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李敬明大伯是在1999年秋季，那时我刚刚进人大学校门，因家里经济困难，就想去找份兼职。
　　 出河大南门沿铁塔一街往西走有一家职介所，我去的时候，里面有几个人在聊天。其中有一位大约六十岁的老人，瘦瘦的、高高的、额头有几道皱纹，头发稍微有点稀疏，穿着很朴素的灰色茄克衫，坐在里面抽烟。而这位老人，就是李大伯，是这家职介所老板的朋友；兼职没有找成，不过和大伯他们聊得很愉快。
　　
　　 一
　　
　　 有一天下课回到宿舍，房东阿姨说：“有个亲戚来看你，等了很久了。”“亲戚?”我很吃惊，自己在开封哪有什么亲戚。见面一看，才知道是刚认识没几天的李大伯。
　　 大伯笑着说：“我今天没事，过来看看你。家里有几件平时不穿的衣服和一双鞋子，也给你带来了，别嫌不好看，试一试吧。”说着他从包里面拿出几件衣服和一双鞋子来。至今，记得那是一双黄色的圆头皮鞋，还记得有一条蓝色的运动裤，据说皮鞋和运动裤是大伯的三儿子曾经穿过。
　　 我试了试，还正合身，欢喜得不得了。这些衣服陪伴了我大学多年，和我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又充满激情的岁月。
　　 他又从包里取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有几个自家蒸的馒头和包子，还有一瓶自家腌制的咸菜；虽说河大到省一毛一个来回要30多里，而往后将近四年的大学生活里，大伯常常骑自行车来看我，每次都少不了咸菜、馒头、包子。有时候，想给我换换口味，还亲手做几个油丝卷送来；我把那咸菜、馒头和油丝卷放在了学校四食堂的碗橱里，这样吃饭的时候就能省一点菜钱和馍钱，有时候也会叫上同学志伟和我一起去分享这世间少有的美味。我把每次送来的东西都按日期、名称、数量仔细的记录在笔记本里，到大学毕业时居然记了几页。
　　
　　 二
　　
　　 当时，明伦街与内环路交叉口，有一排小饭馆。一天下午，我和大伯路过那里，他说：“辉，吃碗米线吧。”我执意不要。大伯却说开封小吃很好吃、很出名，非要买一碗鸡丁米线给我尝尝；他当时只要了一碗米线，我感觉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我是回民，不能在外面随意吃东西，怕不干净。”其实，我也明白，老人家是俭省惯了，虽说一碗米线才两元钱，但舍不得自己吃。
　　 开封的米线真是好吃，不但份量很大，上面还撒了很多秘方卤制的鸡肉；和上浓浓的鸡汤，真是上等的佳肴。我边吃边暗暗发誓，等自己工作了，一定多请他老人家去好好吃些好吃的食物。
　　 我吃米线的时候，大伯就把自行车停放在小店门口，自己斜靠在车座上默默的抽烟。他的烟瘾很大，一天不停的抽烟，烟又是最便宜的一种；几毛钱一包，有时候咳嗽起来很厉害，我就想等挣钱了一定要给他买几条好烟抽抽。
　　 夕阳的余辉轻轻洒落在他的脸上，呈现出古铜色般的慈祥，秋末的傍晚也美丽如画。
　　
　　 三
　　
　　 开封的冬天特别冷，因为紧临黄河，从几十里宽的河面上吹来的寒风冷得彻骨，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二十摄氏度左右。
　　 我当时只带了550元的生活费，买了一本《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就花去了88元；余下的钱要坚持到春节，连吃饭都成问题，更没有钱去买件棉衣，只有靠从家带来的一件毛衣御寒。白天还能忍受住寒冷，到了晚上回宿舍的时候，路上常常冻得发抖。
　　 一天晚上，大伯急匆匆地来到我宿舍，拿来了一件深蓝色的棉大衣。这是1998年冬天，他和女儿逛街买的；当时花了160元，大伯起初不同意买，是在女儿的一再坚持下才买了下来，也是他最值钱的一件衣服了。后来，没穿多久天气转暖，就搁置了起来。
