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该种麦了，家里没有牲口，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一人肩背一根绳索，把腰弯成了弓形，父亲在后面紧握着摇耧，将小麦播撒进新翻的泥土里。我的肩膀被绳索勒出了两道深深的印痕，火辣辣的痛。
　　 在那时，除过寒暑假外，孩子们还另有两个雷打不动的假期，一是秋假，一是忙（芒）假。秋假多是为了播种，忙假多是为了收获。我喜欢播种超过收获，因为秋假比起忙假节奏要和缓许多。
　　 我不喜欢忙假割麦子，太阳太凶了，麦茬一点儿也不温柔。有一次次割麦回来，哥哥姐姐们打趣道：“哎呀看你的脸，简直活脱脱一关公啊！”我照镜子一看，羞死了，赶忙倒了一盆子水洗了脸。
　　 读大学的大哥从地里割麦回来，竟一口气连吃了四个母亲新蒸的大馒头，也成了我们叽喳的一个有趣话题。
　　 眼看麦子不住地躺倒了，就又新添了活计——装麦运麦。腿长的二哥撂下镰刀，转身就成了运送的主力。我呢，也摇身一变，成了运麦“大军”里不可或缺的配角。
　　 相比割麦，我更喜欢这份运装工作，可以一边装一边聊闲天。我那时已经上学了，说话时似乎有些“文学”，二哥认为我做作，他笑着说：“那些成语形容词是写书用的，你怎么能把它们挂在嘴上呢？这么‘八股’啊！”
　　 不懂什么是“八股”，就去刨根问底，二哥给出的答案是：“你就是八股”。二哥用“八股”绰号了我好一阵时间。
　　 运送麦子多半是二哥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有次我自告奋勇要“掌舵”，结果遇一下坡，车辕将我高高架起，状若运动员在双杠上做着练习，我吓得连呼“救命”，幸亏二哥挺身而出救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麦子全部收割拉运完毕后就该碾场了。太阳的眼瞪得溜圆，麦场上热得很瓷实。老牛喘着粗气，拉着碌碡努力在麦场画圆。人呢？则人手一叉，排着队紧紧跟在老牛后面，少有机会喘口气。
　　 大家正又累又忙又热着，突然来一卖冰棍的，孩子们的眼睛就不免直愣起来，期盼大人能慷慨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大人们呢，多数时候似乎眼耳功能全盘退化，既看不见自行车后架上白闪闪的冰棍箱，也听不着卖冰棍的吆喝，偶尔会恍然大悟对某个孩子说：“去，给大家一人买根冰棍。”
　　 大家正又累又忙又热着，突然发现老牛的屁股忽闪忽闪的，意欲张开，这种迹象表明，老牛堂而皇之想要拉屎了，于是难免一番手忙脚乱，手忙脚乱的结果是牛粪被稳稳接住了，没有“污染”麦草。
　　 大家正又累又忙又热着，突然起大风了。大风过后，老天的脸瞬间阴沉，尔后雷声隆隆响起，于是麦场上的人开始风一样的跑，快速将麦场上的麦子和麦草分别归拢起来，该装口袋的装口袋，该堆起来的堆起来。
　　 那种紧张激烈场面不亚于一场战斗，“敌人”是将落的雨，“阵地”是麦场，“战士”是手拿农具的农人们。
　　 这也是考验农人之间友情与亲善的最佳时机，一家忙完了自家的活，二话不说，就跑去帮还没有忙完的农户。对被帮助的农户来说，这正类似大敌当前，来自友军的“火力增援”，感谢的话语并不多说，只在心里搁着。
　　 时常人们的收尾工作还没有彻底做完，天仿佛被许多只无影的手撕开了无数大裂口，雨瓢泼倾盆从空中汹涌而下，男人们望一望屋檐下被“抢救”出来的麦子，仰着头看看天，伸长脖子狠狠地吸几口伴着浓浓泥土气息的湿润空气，牙缝里都浸着惬意。
　　 雨是“白雨”，来势很猛，时间却不长。半个钟点后天晴了，西边的天空悬起了五颜六色的彩色幕布。
　　 第二天麦场多半干透了，人们把混着麦草的麦子再次请进场院，开始碾场、翻场，这工作一般要持续好几天，等两项活儿全部做完，就该扬场了。
　　 扬场是一项技术活，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肩椎不好的父亲承担了此重任，她拿着一把木掀在扬着场，一下一下，一掀一掀，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等所有的麦子和麦草彻底决裂了，就该晒麦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母亲已将麦子均匀摊开在麦场上；太阳炙烤的时候，母亲用搂耙轻轻地给麦子翻背；太阳要下山了，母亲吆喝孩子们从家里拿来几个口袋，将新鲜滚热的麦子一铲一铲地装进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