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在县上的一个朋友，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认识已经二十多年了。
　　 九十年代末，单位的采供血业务刚刚起步，采血量小，血液的库存自然也少，遇到偏型，供不应求是常态。据说，他第一次到单位提血，就把一个当班的小护士训哭了，所以，单位的同事大多怵他。再加上他总板着一副冷脸，说话冷不丁要噎死人的节奏，于是，便落了个“二”的名声。只是，他训人的那天，我偏巧上夜班，没有亲眼所见，故不以为然。
　　 2001年下半年，他所在医院妇产科收治了一名Rh血型不合引起多次流产的高龄孕妇，因为迫切要孩子的心愿，担心孩子保不住，所以我建议孕妇做Rh抗体效价测定。当时单位没有开展这项业务，便很热心地帮他把病人的标本送到省输血研究所委托检验，后续，这名孕妇一直在省里定期做效价检测，并在专家的指导和对症治疗下，顺利产子。
　　 不久，他和媳妇一起回市区看望老岳父时，顺道到单位向我致谢。也是那次，我才知道，原来他是邻近医院一位老中医的女婿。世界真是超小，兜兜转转中，才发现原来同行的我们也算是“沾亲带故”了。
　　 那年年末，站长去科委申请了一个课题指标，安排我做，感觉有些挠头，思来想去没有合适的例题项目。反复踌躇中，某一天，突然脑洞大开，想到了县医院的那个病例。于是，对全市各医院妇产科的类似病例进行了收集，收获良多。次年，以《对Rh血型进行输血和妊娠的预防性研究》为题立项，后来，课题验收，又参加了市里的科技进步奖评选，获了三等奖。科委通知单位去办个人获奖证书时，我打电话向他索要照片，颇感意外，说没想到，我们的课题会带着他和媳妇。我没觉着不妥，课题立项因他提供的病例而起，理应如此呀！
　　 时间在忙忙碌碌中悄然而过。
　　 偶尔他到市区办事，顺便替科室备血，见面打个招呼，貌似也很客气，并没有发现传说中有关他“二”的表现。
　　 时间到了2004年的春天。
　　 那年，在全省的临检会上我们再次相遇。报到后的第二天上午，会议结束回房间的路上，他杵在楼梯口，看见我和同屋，急声催促：“赶紧把资料放下了一起去吃饭，我请客！”接着又补了一句“是我总院关系贼铁的一个哥儿们。”
　　 “你们去吧，吃了自助，中午我得睡一觉，不然下午困得没法听课。”我不太想去，顺嘴解释了一句。
　　 “你那么爱睡觉，早死几年有多少瞌睡睡不掉？”他一副对我不识抬举的揶揄。
　　 真是长见识了，以前闻听他有点“二”，不以为奇，原来真有股二劲，天底下竟有这样请人吃饭的？
　　 “不去，太过分了！我和你特别熟吗？有你这样咒人的？”我一顿连珠炮回敬，怒气冲冲进了房间。他见我真动了气，跟了进来，讪笑道：“我也就随口一说，绝没有咒人的意思，大家好久不见了，想和你们聚一聚，话说重了。”
　　 那天，他还约了市区其他医院的几个朋友，最终，我没有拂他的面子。
　　 过去听人说他有股二劲，说话高低没谱，防不胜防，聊天时一句话能把你聊“死”，这一次算是亲身领教了！
　　 也有人说他好酒豪爽，又行侠仗义，投缘的人怎么都顺眼，不对脾气的人，生生能把你气死。反正自此之后，我是不怎么待见他。
　　 大约过了一年，他来市区又招呼关系要好的几个同行朋友们小坐。喝的兴致正酣，又拿挂名的事儿说道，“你看人家一个女同志，做事多亮豁，弄个课题还记得我这个乡下老哥，你们一天到晚和我把酒论兄，谁把我和媳妇带到课题里了？”真是尴尬，想我无心之举，竟劳他如此宣传张扬，心有戚戚然。
　　 不久，又一次聊“死”天的对话，让我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他家对门的一个同事调到市区某单位任职。他们关系超好，据说称兄道弟不在话下。或者用他媳妇的话，典型的一对酒肉朋友，是那种“无酒不胜言欢”，每隔一段时间必要小酌的死党。总之，一不留神便喝得东倒西歪，一喝多就达到倒头便酣境界的那种人。
　　 某一天，他来市区办事，未及中午俩人又凑到一起，不知怎地就聊到了我，又提到了我家先生，原来都很熟悉。所以，那天我前脚下班进门，后脚就被他一个电话追过来，吆喝我二人去某某餐厅，真心不想去，结果他怼我一句：“我这乡下老哥进了城，请不动你们城里人？”只好过去。
　　 那天，吃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餐桌上他俩的对话，至今记得。领导好心劝他：“还是市区好，工资高，人气旺，你和媳妇也调过来吧？”
