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真是无奇不有。
　　 那时我在县化工厂工作。建厂招工时，要求不高，文化程度以小学毕业为起点。像我们这批高中生，要算是凤毛麟角了。虽然文化层次不同，但大家相处得很亲密。班上工作配合默契，班后和睦相处，学习相互促进，生活彼此关心。尤其是我生性随和，总感到谁都够自己一处的。有人戏谑，说我是属乌龟的，跟谁都能配对子。我只是说：“十二属里没这一属啊”，毫不生气。所以大家有事总喜欢找我叨念叨念。
　　 “树欲静而风不止，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革大潮一卷，“天翻地覆慨而慷”。夫妻反目、父子结仇、姊妹积怨、兄弟斗殴，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方招、章明和郑宏都是退役军人，他们同坐一辆闷罐车入伍，同时退役，拿着同一张介绍信到化工厂来的。更巧的是，当时操作工已配齐，他们被安排在机修车间。方招是焊工，章明是钳工，郑宏是电工。三家的宿舍也毗邻，所以他们上班一起走，下班一同归。谁家要是做了可口的菜，就一分三份或拼起饭桌在一起聚一聚。简直就像没分家的亲兄弟。
　　 但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破了局面。方招参加了“井冈山战斗队”、章明进入了“全无敌兵团”、郑宏原来是井冈山的，后拉起一个三人组成的“风雷激总司令部”。于是井冈山战斗队骂风雷激总司令部是叛徒布哈林，全无敌兵团说井冈山战斗队太独裁是托洛斯基。就这样，三个造反派组织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混战起来，弄得全厂停产了。方招、章明和郑宏都是各自组织的中坚分子，当然也卷入了这场狗撕羊皮的斗争，无端地敌视起来。因为他们笃信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最革命，最最坚决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其它两个组织都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五一节到了，风雷激总司令部首先贴出大字报，倡议全厂职工过一个革命化的劳动节。其它两个造反组织当然也不甘落后，但谁都不承认自己是附议，都说自己是倡议，于是发生争执。见风雷激总司令部落款日期是1967年4月28日，全无敌兵团就落了个4月21日，比前者早了一个星期。井冈山战斗队索性落了个3月21日，比全无敌兵团又早了整整一个月。于是，风雷激总司令部骂他们弄虚作假，全无敌兵团骂井冈山战斗队不要脸，井冈山战斗队气得捶胸顿足，一不留神，连“骂个巴子”都骂出来了。
　　 不管谁骂谁，也莫问怎么骂，总之革命化劳动节是过定了。由军代表召集各派头头开了个联席会，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更改指示灯的问题。长期以来车间里亮绿灯表示机器正常运转，亮红灯表示紧急停车。错了，大错特错！红灯是李铁梅手中的号志灯，它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光明，怎么能是紧急停车呢。革命的车能停吗？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进攻是无孔不入的。要改过来，坚决改过来，不遗余力地改过来。后来真的改了，结果有些工人不适应，猛抬头看到红灯，仍受“旧的意识形态”支配，立即做紧急停车处理，几次造成事故，这是后话。另一个是大批判问题。当时全厂都停产了，就把人组织起来搞大批判。会议一散，大家争先恐后去抢批斗对象。本来厂级干部有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总工程师共6人，三个造反组织可各摊两个走资派，但风雷激总司令部捷足先登，抢去了厂长和党委书记。这是两条最大的鱼，只剩下二三等货就“脚趾头长疖子——没啥浓水”了。为此又是一通臭骂，方招、章明和郑宏也少不得指着鼻子对骂了几句。
　　 三天后是五四青年节，早晨九点半钟，家属宿舍压井台边，郑宏的媳妇正在洗衣服。虽然刚到阳历五月，天已很暖了。她脱掉花棉袄，穿一件低开领的水红毛衣，说是毛衣，其实是用劳保手套线织好又用“洋红”染的。但配着她那张白生生粉嘟嘟的脸，挺好看。那时买肥皂得凭供应证，而工作服油灰多，特别难洗，只好买植物油厂用油脚料制的土肥皂。那玩意儿不吃灰，非使大劲在搓衣板上拼命搓不行。郑宏媳妇一使劲，身子就一颤，胸前一起一伏，就像揣了两只小兔子。颤着颤着，内衣领口的纽扣挣开了，雪白的小兔子调皮地伸头探脑起来。恰巧章明到井边打水，看到了这养眼明目之景，提着水桶，咧着嘴在数：“一、二、三、四……”郑宏媳妇意识到后，赧然一笑，慌忙掩胸。此时，郑宏拿着刚换下的衣服要送给媳妇洗，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看到这一幕。“打你个流氓！”他大喊一声，以“三步上篮”的速度冲过去，一拳捣在章明的下巴上。章明两手捂着下巴，边跑边喊：“你不流氓，那天摸方招媳妇屁股干什么？”他的话刚落音，方招两口子都从屋里窜了出来，男的直奔郑宏拳脚相加；女人一跳八丈高，大骂章明红口白牙造谣诬蔑，不得好死。郑宏说：“你方招又是什么好东西，我亲眼看见你搂着章明媳妇亲嘴哩！”一时间，哭声、骂声、撕打声乱作一团。不过有一点共同之处，都指控对方是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刘少奇的孝子贤孙。
