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是母亲的弟弟。我见到他时，已经十多岁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由于肚子无食，被老娘早早轰上了炕，在被窝里围着。外屋门开了，我听见响声，爬起来，透过板墙子的玻璃窗，看见一个男子汉，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端庄的面孔，戴着一顶棉帽子下面露出花白头发，背着一个行李，手提着一个提包，走进屋来。看见老娘喊了一声：“二姐……”随后就走进姥姥住的东房。
　　 老娘进屋来催促我赶快睡觉，我就问:“娘，这是谁呀？”
　　 “是你舅舅。”
　　 我愕然了，我还有舅舅。躺下后还琢磨了，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第二天是周日，早早地我就被说话声吵醒，那时外边天色还黑着呢。就听见老爸老娘和舅舅在堂屋里说话，嘘寒问暖拉家常。很快我就起床，吃罢老娘买来的早点浆子油条烧饼后，舅舅从外边回来，对老娘说，我去派出所办完临时户口了”转身对我说：“我带你洗澡去。”我很高兴，舅舅怎么会认识我呢？于是我就跟着舅舅来到“正兴池”。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正式在浴池里洗澡，也是第一次和舅舅接触。
　　 后来的几天，只要我不上课，舅舅带着我去看电影，逛商场，下饭馆。有一天我下午回家，舅舅出去了。等到天全黑下来，舅舅才回家。姥姥问：“你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
　　 “我去看看大爷和大娘，回来走路回来的。”
　　 姥姥心疼地说：“多老远啊，多累呀。”舅舅没言声。
　　 后来听家人说，大老爷家住大营门，据我们家至少有20里路。听后我就特别佩服舅舅。满头华发已经50多岁的人，还可以走这么远路，是体力好，也是有毅力。那时6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被称为老人了。而舅舅不以为老，强力胜壮年。
　　 时间很快两个星期的假期到了，舅舅准时归队。临走那天应该是早晨，我还在睡梦中。虽然他回单位了，可是我很想念他。
　　 他单位在哪儿？什么时候还再来？我心里想着看电影、买零食、逛大街，洗澡堂……
　　 舅舅是老黑家的长孙。我姥爷大排行行二。大老爷家头胎是个女孩儿，我称呼大姨。紧接着就是我老娘在老黑家行二，被称为二姨。三姨也是诞生在大老爷家，舅舅大排行行四，生在我姥姥家。因此，老黑家的长孙落在了我姥爷家这支儿。后来其他几位老爷结婚生孩子都是女孩。只有到了十多年后四姥爷家生个男孩，隔了好多年，大老爷家生个男孩。老黑家姑奶奶多，显得爷们儿就珍贵了。
　　 我家舅舅是黑家长孙，是我姥爷长子，从小自然受宠爱。后来上学，做工，和他人做买卖。他没有继承我姥爷的医学专业。
　　 我的姨姨们自幼好学，个个出类拔萃，分别考上北大、辅仁、医科大学等。在那里她们逐渐接触政治，同时也有不同信仰，为不同的目标而工作奋斗。因为交际广，结识了许多回民中的人物，有政界的，也有商业的。受我的姨姨们影响，他逐渐和政界人物打交道。
　　 抗战期间，中国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政府，舅舅就加入了组织，做买卖的同时，做些抗战工作。到日本投降时，舅舅被委任国民党区党部指导员。为了出人头地，改换门庭，他不遗余力的工作，上街贴标语、组织援军物资、欢迎军队进驻。为了安全，上级还给他配备了一只手枪。40多岁了，好像在政界还能干一番，还有上升的机会。
　　 谁料想，随着国民政府接收大员到达天津，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寄发，相互倾轧。他们对长期在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压制、排挤、打击。致使舅舅激流勇退，不再伺候他们了，退出政界。后来国共两党开始内战，舅舅潜心做买卖，当商人，直到天津解放。
　　 就是这段经历，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入狱，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被判8年徒刑。舅舅入狱时我刚刚2岁。十年后舅舅出狱留用，回家探亲，我才知道这些情况。
　　 经过改造的舅舅思想觉悟比一般人都高，遵纪守法，维护共产党的权威，积极宣传党的政策，身体力行，生怕给我们这些后人造成影响。
　　 在关键时候，大事不糊涂，给我们这些外甥男女挽回了一些政治影响。
　　 那是1965年仲夏，一天舅舅突然回家，使得全家惊讶。平常他都是春节回家探亲和过年。这次不打招呼就回来。莫非有什么事情？果不其然，他是为了完成一件重要任务而回家的。
　　 原来家桢哥哥在国家队效力已经近10年，出国几十次，立功受奖无数，可谓功勋大大。但是就是解决不了入党问题。这在国家篮球队已经成为事件。贺老总得知是因为家庭问题，影响了一些男女运动员入党，就说：“他们的政治问题能有我大吗？我都能入党啊。”于是国家队党组织逐个梳理每位积极分子，看什么问题，搞清社会关系，陆续解决。等到家桢哥哥时，组织上就派人到舅舅所在农场，批准舅舅回家向家桢哥哥介绍他的“历史问题”。帮助家桢搞好政审这一关。于是舅舅领命，匆匆回家。那时家桢正在古巴出访，于是家桐大哥与舅舅进行了一次严肃而郑重长谈。
　　 谈话是在我们家的堂屋。那天是周日，哥哥休息。下午爷俩对面而座，神情严肃，态度凝重。家里外边不让我们小孩子走动，好像大战前的指挥部一样，一点声响都没有。一问一答，问者点头哈腰，答者理直气壮。尽管那天气温很高，可是我们没有觉得热。屋里屋外鸦雀无声，就听见哥哥的钢笔“沙沙沙”发出声响，像是……
　　 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很快结束了。当看到爷俩都站起来，相对而笑时，我们这些大人孩子也长嘘了一口气。
　　 这次舅舅介绍提供的材料，为家桢入党铺平了道路。在接纳家桢入党的大会上，党组织充分地肯定了家桢积极老实，认真负责地向组织汇报的忠诚的态度，顺利地通过了。殊不知，这里有舅舅的成绩，凝结着舅舅对我们下一辈的责任心。
　　 也正是这份材料，为我们兄弟解决加入党组织问题打下基础。
　　 文革前最后一次探亲，是我送他到北站。临别时，他给我一块钱，让我零花。我已经是初二的中学生了，路过官银号新华书店，我进去买了三本书“简明英汉词典”“半导体知识”“天气预报”。
　　 这次探亲他见到我看小说《青春之歌》，向我推荐了“枫香树”“晋阳秋”等，还鼓励我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新时代的好青年。后来我下乡了，直到1974年回城，期间没有见到舅舅。
　　 1975年姥姥去世，舅舅在家请假陪了一个多月，直到送葬到坟地，他尽孝了。
　　 舅舅为家桢做了工作，家桢也为舅舅做贡献。
　　 这是1980年代的事情。改革开放后，国家形势一片大好。党中央决定释放在押的国民党人员，一个不留。为此，我听从老娘嘱咐专门去农场办理舅舅回城的手续。去之前，请示校领导，获准。在农场，尽管不顺利，总算了解了信息，以告知我放心不下的老娘。
　　 回津后，几次去六处，不理不睬，后来官方得知是家桢的舅舅，办理起来就顺畅多了。
　　 舅舅辞世的时候，我正在山东出差，也没有来得及给他送行。不过我想，他临走前的心境一定很复杂。但是他已经给老娘（我姥姥）做了无常16年的年头（回民风俗的祭祀）事情，也对得起故去的老人，尽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