　　 “我才不来，市区有啥好，污染这么重，不定少活几年呢？我在县上多活几年，有多少工资挣不够。”他一脸不屑地说。
　　 第二年，领导因为主动脉夹层意外身亡。
　　 当时我正在省城出差，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脑海中突然间就跳出了那次吃饭时他俩的聊天对话，心中滋味难受。
　　 后来，某次和他媳妇小聊，说到此，又被媳妇一顿数落，说平时经常警告他，不要直杠子耍个性，一旦一语成谶，会遭人嫌隙，也咒骂他那张破嘴，直来直去，惹人讨厌，还得罪人。末了，又很难过地说，自从对门的邻居去世，每次他夫人回县上的家，只要在楼道里碰了面，都内心虚弱，感觉是自己丈夫聊“死”了天，说错了话。
　　 虽然我们相识这么多年，但见面不过寥寥数次。我知道他人心敞亮，没什么坏心眼，可也时常担心他那张说一不二，口无遮拦的嘴，指不定哪一天会蹦出什么惊人之语，故而，以敬而远之为名，轻易不与他聊天，免得遭遇不备之语。
　　 关于记忆中仅有的这两次聊“死”之语，某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会出现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我以为是自己小肚鸡肠，时间久了，才发现他不仅在言语上爱憎分明，而且关爱同事护犊情深。有一回，他科里的一个员工，电话预约用血时和我们窗口的工作人员起了争执，其实是我们中午交接班的小护士没说清楚导致的，后来科主任调查清楚给他回了话，他却不依不饶，嫌我们的小护士沟通不到位，冤枉他的老员工哭鼻子抹眼泪，硬生生地拖了几个月不给我们结账（用血的费用）。我说他睚眦必报小心眼，他却赌咒发誓立规矩：“谁若欺负我员工受冤枉，定让他多尝苦头长记性。”
　　 别看他说话吊儿郎当看似不着调，遇到大事还真挺靠谱。
　　 几年前，我去省城一家医院做手术，托了熟人，没弄到床位，只好先挂了床做体检，上午抽了血，做了胸透，连主治大夫是谁都没盯住。
　　 中午回到宾馆，心有不甘，不知手术要排到何时？一心想着再去外地看看。那一刻，突然想到了他，知道他朋友多，路子广，发了短信过去问他，“上海的XX医院你有没有熟人？想约个床位。”他回了短信问，“谁去看病？”我说，“是自己”。他立马电话打过来问个清楚，随后说：“还真有个熟人，你等着，马上给你联系。”
　　 不消半小时，专家的联系方式和门诊的出诊时间都发过来了，让我立即办妥这边的出院手续，第二天返金，乘周三的飞机去上海，周四去专家门诊找预约的大夫。
　　 受他所托的朋友，是那家医院感染科的主任，极其尽心，虽然床位紧张，但她通融了一下，便安排到六楼的抢救室加床。过了周末一上班，只做了一天的检查，周二就上了手术。住院八天正好过了端午节，顺利出院，半个月后回到家中，休养三个月，开始上班。
　　 期间，他和媳妇到家里探视，那时我身体已恢复不错，也有精气神开玩笑了，所以当面“诋毁”他，“如果那天做手术我发生意外不在了，必定是你之前聊天把我聊‘死’的。”他生无可恋地回我一句：“唉！都说民勤人心眼小，没想到你这半个民勤人也一样，一句玩笑话能记这么久。”我好无语。
　　 临走时，先生知他爱喝酒，特意送几瓶好酒，答谢他的心意，他一个劲地推辞，只说自己理当如此！
　　 也是那天，我才知道，他那位所谓上海的朋友，其实是另外一个同行的朋友，当年来河西走廊观光旅游，偏巧要找的人不在。他是受人之托，带着她们在周边的景点疯玩了两天，让同行的上海朋友充分领略了广袤无边的巴丹吉林大沙漠，以及鬼斧神工震撼下的张掖丹霞，她们是打心眼里感谢他。我之所以如此顺利地住院手术，全是托他的福，凭他的交情所致。
　　 时隔多年，每到粽叶飘香的端午节，我都会想起自己在上海住院的那些日子；想起为我治病做手术的“阿拉”大夫；自然也会想起他。
　　 从生命的角度讲，他是有恩于我的人。因为那次生病，常有人感叹我康复之快、之好。只有我知道，自己的幸运，是建立在他朋友的功劳之上；建立在主刀医生的精湛技术上；更建立在与他相识的缘分上。
　　 或许，在单位同事的眼里，他是一个耍“二”不近人情的人；在我少有的零星印象中，他不过是一个聊“死”天的朋友。而这些，在一次生死攸关的求医过程之后，变得如此之近。你不觉得，他确实值得我感谢和信赖？
　　 哦！你想知道他是谁？哈哈！不能告诉你，我怕他一旦知道我写了他，又出什么惊人之语，逮个机会，聊天聊“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