
　　 出白公馆，继续行走2.5公里山路，便来到渣滓洞。比起白公馆，我们对这里的环境更为熟悉些，因为文艺作品《烈火中永生》、《红岩》、《江姐》等均以此为原型。白公馆和渣滓洞两者的区别：白公馆关押的都是军统认为“案情严重”的政治犯；渣滓洞关押的有“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以及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
　　 渣滓洞原为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此处，曾关押过江姐、许建业、何雪松、小萝卜头一家等，最多时达三百余人。
　　 这里的每间牢房都标有曾经被关押过的烈士姓名，房间光线阴暗，空间狭小。但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这些烈士都有着坚定的信念，博大的胸襟和乐观的豪情，墙上都留有他们当年书写的诗词。比如，我们最熟悉的陈然烈士，《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歌埋葬蒋家王朝。
　　 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已经成立，重庆也即将解放，敌人仓皇出逃的前夕，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白公馆因策反看守成功，19人被打开牢门放走；渣滓洞仅有15人脱险，两处共有321人遇难。
　　
　　 游记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为“红旗渠”电视片题写的片名：《山碑》。若用于山城重庆也十分贴切，碑即山，山即碑，英雄的山城不就是矗立于华夏大地的一尊丰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