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母亲生于1931年，故于1979年，48岁就作古了，她的中年也是她的晚年。她面临的时代也是转型期，时光的印记在她身上也做了一些记号。这些记号，随着岁月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作为崇拜母亲的儿子，有责任为她留下最美的镜头。作为一位普通的农家女人，她创造了三个第一，令我肃然起敬。
　　 1965年春之前，我的妈妈是挽着发髻的女人，头后插着一根好像泛黄的象骨簪子，也是出嫁时的装扮。她手很巧，自己用粗点的线绳编织了一个兜，恰好裹住了发髻。留着发髻就好像如今女人婚后戴着戒指一样，也证明着女人的身份。我看见妈妈晨起梳妆的镜头。用一把木梳在脸盆里蘸点水，三五下将蓬乱的长发梳理顺溜了，将几枚发卡含在嘴里，偏斜着头，手麻利地将脑后的发卷起，也不用什么橡皮筋，拾起镜前的簪子，斜插在发间，好了。然后，头左右偏斜几下，斜睨两眼，看看发髻正不正。手将裹发的兜儿撑开，也用不着照镜子，就将发髻裹住，收拾一下桌前掉落的碎发，拍打一下身上，便踮着小脚做早饭了。
　　 常在眼前回想这一幕，妈妈干净利落的形象久久不去。艰难的生活里，总还是一丝不苟地打扮着自己，从容而不求缛繁。无法用现在的审美眼光来我的妈妈，年轻的笑容挂在脸上，一切旧式的打扮都不能改变青春的色彩。
　　 小时候我是妈妈的跟屁虫，而且十几岁还是不能“启齿”（胶东话，这词的意思是不能独立，总是要父母照顾，意思是说不得）。妈妈唤我回家搬个方凳，她和几个女人站在七四叔的屋后吩咐。我一眼看到村上那个“片汤”（胶东话，指会耍嘴皮子的人）妇女主任也在。
　　 妇女主任叫玉香，将妈妈的围巾解下来围在妈妈的脖颈上，手持一把剪裁衣服的剪刀，咔嚓咔嚓，几下就把妈妈的发髻剪掉了。我看得傻眼，慌忙拾起来，妈妈喝我放下。
　　 好像在几分钟内就搞定了，贵婶，六母，俊嫂，红子媳妇，安子老婆，若干女人承前继后，也将发髻剪去。我妈妈是一队上第一个响应“破旧立新”号召的女人，她是榜样，毫无畏惧和留恋地告别了蓄留长发挽发髻的时代。
　　 走进那个时代的女人，剪掉发髻是革命的标志。从历史看，清朝从1644年顺治入关开始，推行“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强制扎辫。1911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绝大多数人都剪了发，扎辫子就不流行了。剪掉长辫子是对男人而言，女人挽发髻不在其列。但妇女解放运动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响亮口号，但在农村，剪掉发髻还是得不到妇女响应的，其难度和三国曹操割发代首差不多。我不知妇女主任玉香是怎么做通了我妈妈的思想工作，但我知道妈妈和她很投缘，从来不说她的坏话，站街头的女人的舌头都很长，动不动就议论村上的人，玉香是常被女人议论的对象。妈妈却不多言，总是笑眯眯地听人家说，即使是问她，要她表态，她也是一直发笑，似乎所有的意思都在笑里，也让人捉摸不透，但真的表态，她会点点头。关于剪发的革命，并未因辛亥革命的结束而停止，在妇女解放的旗帜下再次席卷农村。我的妈妈是队上第一个剪去发髻的女人，其新潮可以想见，“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也随之而来。
　　 一个人将过去抱得太紧，那就不会敞开怀抱去拥抱现在，也会失去未来。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总是让人感到幸福的。我们常常以为告别都是痛苦的，其实，不完全是，告别一个旧时代，走进一个崭新的天地，这个告别就有着改变人生的意义。
　　
　　 二
　　 我清楚地记得，剪去发髻的女人们，一个个都用手理着短发，似乎也有不适的留恋，但她们都在谈论着蓄短发的方便，言谈笑声在村北的老街回荡。她们马上给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白菜帮子头。有的说，晨起可用不着三遍五遍地梳发挽髻了。有的说，以后就用不着木梳了，卖梳的贩子再来老街，我们赶他走！六母家人丁多，她也很能干，地里地外都是一把好手，她发表了最有感染力的演说：“白菜帮子一甩啊，忽闪忽闪，那个把活干呀！”还配上了锄地的动作，惹得女人们都笑，也都跟着附和，认为干活方便，可也戏谑工分挣得不多。我实在想不出于干活有什么方便的，贵婶补充说，一瓢水就洗好了头，用不着半缸水，他们家的国良最懒得挑水，为此，贵婶还举着磨棍满街赶着打国良哥。她是为儿子着想，惹得女人们一阵欢笑。贵婶是怕街上的女人们嘲笑她打儿子，便来就着剪发说打儿子的事，希望大家当作笑话。贵婶说话喜欢转弯抹角，大家听老半天才明白贵婶曲线认错的意思，原来是长发惹的祸。