　　 其实文革前那阵子，三家彼此不分，几乎到了古人所谓“内外不避，通家之好”的程度。章明当兵时在枪械所干过，就从厂废铁堆里找来无缝钢管造了一支土枪，经常利用星期天到野外打兔子；郑宏当兵前是渔民，当上厂电工平时没多少活累不着，一早一晚地，爱到附近汪溏里撒几网或钓一杆；方招入伍前学过厨师，到部队后被选派到师部军官灶干了五六年。所以猎获的野兔、麻雀之类和捕到的鱼鳖虾蟹都归他拾掇。菜做好后，总免不了三家共餐一醉方休。他们都是进厂后结的婚，还没生孩子。三个女人都是全厂家属中数得着的美人胚子。厮混日久就不在乎了。酒喝高了，你在他媳妇丰乳上摸一把，他在你老婆肥臀上捏一下，甚至勾肩搭背在香腮上亲一口，都从来没计较过，只当玩闹一笑置之。今天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相互看着就不顺眼，翻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就像吃了苍蝇一样犯恶心。加上各派“革命群众”一起哄，闹起来就无止无休了。直到晚上八点钟，不仅叫骂声不绝，满墙都被贴满了大字报，各派都组织力量，要在这里摆战场，充分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把封、资、修批倒批臭。并扬言，不抓出黑后台，决不罢休。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宿舍住户人心惶惶，驻军代表坐立不安，为了引导群众牢牢把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迷航，军代表及时召集各派头头开了个紧急联席会，达成共识：对家属宿舍区实行军管，每天24小时监控。
　　 终于有人沉不住气了，就是三个当事的男人。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就得把错误安到对方头上。这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司法部门，正确地说是公、检、法革命委员会。他们又同时想到了我，因为打官司得要诉状，我是这栋宿舍惟一的“秀才”。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方招。他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要告谁，告人家什么。我只好照他对当时事实经过的叙述写一遍，这样苍白无力，根本就算不得什么诉状。但我不能给他添只言片语，而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能白写，得给我一包丽华牌香烟。他到小店买烟回来，突然福至心灵，告诉我，他要告章明：“这家伙就是个活流氓，他曾说自己刚入伍是边防军，连个女人都见不着，三年下来，看老母猪都是双眼皮。战士们个个都遗精，因为没有经验，用热水一烫，糊得被子上东一块西一块的，大家管那叫擦枪油。”他气愤地说“这不是诬蔑革命军人，毁我钢铁长城吗？”我说：“你讲的太复杂，我记不清，最好你写下来，我好参考。”不一时，就这样写好，他高高兴兴地拿走了。不多久，章明和郑宏先后也来了。我如法炮制，先要一包丽华烟，再写当时经过，再把他们亲笔写的附加材料抄上去。所不同的是，章明揭发郑宏说过“丑女人比俏娘们辈份高，因为大家见了丑女人总是说，俺的亲娘，怎么长的呀？谁见了漂亮妞都要赞一句，乖乖真疼人！”郑宏揭发方招的是：“开会时革委会主任讲话有点结巴，他在下面嘀咕一句，新媳妇放屁——零滴”。
　　 公、检、法革命委员会根本就不受理这个案子，把原材料转给化工厂军管组。军管组的组长姓金，在部队是个排长。他没有找三个当事人谈话，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先说，你写文章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又说，揭发的那些言行是捏造，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我请他拿出诉状，指着念道：“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诉状，我叫方……”“好了好了，那些个揭发的言行怎么解释！”我不慌不忙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三张纸说：“这是他们自己提供的材料。”金排长憋得脸通红，突然敲了敲桌子说：“你给他们写这东西的思想根源要好好挖一挖。”我又掏出一包丽华烟说：“他们每人给了我一包烟，我抽了两包，剩下的在这里。”其实我不抽烟，但不能全给他，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两包早就送了别人，还落个人情。
　　 第二天上午，全厂集中在大饭堂开会，厂革委会主任主持会议。先是三个当事人检讨，后是金排长讲话。他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三人几句后，要求大家求大同存小异，要团结，不要分裂，要统一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眼看会议就算结束了，他却话锋一转，点了我的名：“为了一包烟，给人写诉状，觉悟到哪里去了？就值一包烟钱吗？真是私心膨胀，人格低下，再不警惕，会犯大错误的。”颇有点语重心长的味道。说完叫我站起来，连背“斗私批修”二十遍，才宣布散会。
　　
　　 散会后，又罚我打扫会场。我在金排长坐过的椅子下看到一摊丽华烟烟蒂。我知道他平时抽的是勇士牌烟。勇士牌烟一包时值一毛四分钱，丽华烟二毛三分钱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