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喽！来了好豆腐喽！”
　　 这是父亲的声音，只是从我的记忆深处传来。却比即在耳畔还要清晰。
　　 叫卖声带着浓厚的方言腔，打着转儿，拖着长长的颤音刚刚落定。随即，传来“邦邦邦，邦邦邦”的敲梆声。打三下为一拍，一拍间断一秒钟，节奏轻快，颇有沉味。
　　 连续的木梆声，敲打开了我脑海里一幅儿时的画面，像童年时看过的那场皮影戏，虽是影子，却真实的投在幕布上，分外清晰：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推着一辆独轮车，在土黄色的村巷里走走停停，梆子声也是断断续续。
　　 那时候，我始终闹不明白，这么小巧的木头梆子，竟然有那么冗长的穿透力，隔着三五里之外的小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小时候，记得这样的木梆子在老屋土墙上挂着三五个，造型也是大同小异，有碗口般粗，尺许来长，外面打磨得溜光圆滑，中间掏了空，留了条窄窄的缝隙，下面装了木把柄，一手握着木把柄，一手拿根圆木棍。一敲，就能发出“邦邦”的响声。
　　 父亲说，造梆子选木材最好的是香椿木，香椿树吸纳天地之精华，颇具灵气，又名“灵树”，亦称为“吉祥树”，“发财树”。被称为“百树之王”，赛过红木。香椿树又分为多种，红油椿，黑油椿，紫油椿，其中以紫油椿为最佳，木质坚韧，纹理通直，花纹美观大气。其味芬芳怡人，沁人心脾。特别是上百年的一株紫油椿，更是一树难求。
　　 那时候，村南学校门口就有这么一株紫油椿树，碗口般粗，长势喜人。那是隔壁四叔家的，父亲每天路过那里，都会不由自主的瞄上一眼，觊觎已久了。等到某一天四叔家盖房子，不得不刨了那棵树，他便第一个窜到他家里去，搭上了半柞豆腐，终于跟四叔换了一段上好的紫油椿木。又请了一顿好酒，请本村手艺最好的孙木匠精心给他打造了一个木棒子，他视为至宝，爱不释手。用他自己编的一套顺口溜说，就是：豆腐匠爱木梆，就像当兵的爱长枪，当兵的扛枪上战场，豆腐匠走街又串巷。
　　 每次卖了豆腐回来，他总是把梆子锁进抽屉，从来不会让我动。自从有了这个香椿木梆子，以前的那些他都不屑再用了，高挂在了老屋的土墙上，那些淘汰货，我是可以随便把玩的。
　　 那时候，父亲是有名的豆腐匠，他做出来的豆腐在十里八村也是出了名的。因此，乡亲们也都亲切的称呼他为：豆腐刘。父亲很勤劳，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他都会如期的出门卖豆腐，也正是父亲的这门手艺，这份坚持，这份任劳任怨，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
　　 记得那时候家里吃饭的嘴巴多，总觉得饭口香，也感到填不饱的肚皮，大大小小七八口人，每每到了饭时，人手抱着个大洋瓷碗，碗里盛了地瓜干玉米糊，就着一盘腌豆腐，围着张小木桌，都把脑袋埋进碗底里，呱唧呱唧地吃得脆响，像一群小猪仔儿。但在我的忆像中，我们从来就没有挨过饿。我晓得，这所有的一切，与父亲的辛劳是分不开的。
　　 天蒙蒙亮，街上就会准时传来父亲的梆子声，以至于那时候的乡邻，都不听公鸡的打鸣了，只要听到父亲的敲梆声，都会准时地起床，下地干活。有时候我坐在学校的课堂上，正听着老师讲课，就被外面隐隐约约的梆子声吸引了，我就肯定，那是父亲又在走街串巷了。听着“邦邦”声，老师也会停止了讲课，竖起耳朵听，指尖还会随着节奏轻轻地敲打着讲台，那种陶醉的表情，就像是欣赏京腔名家击打的锣鼓点儿。每每这个时候，老师都朝我会心地一笑，我也心神领会。此时，我心里就会升腾起一股子莫名的骄傲。