　　 我父亲说，北街上的老娘们，脾性都一个样，一旦决定做的事，保证无悔。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是觉悟高，我也这样理解我的妈妈。
　　 女人们手里都还擎着自己的发髻线兜，觉得再也派不上用处了，我妈妈说，用来装袜子才好。大家一致夸我妈妈有巧心思，妈妈的脸跟着一阵红，她觉得相处很快乐。那天一直到很晚，快做晚饭了，玉香才把女人们赶走，说回家烧点热水，洗洗头，不然头发卷曲，不能拉直，就不漂亮了。女人们扭着腰肢，咯咯笑着各自回家了。我们几个孩子还在街上打闹，一会，我们都数着谁家的烟囱冒烟，一准是妈妈在家烧水洗头。
　　 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女人，在时代精神下，她不选择守旧，而是第一个将象征女人尊严的发髻剪掉，不管怎么说，妈妈是勇敢的。我们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那时的人们，妈妈的行为也悄悄地改变着我的思想，跟上时代，才是令人快乐的。审美是有着时代性的，尽管剪掉发髻是形式上的革命，但没有这个形式，也无法触动内心。剪发，对一个时代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谁可以料到自己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可以上升到时代的高度，尤其是妈妈这样的没有读过书的女人，但她看得懂时代这本无字的大书。
　　 我回家曾经也骂过那个妇女主任玉香，喊她是“片汤”。妈妈说，你玉香婶也不容易，做那个角色，嘴皮子磨破了，也没有人敢跟她唱一台戏，找气生，容易么！我们不支持就罢了，可不能那样跟着别人起哄。妈妈的话实打实，谈不上是觉悟，但她以善意理解别人，想起妈妈的话，遇到事儿，我总是权衡自己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叫嚣，更不是树立敌对的态度。也许，这样的性格太温和，可我想，为什么要选择针尖对麦芒的态度呢！
　　
　　 三
　　 我妈妈是小脚女人。我上学以后听到“三寸金莲”的说法，回家看妈妈的小脚，妈妈从来也不解开绑带，似乎她很生气。哪知她遗憾自己的小脚没有达到“标准”。
　　 妈妈说，她老王家在东寨村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大户，那时女孩子裹脚大约在三四岁就开始了，妈妈说，我姥爷舍不得，一直拖到了十多岁，眼看着姑娘要出嫁了，便给妈妈裹了脚。妈妈说，她的脚还不算小，大约有四寸多的样子，走路的时候常不好意思别人看，生怕人家说自己是淘气的丫头，长大了没人娶。据说，裹脚是很痛苦的，民间有谚语形容缠足之苦说：“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我曾经听妈妈说，有的女孩子缠足，因血脉不流通而休克。
　　 我问妈妈，六母和妈妈几乎同龄，为什么六母是大脚板。妈妈说，六母家那时很穷，也置办不起裹脚布，正好赶上可裹脚也可不裹脚的档口，大人不再管女孩子的事，将就着也就过去了。还说，头婚的男人是不娶大脚女人的，六母嫁给六伯是做了第二任妻子，男人就不能计较脚的大小了。我记事的时候，六母还常常羡慕我妈妈的裹脚，好像脚板大了就是耻辱。
　　 我唯一看妈妈的小脚最特写的是在东河洗衣的时候。炎热的夏日，日头很辣，河岸歪脖子柳树下是一个水流湍急的河段，白色的细沙铺的河底，常有小鱼溯流戏水，并不惧怕沿岸将小脚伸进河水里的女人们。女人们坐下，马上将小脚举起，大约要放松十几道裹脚布，才显出真相。煞白的小脚伸进河水，鱼儿是闻味而来，还是白色对鱼儿有引力，真不知。小鱼啄着小脚，女人们痒得难受，便扑腾地敲击，好像孩子般嬉水一样快乐。我看清了妈妈的小脚，大母脚趾向内弯曲着，余下的脚指头全都隆起，挤着靠拢在一起，脚尖尖的，分不出脚趾与脚趾，就像黏在一起。或许在妈妈的眼中，是一朵娇小的白色花朵，秀气得可是让人窒息。农村人评价小脚，天成金莲。妈妈也应该觉得自己的小脚很美。
　　 小脚，对妈妈而言，是极度的隐私，是绝对不让别的男人看的。当她洗脚时，总是躲在柴草房面对墙角，一圈一圈地放开裹脚布，洗完后，再一圈一圈缠得紧紧的。而后套上上窄下宽的旧袜子。从我在河里看见妈妈的小脚，总觉得还不够清楚，有一次母亲端着水去洗脚，我怀着好奇心，趁她不注意，破门而入，闹着非要看。妈妈看看四下无人，终于让我看到她那畸形怪样小脚的“真面目”，在惊愕中，我蹲下身体，抚摸着妈妈的小脚眼眶溢出了泪，妈妈笑着说我太傻，擦着我的泪。
