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村里人吃水，都到井上去担。担来的水，储在瓮里，供一家子人吃喝，洗脸，洗衣服。人口多的主儿，满满一瓮水，一天也就见底了。因此，体贴的庄稼汉，大清早一睁眼起来，就要先担上几担子水，把瓮灌满。
　　 我家小门小户过日子，水瓮不算大，也就盛五六担水的样子。瓮却是老瓮，我姥姥说，从她的婆婆的婆婆那辈儿就用，一直到传给她和我娘。那瓮的样子也没什么特别，高高的，底小上大，整年家盖着一块秫秸秆穿的大盖帘儿。盖帘儿用得久了，终日被旁边灶膛的烟熏着，有点辨不清颜色。瓮的肚子，上着粗釉，黑黑的，被姥姥擦拭如新，于是在光线幽暗的堂屋，那个放置瓮的角落，似乎比别处亮一些。瓮沿和瓮底都是白陶本色，看上去粗粝，结实，还透着点威严。瓮沿挂着一只半旧的瓢，用来舀水。
　　 储在瓮里的水，总是新鲜而清冽。姥姥和我娘俩人过日子的时候，跟许多人家一样，只有冬天才烧开水喝。天稍暖，就直接喝瓮里的水。从地里收工回来，一进屋，撩起瓮盖儿，哗地舀起半瓢水，咕嘟咕嘟一顿饱饮，半天的干渴顿然消散。农忙起来，连午饭也经常简化到干粮咸菜就凉水儿。干粮是起大早烙出来的棒子面饼或掺菜糊饼，咸菜是头年冬天腌好的老萝卜头，水，自然就是从瓮里现舀的。很多年以后，娘还经常提起那些日子，她说，咱家那口瓮真好，那水喝到嘴里，老是清凉凉，甜丝丝的。
　　 一口好的水瓮，自然不能只用来储水那么简单。夏天的时候，娘偶尔会在瓮里丢两根洗净的黄瓜，或一个花皮儿大西瓜。瓮，就成了一个临时的冰箱。
　　 集上买来的黄瓜，黑绿的皮儿，嫩绿的瓤，浮在瓮里，三两天也不坏。吃捞面，来上多半根，细细地切了丝儿，码在黑红的红薯面条或红薯面与白面二合一的杂色面条上，再放点白白的蒜泥，酸厚的醋汁，就色香味俱全了。更多的时候，那漂啊漂的黄瓜，是留着打发我们几个小馋猫。手里有上母亲或姥姥赏赐的一小段黄瓜，一小口一小口咬着，嚼着，脆生而清香，写作业的精神儿也大起来。
　　 西瓜不常有，一夏天也就三两个，一般都是为着待客。娘收工回家的路上，就有西瓜园。约莫着哪天她干儿子来过生日，或者姑姥姥回娘家，她一定会顺便捎回个大西瓜。太阳火辣辣地照着，西瓜跟着娘走一路，到了家浑身都是烫的。客人们已经到了，娘把西瓜放在一边，跟亲戚们拉会子家常，便帮姥姥做待客饭。招呼客人吃饭的当儿，她抽空把西瓜洗了，投到水瓮里用凉水镇着。这个时候，我们姐弟总是很兴奋，饭也不好生吃了，只等客人晌午休息完，娘把西瓜从瓮里取出来的那一刻。冷水镇西瓜，自然不如用冰或地窖，时间一长就“水”了，但娘总能把分寸掌握得恰倒好处。那西瓜，花皮红瓤黑籽，切开来，满屋子氤氲着鲜润清芬微甜的气息，吃一口，一股甘甜的味道沁人心脾。
　　 寒冷的冬天，屋子里的温度也低得可怜，瓮里，常常结出一层薄薄的冰凌。这样的季节，姥姥每天早晚各要查看一次水瓮。她端着一盏煤油灯，趄着身子左照照，右瞅瞅，直到确信那口老瓮安稳如磐，没有任何被寒冷击裂的迹象，这才允许娘或我把担来的水蓄进去，或者静静地止灯入睡。家里唯一的取暖设备，一只小小的煤炉，在姥姥的指挥下，也总是放置于离水瓮不远的地方，如此，瓮就不会结厚冰而被撑破。
　　 淘瓮，是姥姥一个人的事。
　　 日子久了，细细的泥沙，游弋的烟尘，一点一点沉淀到瓮底，瓮里的水就容易坏。再好的瓮，也要定时清洗。姥姥管洗瓮叫淘瓮。这是一件并不轻省的活计，但她从不让人搭手。姥姥个子又矮又瘦，每次淘瓮，先登着小坐凳，探下身子往外舀水，等舀空了，再把瓮放倒，清掉瓮底的淤泥，从里到外拿炊帚一点一点刷洗，一遍又一遍。有时候，姥姥还把洗净的瓮滚到屋子外，放在枣树下的花搭凉儿里晾着，晾透了，才把它滚进屋，安置到那个固定的角落。我一直很奇怪，病泱泱的姥姥哪里来那么大的气力，如此坚定执着地一个人淘洗、晾晒那个大大的黑瓮，一年复一年。
　　 平日里，娘和姥姥用水都极节俭。特别是我十岁开始接娘的班到井上挑水，姥姥总要把洗脸的水集起来，再洗头遍衣服。我若学习特别紧张，瓮里剩下半瓮水，也就将就对付。但每到年三十儿，姥姥是决不许空瓮的。非但不空瓮，还要事先把瓮淘得非常干净，外边的釉子擦得锃亮。然后，催着我们去井上担水，一趟又一趟，直到瓮里的水满满的，再把能用的盆啊碗啊都灌上清泠泠的水。姥姥说，水是财，年三十瓮里的水富富有余，就预示着来年家业兴隆，财源兴旺。
