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已离开这个世界三十多年了。
　　 我父亲生长于旧社会，他在少年时读了多年的私塾，因此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当时在乡下是属于很有知识的人了。
　　 我的父亲经历过旧社会，以及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挨过批斗、蹲过牛棚。父亲在刚进牛棚时，我去看父亲，他与另外两个“走资派”一起在砖厂参加“劳动改造”，父亲微笑着对我说：“我在反省呐！”现在想来，父亲在被打击受批判时还能以微笑面对着当时的逆境，一方面表现了父亲对不如意生活状态的乐观态度，另外也是怕我为他担心精神上有压力。
　　 我父亲一生很注重人品，他经常教育我们晚辈：要与人为善，一个人的人品极为重要，它是做人之本、立事之根。
　　 那是在刚一解放的初期，父亲在村里给村支书当文书。当时那个村支书准备要处决他认为是有“问题”的两个人，其中一位是在解放前当过私塾先生的人，名字叫左中华，他是我父亲的好友。我父亲将这个消息告知了那位好友，于是那个人在北方冬天零下二十多度天寒地冻下穿着背心短裤在街上乱跑，那个村支书见此情形以为那人疯颠了，就这样父亲的这位好友免于了一死。
　　 还有一位我父亲的好友名字叫李景堂，父亲的这位好友是一位好交好为的人，他怕土匪抢家里的东西，便交了土匪，那个村支书也要处决他。我父亲也将此消息告知了这位好友，于是那人便远走他乡隐藏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村支书被撤了职，其原因是该人就是土匪出身，是为了避罪从外地潜逃来本地的，就这样我父亲救过两位朋友的命。
　　 他经历过的一些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素养。父亲在村里当会计时有时业余时间与其他人玩扑克牌，另外的几个人都非常在意输赢，赢了便高高兴兴，输了就扫兴，有的甚至埋怨同伙对家牌打得不好，而我父亲则不管输赢都是高高兴兴的，旁观者便不能理解地说：“老会计什么时候都不在乎输赢的。”我父亲却说：“输赢不都是玩儿嘛！”这件小事，足见父亲的素养了。
　　 我父亲的人缘非常好，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因此在社教运动时便能很轻松“下楼过关”了，那时称“反多吃多占，洗手洗澡，下楼过关，轻装上阵。”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父亲的原工作已被安排了另外一个人做了，公社又重新给父亲安排了新的工作，新工作是管理机关食堂，我父亲却推辞掉了这份工作。父亲对我说：“食堂总是赔钱，公社有些有头有脸的人经常到食堂随便吃随便拿。”于是我父亲便回乡务农了，当时父亲已年近六十，身体又不是很好，生产队为了照顾我父亲，给他尽量安排轻松一点的活干。当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后，我父亲便在家怡养天年了。
　　 我成家后，我父亲一直都在我家一起生活。那时我父亲体弱多病，虽然不能干什么，但他对生活总是充满了乐观态度。
　　 在父亲临去世的前几天，我给父亲买一袋麦乳精都要向同事借钱，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除了要承担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外，还要负责我最小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尤其是还经常外出开会以及参加一些培训班，因而欠了一些公款。
　　 更使我感到内疚的是，有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我好像要不行了。”父亲的这句话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父亲那时的身体状况与平时并没有什么较大的不一样，每天还能照常在户外活动，我说：“不会有事的。”父亲说：“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说：“没事的。”父亲微笑着说：“就这一身？”我理解父亲的意思是说应该准备一下寿衣了。
　　 父亲的这次微笑，是我见到的最后的一次微笑了。
　　 有一天夜晚风雨交加，至深夜父亲与世长辞了。令我后悔莫及的是，为父亲准备寿衣已经来不及了。
　　 父亲的一生虽然没有受过什么大苦生活的煎熬，但也未曾享受过太像样的福。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里总是流着泪……
　　 每逢清明节到来之际，我都要买比别人多的“黄仙纸和大银票子”给父亲烧化，我想父亲在世时没有享受过太像样的福，以此来作为儿子对在天堂的父亲之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