　　
　　 四
　　 我觉得让女人缠小脚是很残酷的。以畸形为美，美与残酷画上了等于号。残酷而乐于裹足，一种制度，或者时尚，一旦以残酷为代价，不仅是愚昧，而且是灭绝人性。我想起“鞋弓袜浅”这个成语，看，多么柔性，哪里看得出丑陋，这与“刖趾适履”有什么区别！
　　 我读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看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这段话，想起小脚的样子，何其相似！“绳天下之梅”得畸形，裹女人之足而成金莲之美，不都是一样的残酷病态么！
　　 还是玉香婶，她从妈妈这里打开了缺口。那晚就坐在我家的炕沿，劝我妈妈“放脚”。玉香没有费口舌，也许是剪发可以接受，放脚就不在话下，妈妈很快就点头了。
　　 第二天，她就将黑色的裹脚布收起来了。但妈妈不会走路了。
　　 有个歇后语：小脚女人走路——东倒西歪。裹脚之后，足跟严重变形，脚板不再平滑，四个脚趾长短不一地压在脚蹼下，脚趾的正面因此也变成了脚板心。缠了脚的女人其支撑重心也便移到了脚趾上头、脚跟和以大脚趾为轴心的脚心下面。走起路来，仿佛是起舞，为保持人体重心的稳定，而不得不加快节奏，一旦慢下来，就有摔倒的可能。所以，我看妈妈做事，都是火急的，这与她温和闲适的性格是很不和谐的，其实，看小脚女人走路，是看不出本真的。因嘚嘚地如飞一样，所以便有了“步步生莲花”的说法，看似是美感，其实是残酷的审美。
　　 我觉得“步履维艰”这个词语是形容如母亲一样的小脚女人的。上坡总是把臀部翘起，上身尽量向前倾斜，以寻找身体平衡。下坡时，整个身子侧后一边，把小脚和向前延伸的路形成直角，右脚往下挪一步，左脚几乎不偏不倚地踏在右脚留下的脚印上。如果是慢走在比较坚硬的路面上，脚后跟就发出“蹬蹬蹬”的响声，声音沉闷，不像如今女人穿高跟鞋踏地发声那么清脆。如果是走在松软或刚耕的土地上，就会一步踏出一个近乎三角形的小坑，费力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行走在大风或大雨中，会跌跌撞撞。
　　 有人曾写诗最美小脚：“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把这种陋习视为美，真的是让人不解。变态的审美，也是思想的畸形。
　　 妈妈将裹脚布藏了起来，履行她承诺妇女主任的“放脚”，不会后悔。开始走路是扶着墙壁的，后来，颠簸的幅度和步速都慢了下来。逐步习惯了正常走路，但还是有着小脚女人的影子，因为脚趾在渐渐舒展，要恢复本来的样子，何其容易！没有等待妈妈成为正常女人，我在外求学的时候，妈妈便因病突然去世了。怎么说，她也算赶上了享受妇女解放的时代，是带着不受桎梏束缚而离开人世，美好尽管来得晚了，毕竟她有过练习正常走路的机会。
　　 我隐约记得玉香主任亲临一队，在碾子周围召开了队上的妇女大会，还表扬了妈妈在放脚上起了带头作用，她是名副其实的告别旧时代的第一人。其实，妈妈对放脚不但不抵触，而且还是很有好感的。妈妈说，走路去赶集，好像轻快多了，她第一次尝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的滋味。
　　
　　 五
　　 也许是妈妈剪掉发髻，放开裹脚布，给了她新潮的影响，她很倾向新事物。朝鲜战争爆发，妈妈随父亲从朝鲜返回祖国，在战火中还带回一台“飞鹰”牌缝纫机，这个牌子让我嫉恨，曾经说，命都难保，还带着美国鬼子生产的缝纫机干什么！父亲说，那是外出求生挣来的最值钱的东西，丢掉了可惜。我们村，据说只有两台缝纫机，我们家的最好。妈妈心灵手巧，会缝衣服，门口的邻居常常要我妈妈给缝衣服，妈妈从来没有找任何理由推辞，所以人缘十分好。要知道，给邻居缝衣服，缝纫线是我们家出的，妈妈也因买不起缝纫线而犯愁。
　　 有的邻居知道我们家生活困难，便买了缝纫线找妈妈缝衣服。但不是所有找妈妈缝衣服的邻居都考虑得那么细心，妈妈说，好好喂鸡，多下三五个鸡蛋就买得起了。她几乎每个遇到集市日都要踮着小脚赶集，为的是卖几个鸡蛋。
　　 妈妈会裁剪缝制中山装，这在村里是令人震惊的新闻。
　　 我妈妈也不是无师自通的人，我的小学老师手头有一本关于裁缝的书，那时，邻居六母的大女儿在小学当老师，妈妈托她借来了书。妈妈并不认字，但看得懂图，也做笔记，没有几天就掌握了书里上说的做中山装的要领。妈妈做的第一件中山装是给我穿的。那年春季，妈妈将一冬的纺线织成粗布，作布料。一把软尺子，还找邻居给做了直尺和弯度尺（做衣服肩部和袖子缝接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