　　 我不愿要这贵重的衣服，就再三推辞。可是，大伯说：“你一个人在外不容易，我家就在这里好凑合。”在大伯的一再坚持下，我只好收下了这件衣服，白天穿着去上课，晚上就把脱下来的衣服盖在被子上，再把大衣盖在最上层。这样白天、晚上都不再冷了；而大伯因把大衣给了我，靠穿着茄克和自家做的棉袄过冬。
　　 春节回家的时候，母亲看着我穿的大衣，非常惊讶地问：“你就带了几百块钱，怎么还能买得起衣服?”我告诉他是新认识的大伯给的，母亲脸色突然一变，大声斥责：“不要骗我了，如果是偷的赶快还给人家，我不要小偷做我的儿子。”我无奈地笑笑说：“妈，这是真的，你不要骂我了。”父母平时对我和弟弟要求很严格，决不允许我们去贪图别人的小便宜，更不允许偷拿别人的东西；看着我诚恳的神情，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说：“咱现在家里困难，你以后挣钱了一定要好好报答人家。”母亲很想和我一起去看望一下大伯；可惜那时经济困难，她胃痛、头疼多年，又晕车的厉害，最终没有去成。
　　 过了冬天，我几次要把大衣还给大伯，他都一再推辞。于是，这件大衣，我整整穿了四个冬天，直到过了2002年春节才还给大伯；因马上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了，他才没有推辞，而老人家在这四年内就完全靠旧棉袄过冬。
　　 其实，李大伯家里经济也很紧张，他是河南省第一毛纺厂退休技工，二女儿出嫁，大儿子、大儿媳妇和三儿子都在省一毛上班。而当时曾经辉煌的省一毛却已濒临倒闭，工人一个月上不了几天班，拿不了几个钱，处于半下岗状态。大伯和大妈住在单位分的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他一个月六百元的退休金是全家最高的收入；东郊曹门有个生产“包公牌”酱醋的工厂，向外零售酱醋，为了省点钱，每次都是他骑自行车带几个大塑料壶到酱醋厂买酱醋，而这一个来回就有30多里路。
　　
　　 四
　　
　　 和大伯最后一次见面是毕业前夕，当时说等工作找好了一定会来看他；七月开始去郑州找工作，八月最终稳定下来到一家外语学校任教，而过了试用期则到了十一月，因种种原因没在年内去看望他老人家。
　　 过完春节，我兴冲冲地跑到一毛家属楼二楼去找大伯，却没人应声。我又急急忙忙地跑到三楼，正好有几位邻居在水房洗衣服，我问他们：“李大伯家的人呢?”“你是找那个李老头吗?”邻居问，我点了点头。“去年十一月突发脑溢血死了。”邻居说：“他死后老伴就去女儿家过了，三儿子把自家的二室一厅每月两百元租了出去，自己住了他爸妈这间房。”
　　 我觉得好像是在做梦，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才刚刚六十出头的人，虽说身体不是很强壮，但至少没有什么大病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更恨自己混帐，为什么不早一点去看望大伯，和他分享刚刚工作的喜悦，再给他买点礼品，尽一点点孝心
　　 而曾经辉煌、曾经在中国纺织行业，甚至在世界纺织行业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河南省一毛则已经申请破产；原来的厂房上即将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起一座叫“永合丽景”的小区。我当时没有见到三哥，听说他也像许许多多的下岗工人一样去给私人老板当了临时工，铺马路管道去了。而三嫂因没有工作，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回了乡下娘家长期居住。
　　 这些年来，每每想起大伯，我的眼泪就会淌下来，在大伯去世前未能和他见上一面是我一生的心痛；我想如果真的有天堂，愿大伯在天堂里能听到我深深的感激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