　　 记得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得冷，天寒地冻的，吃了晚饭，我便早早地钻进被窝睡觉了。半夜时分，却总是被窗外吱吱悠悠的石磨声惊醒，我支起半截身子，循着声音向窗外望去，见那棵随风乱摆的石榴树上，高挂了一盏气死风灯，灯火如豆，摇摇晃晃，映着昏黄的灯光，我看见父亲正双手抱着磨棍，努力地推着那盘石磨。我知道，他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了。
　　 那盘石磨很大。两块圆形的，足有一口八印锅般粗的石盘叠压在一起，支在那座离地半米多高的石座上，底下放了个黑色的大洋瓷盆，上面的石盘有两个茶杯口粗的圆孔，是往里面倒豆子用的。父亲用根粗木棍穿着绳扣，别住上面的石盘，弓着腰，蹬着腿，垂着头，慢吞吞地向前推着，围着磨盘转起了圈圈儿，他脚下的那一圈儿路面，早就被他踩得溜光铮亮，像是画了一轮满月。父亲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围着那座磨盘转了一圈又一圈儿。如果非得要精确计算的话，我想他推着这盘石磨，能绕着地球转一个大圈。
　　 他一面努力地推着，一面腾出手来，拿起木勺，从磨顶的盆里，将泡豆一勺一勺地舀进石磨的圆孔里，石磨慢腾腾地转动，吱吱悠悠的响个不停，两盘石磨之间的缝隙里，流出了乳白色的液汁，一滴一滴的，源源不断的，垂落到下面的大洋瓷盆里，打得瓷盆啪啪作响。
　　 推这么一柞豆腐的豆子，大约需要两个时辰。磨顶盆子里的泡豆舀完了，磨底洋瓷盆里也盛了半盆生豆汁。父亲往圆孔里舀了几瓢水，把石磨冲洗干净。他从绳扣里抽出磨棍，竖在墙角，抬起胳膊，用袖口擦擦额头的汗珠。他又将一个木桶放在洋瓷盆底下，然后拔开了盆底的小木塞子，一缕乳白色的豆汁从小孔里射了出来，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木桶满了，他再拿个木桶换上，就这样，他把豆汁一桶一桶地拎进伙房，倒进八印大锅里。
　　 母亲早就点燃了那个靠着墙根的大灶膛，把火生得很旺。她左手拉风箱，右手忽儿往灶膛里塞一把麦糠，忽儿拿起铁铲子撩拨一下火苗，两手配合很默契。随着风箱杆来回的拉动，母亲的身子也前仰后合的摆动着，像跳一段优美的舞蹈。风箱进风口的活页板，呱嗒呱嗒地响个不停，灶膛里的风声也是呼呼大作。火苗红红的，映着母亲红彤彤的脸膛。
　　 父亲说过，能不能做出好吃的豆腐，烧火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好是用麦糠当燃料，麦糠质软，烧出来的火苗也相对温和，容易把握火候。其次还要掌握风箱的频率和力度，出风过大，豆汁容易煮过火。出风太小，豆汁容易煮老了。
　　 大半个时辰，八印锅里的豆汁已近微沸，母亲已然停止了添火。又过半个时辰，父亲来到了大锅旁，握住木把手，一下子就把厚厚的木锅盖提了起来，锅里立马升腾起大片水雾，把父亲整个人都笼罩在里面。那一刻，他就像是神话故事里的天将，手执锅盖，好似一个巨大的盾牌，腾云驾雾，若隐若现。
　　 此刻，屋里也弥漫了豆腐的淡淡清香。
　　 待蒸雾散尽，父亲顺手拿起了旁边的那根细木棍，小心翼翼地插进了锅里，手腕一抖，然后轻轻地挑了起来，只见木棍上挑了一张圆圆的豆腐皮，那张豆腐皮，金灿灿的，明晃晃的，水灵灵的，雾气昭昭的，像是一轮金黄的满月。
　　 父亲将那张软软的豆腐皮挑到竹箅上。便拿起早准备好的那个盛了卤水的小碗，在手里缓缓地转了转，摇了摇，均匀地撒进了锅里，他又拿起那把大木勺，在锅里来来回回地搅了一下。然后，双手支着灶台，弯下腰，把脸贴近了豆汁，细细地观瞧了一阵子，这才满意地取出腰里别着的烟袋锅子，填满了烟丝，蹲到灶膛口，将烟嘴含在嘴巴里，把烟锅探进灶膛里，狠狠地嘬了一口，吐出了一团烟雾。