　　 弟弟长到会调皮的年龄，我家那口老黑瓮里居然养了几条小鱼。这下，可真“富富有鱼”了。弟弟是看别人家在大水瓮里养小鱼，他才闹着养的。刚开始，我真担心养着鱼的水还怎么喝。没想到，养过鱼的水还是清凉凉，甜丝丝的，丝毫没变味。所谓养鱼，却并不放鱼食，小鱼的食物就是清水而已。只是，水瓮改变了原来的安宁。有时候，轻轻游动的鱼儿会猛地撒个欢儿，一跳，水花打着瓮上的大盖帘儿，哗的一声，让人激灵一下子。
　　
　　 针线铺
　　
　　 我是来修拉链的，才穿了一个月的运动衣的拉链。一间储物房改成的针线铺，到底能否像同事珠珠所吹嘘的那样化腐朽为神奇，我心里没底。死马当活马医吧，这样想着，我敲了几下那个红漆剥落的窄木门。屋里应声不高，但圆润、饱满，盖过了嗒嗒嗒响着的机器。
　　 推门，尾随的阳光把缝纫机旁的女人罩上一层光晕，屋子的其他地方却很幽暗，仿佛与门外是两个世界。机器停了，她的脚离开踏板，正扭身要站起来。女人对我浅浅一笑，眼睛却看向我手里盛衣服的袋子，跟人打招呼和跟活计打招呼一气儿就完成了。我明白她其实是问我需要做什么，便赶忙把衣服从袋子中抻出来，请她看拉链能不能换。临从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如果能换的话，哪怕三五十块钱也换，拉链不能用，好端端一件衣服就算是报废了，买件新的，至少也得几百。女人拿起衣服检查拉链，我却惴惴地端详女人的脸，在她没开腔之前，我想早一点从那张脸上读出运动衣的判决书。
　　 最终，衣服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只是换了一个拉链头儿，连工带料一共三块钱，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出乎我意料的，还有女人的脸，宽宽的脑门，大大的眼睛，那么甜美、宁和，笃定，就连眼角细细的皱纹，也妥帖而安适。
　　 女人为什么不就坡下驴给我换一副拉链，而是简单换了一个拉链头儿？一个拉链头儿，料钱至少也得一两块钱，她一共收我三块，连一斤红薯钱也赚不到。若是顺着我的思路，采取换拉链的方法，至少她可以赚十块到二十块。如果把活儿放下，让我第二天再取，然后伪称换过拉链，开口收我三头五十元，我也会乐得屁颠屁颠的。可是，女人偏偏两三秒之内就做出了判决：拉链头儿松了，换一个就好。你若忙，就明天过来取；不忙的话，等十来分钟。十分钟，三块钱，这个结果，让我的脑筋一时有点短路。此后，我成了针线铺的常客。
　　 后来我才知道，女人和丈夫原来都是大厂的职工，厂子改制，仨瓜俩枣就买断了工龄，那时他们的女儿才刚念小学。女人的公爹在铁路上退休，住着单位的老房子，房子不好，地段却在一环边上，人口密集，适合谋营生，就把楼下的储物房让出来给儿媳妇用。女人是村里最后一批“接班”变城里人的，练就一把巧手，她把储物房改成了针线铺，按时上班捎带照看公婆，按时下班回家伺候孩子做家务。十几年下来，日子紧紧巴巴，倒也平安稳妥。
　　 熟悉了，女人依然话不多，手上却麻利得出奇。等活儿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不碍事的地方，看她下剪子，锁边、缝纫、熨烫，挑线头。女人的手指细长、灵活，却坚定有力，剪子、尺子、顶针、机器、熨斗以及各种型号的手针，都是她的士兵是她的武器，不对，是她那双手的延伸，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因为任何身外的东西，都难以让人脑调遣得如此出神入化、呼风唤雨。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敢想象，枯燥繁琐的针线活，还能这样富于节奏和韵律感，像音乐，像美丽的手指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