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世界上的人都有本土观念，特别是古老的乡村。说起自己所在地的人，基本都是直呼其名，或者对其的称呼；而说起外来人，总要加个“佬”字。这个“佬”是尊称？是贬称？似乎难下定义。但是，我们这里对“南京佬”或“六合佬”的称呼，绝对不是什么“尊”称。因为他们当时来到我们这里，是为了谋生，处境比当地农民更低下。
　　 亘古仅有的“DAYUEJIN”运动，我们这里是一九六一年春天结束的。由于“DAYUEJIN”给我们这里农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省委为了迅速扭转艰难的局面，当年初春就将本来在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农民私人。于是，我们这里的农民当年就做起自己的田来，农民说是“单干户”，政府说是“责任田”。这样的情况，少数地方只有一年，大多数地方维持了两年，到一九六三年初春，又全部恢复成了集体生产，叫做“生产队”。
　　 由于“DAYUEJIN”中，我们这里人口损失惨重，土地荒芜程度也很严重，“DAYUEJIN”结束后农业劳动力十分紧张。由于政策宽松了，农民有了自主，生产积极性很高，艰难的生活环境在很短的时间里有了很大改善。然而。我省以外的地方却没有实行分田到户，那里的农民生活环境，虽然比“DAYUEJIN”中我们这里好，却仍然十分艰难，其中与我省毗邻的江苏南京附近的六合县农民就是这样的情况。
　　 六合县由于在南京附近，早年就有不少渔民在我们这里装黄鳝、捕虾子，捞螺丝。由于那里处在我们这里的长江下游，我们这里人称他们是“下江佬”。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我们这里的情况很熟悉。见到了我们这里农民自己能有田种，生活条件上升很快，而且这里的田还都“做不了”，便告诉了他们家乡人，因此，那里有许多人来到我们这里谋生。
　　 “DAYUEJIN”刚结束时，我们这里有的自然村整个的没有人，土地撂荒了。他们先期来的人，集中在一起，做着撂荒的土地。渐渐地，来的人多起来，没有成片的撂荒地，他们便找到各个自然村。因为各自然村都是劳动力紧张的状况，对于他们的到来，基本上持欢迎态度，于是，他们只要是来到了这里，都能够找到安家落户的处所。由于他们是南京方面的人，被我们当地人称之为“南京佬”。
　　 于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南京佬”越来越多，漳河流域纵横百里的地方，到处都有南京佬。其实他们主要是江苏六合县的，有的地方又称呼他们是“六合佬”，但是称呼“南京佬”的比较普遍。
　　 无论是“南京佬”还是“六合佬”，在我们这里的历史长河里，都是特别的人群，特别的称呼。
　　 这些人都是农民，初来的时候经济条件比当地人更拮据，人人脸上菜色，多是瘦骨嶙峋，家具很简单，只是基本的衣服与炊具。不过，他们都有着艰苦勤劳的特点，来到这里后，都能与当地农民融合在一起。只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农业生产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在生产中，必须要向当地农民看齐，技术上也必须向当地农民学习。好在他们具有勤奋的本性，没有多长时间，就与当地农民有着差不多的生产技能，与当地农民也有了很好的感情。
　　 其实，我们这里的“单干户”生产，时间最长的也只勉强维持了两年，由于“上面”强调“集体生产”，1963年春天农民们都被揽进了生产队里。而我们这里的“好消息”传播到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中间，却也有着两年的时间。因此，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时，“责任田”已经结束，都是生产队的生产体制了。不过，由于“责任田”的原因，人们的精神面貌、生活环境和生产情绪都还是活跃的，但劳动力紧张的状况却没有缓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来到这里，都被当地生产队接纳了，而他们自己也觉得比在家乡好。