　　 脸上洋溢着满满的享受。
　　 抽完了这袋烟，父亲和母亲将那口大盆抬了进来，父亲取出一块大笼布，熟练地铺到大盆里面，他从墙上摘下那个硕大的木水瓢，把锅里已经成了小碎块的豆腐脑儿，一瓢一瓢地舀到洋瓷盆里，随后把笼布的四个角一系，搬起了地上的一块大石头压在了上面。他又取了木桶，放在大盆底下，然后拔开了盆底的那个小木塞，把里面热乎乎的豆汁放了个干净。
　　 差不多这个时候，天已经微亮了，父亲便开始着手准备卖豆腐用的家什，杆子称，独轮车，棉手套，切刀子，还有那把锁在抽屉里的木梆子。
　　 等他把这些用具准备妥当，他才慢慢搬下压在笼布上的大石头，小心翼翼地解开笼布，四下里展开来，就见一柞方形的豆腐摆在里面，就着天空微亮的鱼肚白，见它，闪着乳白色的光晕，冒着热气，活像一个刚出生的白白胖胖的大娃娃。
　　 父亲和母亲一起动手，连绒布一块儿，将它挪进一个方形的浅木盒子里，上面再盖上一床特制的小棉被，把木盒子抬到独轮车上，父亲便推着木轮车出门了。
　　 须臾，街上就传来了熟悉的木梆声。
　　 每逢过年的时候，父亲会专门做一柞豆腐，切成几十个小块，然后乡邻们尽数分了。乡亲们舍不得吃，挨到大年夜里，他们会把豆腐和白菜一起剁碎了，掺上少许的肉末，包成豆腐水饺，寓意“兜福”。
　　 过了年，便有好多人隔三差五地来拜访父亲，都拎着一个黑色的皮包，里面装的都是我爱吃的零食：几包圆筒形状的桃酥，几瓶子水果罐头，或者是几瓶老白干。中午父亲留他们吃饭，少不了弄几盘专属豆腐的菜：豆腐炖白菜，干椒炒豆腐，酱油腌豆腐，再烫几壶老酒。
　　 酒过三巡，父亲已经有了醉意，那些人便乘隙而入，都要求父亲收他们为徒，说也想学这门子手艺，做点儿买卖，赚点儿钱贴补家用。豪爽的父亲不等对方说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包教包会，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做豆腐的心得，全然没有顾忌躲在门后的母亲那愤怒的眼神。
　　 等乡邻们散去。自然的，母亲的一顿臭骂也在所难免了，那是指着鼻子的骂，说他就是个憨包，天生的直葫芦筒，做豆腐是爷爷辈传下来的祖传手艺，岂能说教就教了？什么也敢往出说，还什么也敢打包票，真是能耐了你了，俗话说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母亲叨叨起来那是没完没了。父亲坐在一把竹藤椅上，前后摇晃着，眯着眼睛，脸上荡漾着微笑，嘴里含着那根长烟斗，自顾地吞云吐雾，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情，全然不顾母亲的嘟囔。任母亲骂了个痛快，只是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你累不累啊？快歇歇吧”。
　　 母亲无奈地甩下一句：气死我了，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人啊！跟秤砣说话还有个眼儿呢，跟你说话简直是连个眼儿都没有。说着，一甩屋门，忿忿而去。只留下仍在藤椅上摇晃的父亲，不动声色地抽了一口烟，憨憨地笑了。
　　 说干就干，不几日，乡邻们都备齐了做豆腐用的用具，买了石磨，洋瓷大盆，八印大锅，滤汁撑子，甚至是香椿木的木梆子。就等着父亲亲临指导了。
　　 父亲也不顾母亲的反对，挨家挨户地串门子，热心地指导他们做豆腐。为了此事，母亲好长时间没搭理父亲，那时候我也就八九岁，还跟父亲母亲挤在一张大炕上睡觉。经常的听到半夜里母亲把父亲用脚跺了起来，父亲不作声，依旧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这样的折磨过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街上传来了声态各异的梆子声，他的徒弟们出炉了。
　　 但我仍然能从各种梆子声中，一下子就能分辨出哪个是父亲的敲梆声，我觉得父亲的敲梆很独特，其音不急不缓，浑厚沉重，仿佛有了生命，很像名家弹奏的吉他合弦，有它独到的魅力。
　　 一时间，各个村子里卖豆腐的多了起来。父亲一如既往地卖着他的豆腐，大家都认他的豆腐，老字号，做得也好吃。
　　 两年后，那些杂乱的敲梆声，不知从什么时候消失了。街上传来的，依然是父亲那熟悉的梆子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他的那些徒弟们大都不做了，主要原因是他们根本受不了那份苦，那可是成宿成宿的不睡觉，顶风冒雪，辛苦熬出来的买卖，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我若有所悟地打量着父亲，那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黝黑的，消瘦的脸膛上皱纹密布，像房角的那张蛛网。手掌常年泡水，又被冷风吹着，撕开了一道道的血口子，上面抹着黏糊糊的松树胶。
　　 大姐夫也是父亲的徒弟，一直做豆腐到现在，生意出奇的好。也是这门子手艺，让他们一家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村人都说他得了老丈人的真传了，能做出这么好的豆腐，憨厚的他只是笑笑，不作声。
　　 其实，刚学做豆腐那会儿，大姐夫的生意也是冷清的。同样的手艺，同样的工序，他做出来的豆腐就是没有父亲的美味。大姐夫很是纳闷。那一阵子，大姐夫也动摇过，也想过放弃，想过另谋出路。
　　 那时候，父亲已经卧病在床，大姐去看望他的时候，对他提及大姐夫的事，说大姐夫不想再做豆腐了，受那么大的苦累，又不赚钱，想再学门子别的手艺。父亲听在心里，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
　　 父亲临终时，把大姐夫唤到炕头前，父亲看着他一脸的愁苦，知道他为了生意的事烦心，他语重心长地说：“他姐夫，看来我这门手艺，也只有你能传递下去了，我做了一辈子豆腐，也没什么可给你的，只有这把豆腐梆子，还有这个做豆腐的秘方，现在我把它交给你”。说着，他把一封牛皮纸信封交到大姐夫的手里。顿了顿，父亲继续说道：“你要答应我，这个信封你现在不能看，只有等你尽心尽力地做完一万五千柞豆腐以后，才能打开看，切记。”
　　 大姐夫把信封接在手里，使劲地点点头。
　　 父亲故去后，母亲按照父亲的遗嘱，把他做豆腐用的家什，诸如木桶，木勺，木瓢，木架子，尽数送给了大姐夫。大姐夫用这些用具，第一次就做出了美味的豆腐，跟父亲做的不相上下。其实，从那个时候起，大姐夫的生意也逐渐好了起来。
　　 当时，大姐夫觉得很奇怪，却又一直找不出原因。现在想想，我也能琢磨出个所以然来，父亲曾对我说过，他做豆腐的家什儿，没有一件是铁制的，清一色的木质构造，而且还是上好的楸木，他都用了几十年了，浸着年轮的韵味，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只有好家什儿，才能做出好豆腐，这就跟酿酒师酿酒是一个道理，没有好水是根本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