　　 这些人来到我们这里，大多数都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吃了许多苦头，才找到了“落脚”的地方。1963年春天，我们村上三个生产队就有两个接受了三户十个人口的“南京佬”。
　　 我所在的生产队接受了一户姓侯的五个人口，另一个生产队接受了姓孙与姓刘的两户也是五个人口的“南京佬”（而姓刘的一户夫妻俩，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又走了）。他们知道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劳动力，因此来请求生产队接纳时，都说自己家里的人是强劳动力。
　　 姓侯的一家，除老侯叫侯盛余外，他的三个儿子都没有正式名字。只分别叫做大侯、中侯和小侯。大家也不知道他老婆子叫什么名字，都叫她“侯妈”。
　　 这一家人，果然都是强劳动力，天天和我们生产队里人一样，风里来雨里去。初来乍到，做水田里的农活虽然外行，可是他们有体力。而做农业，主要靠的就是体力，于是，很快便与本队人打成了一片。他老婆子在水田里笨手笨脚，又因为是一大家人生活，便很少出勤，只在家里做些家务。她饲养了一些家禽，还养了一头猪，把家里环境管理得井井有条。
　　 春耕大忙时，老侯被安排着犁田，用老侯自己的话说，叫做“弄牛”。无独有偶，姓孙的也被安排着“弄牛”。他们犁田与本地人是有区别的，本地人犁田吆喝耕牛，一声大喝后，不到耕牛怠慢了，不再吆喝；而他们“弄牛”，总是不断地吆喝，甚至吆喝得不歇声。不过，他们犁田的效率，比本地人并不低。
　　 老侯的三个儿子，刚来时，大侯和中侯每天只评七分和六分工（标准劳动力是十分工）；一个月后，大侯工分长到了九分，中侯长到了七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都被评成了十分工。而小儿子小侯，与我年纪差不多，由于年龄比较小，力气也比较小，工分一直没长没跌，与我一样，每天都是六分工。
　　 老侯一家人，只有小侯是识字的。因此，我总喜欢找小侯玩。我们互相交流着自己看的书，也能谈得来。每隔一段时间，小侯总要写信回六合去。写些什么内容，小侯总不给我看；不过，总是把信封好了以后，叫我看他写的信封。信封其实没什么东西可看，但是他喜欢在信封背面写诗。有时候写：“小小信儿快快跑，见了主人就问好。我在FANGCHANG也自在，就是想你不得了！”有时写道：“小小信儿快快跑，见了主人就问好。这里阳光还灿烂，家乡月亮可圆了？”有时他又写道：“小小信儿快快跑，见了主人就问好。中秋过了重阳到，园里菊花可开了？”这样的小诗前面两句总是一样的，后面两句才是五花八门。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写信嘛，总要问好——这是问好呗！”哎，小侯真会闲诌。
　　 我与之时间长了，知道他的内心状况，说：“你什么问好，这分明是在想家啊！”小侯坦然地说：“人之常情，谁能不想家呢？”我想也是，你们从六合来到这里，长久的不能回去，想家是难免的了。
　　 这一天，小侯却把自己的日记本子拿给我看，我看到了这样一首小诗：
　　 日出东山落西山，六合谋生到FANGCHANG；吃了多少人间苦，进出几回鬼门关！
　　 我说：“小侯，这么说，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哪还经过了千辛万苦么？还遭遇了不少危险呀？”
　　 小侯说：“怎么不是呢。家乡日子实在不能过，我爸爸听说安徽搞单干了，家里又有许多人在这里安了家，就带着我们来安徽寻找合适的地方。为了寻找合适的地方，成天饿肚子的日子也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回。我爸爸是好汉，再不向困难低头。没饭吃，他总是叫我们不要装孬，说‘三天不吃饭，也要挺肚子过桥’。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唱着‘肚子饿了心里慌，要吃韭菜炒猪肝；韭菜还在十字街，猪肝还在猪肚间’！什么十字街、猪肚间呀，就是说没有的吃，不要瞎想，还要‘挺肚子过桥’啊！”
　　 我见小侯眼里饱含着晶莹的泪水了。然而，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好不容易，经人介绍，总算找到这里来了！虽然累一点，还能有吃的，应该能安心了。可是，我们的家乡，本来是很好的啊，我哪能不想家呢！”
　　 我听了心里肃然，可是，却也莫名其妙。问道：“你说你们家乡很好，为什么还说‘不能过呢’？”
　　 小侯说：“哎呀，这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也能理解。不就是人为的么？你们那几年不也是不能过么？”
　　 我说：“现在我们这里好起来了，你们怎么还没好呢？”
　　 小侯说：“你们是因为搞了单干了，才好了起来。我们老家还是老样子，没改变啊！”
　　 我听了，豁然明白，说道：“啊，还没改变——还是老样子？难怪‘不能过’呢！”
　　 我后来才知道，从六合到FANGCHANG、NANLING的人，其实真不少。NANLING有一个叫蒲塘的地方，那时改称“红旗生产队”了。共产风时，那里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变成了荒村，当时居然完全是六合来的人了。再后来，FANGCHANG、NANLING沿漳河一带的许多生产队里，都收留了六合人！
　　 姓侯的一家人在我们这里时，我几乎天天与小侯在一起，劳动时在一起，休息时也在一起，像是形影不离。他们走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小侯仍然想念。特别是对他写信的那几首小诗总不能忘记，以为那里面有着很深厚的意思。
　　 1963年冬天，我们这里宣传要进行“四清试点”的运动了。老侯与姓孙的知道这个情况后，都认为凡是运动总会以“外来人”为对象，因此非常担心。还没有到年终结算时，都执意要回去。生产队干部、社员挽留他们，也都没能改变他们的主张。
　　 他们在这里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临走时应该要给他们工分报酬。可是，生产队的体制，不到“决算”，是不知道这报酬是多少的。队里的干部社员都同情老侯一家，都说没有钱怎么回家去呢？老侯更是恳切请求，更是由于互相相处的感情，大家都认为不能让他们空手离开。于是，那一天全体社员都挑稻子到粮站去卖。一共卖了三十多担稻子，给了老侯二百元现款。这样，老侯心满意足，又千恩万谢地向大家一一告辞，回六合去了。
　　 到了那年的年终决算时，老侯特意来决算工分账时，却得到他已经超支了十二元钱的账目。队长和大家商量，都体谅他的苦衷，不仅没有要他归还超支款，还给了他二十元的路费。并且把他超支的款子和这二十元钱，全部在账面上减免掉了。
　　 别以为这只是三十二元钱，而在当时的农民来说，可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因为标准劳动力劳动一天是十分工的话，这一年才是七角二分（而有的生产队只是二角三角），还包括自己的口粮和必要的借支款。因此，老侯感慨万千，表示永远记着我们生产队人的情谊！
　　 老侯老家所在的地方，是六合瓜埠镇。其地理位置比我们这里优越，农业上的环境绝不比我们这里差。当时所以“群起而逃离”到我们这里谋生，主要是像小侯说的“是人为的”原因。两三年后，他们那里的政策正常起来了，在我们这里的“南京佬”抑或“六合佬”们，尽管他们在这里有着良好的人缘，全部都回去了。后来，除非极少数在我们这里有了家庭的以外，再难找到当时的“南京佬”了。不过，当地人当时出生的婴儿，竟有人取名“下江佬”、“南京佬”“六合佬”的乳名，为这些人来此地谋生，留下了历史的纪念。。
　　 一般来说，人们都是热爱自己家乡的。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歌曲，唱出了人们热爱家乡的心声。俗话说“人是天下鸟，鸟是当地人”，又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般情况下，要不是遭遇了灾难，迫不得已，人们绝不会背井离乡，奔赴陌生的他乡的。人类的灾难，无非是天灾与人祸，而天灾往往还可以抵御，人祸普通人则难以抗拒。因此，“南京佬”“六合佬”们的经历，是社会主持者们应该熟悉的历史啊！
　　 本文主要内容来源于我的《农家沧桑》。
　　 2019年5月2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