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小说《面纱》通过一个出轨女人在异国他乡丧夫的伤痛经历，升华出女性追求自由和自我觉醒的心路历程。凯蒂是个有点儿小虚荣的女人，为了赶在妹妹之前结婚她违心的嫁给了严谨聪明的细菌专家瓦尔特；但婚后她爱上了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的有妇之夫香港助理布政司唐生。而后者对她玩世不恭，丈夫瓦尔特发现奸情，故意把妻子凯蒂带入中国内地霍乱疫区企图让她感染病菌同归于尽；但最终丈夫瓦尔特陷入绝望故意感染病菌牺牲，凯蒂在经历了情人的背叛和自身面对死亡的恐惧后，让人生幻灭的面纱揭开了真相。
　　 这部小说除了细腻的情感描写之外，还描述了很多西方初次与中国接触的人文意识以及19世纪中国历史背景的风土人情。以笑看生死的韦丁顿之口说出：“他对香港上流社会的揶揄几近苛刻，对湄潭府的中国官员也少不了奚落挖苦。”“里面有几个中国女孩正全神贯注地在做着刺绣，一件有人来，她们全都站起来。”“虽然瘟疫流行，但我还是让她们继续做活儿。她们的心思都放在这上面，就不会想起可怕的疾病了。”这一段表现出西方教会在中国一直有收养孤儿的传统，并教育她们识字做活儿转移注意力，来排遣对瘟疫的恐惧，而不会因为疾病拒之门外。“她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面黄肌瘦，身同侏儒，鼻子都是扁扁的，几乎没有正常人的模样，一看便令人生厌，然而修道院长却和蔼地站在她们身边……”“她们是那种被父母抛弃的孤儿，我们给了孩子父母一些钱，他们才把孩子送过来，不然就会嫌麻烦把孩子丢掉……现在又发生了霍乱，这些女孩对他们来说更是累赘。”这几句三言两语就把有丢弃女婴的传统习俗描绘得一清二楚；这些传教士淡泊名利物质，抱着悲天悯人的精神情怀来到还处于落后的远东中国南方腹地，不畏霍乱疾病帮助中国人，实践着精神信仰。这是我们平常人无法理喻的，也是凯蒂不能理解开始探寻自身内在人生信念的触发点。同时她开始理解丈夫瓦尔特的不畏艰险赴死治病救人的精神世界，在那颗呆板木讷的性格之下有着火热的心，重新发现了丈夫的优秀品质而感到自愧不如。
　　 这里仅有的几个修女和法国来的女修道院长的慈爱也打动着凯蒂。“她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家，她们的祖国，她们的爱、孩子、自由……而她们为之投入的又是什么呢？牺牲，贫穷，听从吩咐，繁重的活计，祈祷。对她们所有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放地，生活是一个她们情愿背负的十字架………”“新来了几个顶替死了的修女，现在有六个人。瘟疫刚发生那会儿其中一个得霍乱死了，马上从广州赶来两个。”“这些年来，眼见着姐妹们一个个在疾病、贫困和思乡中离世，她平日的欢喜之色并未黯淡下去。她的率真和豁达到底从何而来呢？”这不仅是凯蒂的疑惑，也是展现给我们读者的疑惑；如果我们国人不好理解这种情感信仰，作者毛姆又拿起喜欢的东方哲学道家理念通过韦丁顿之口来解释读者内心的困惑，“道是一条世间万物都行走于上的永恒之路，但它不是被万物创造出来的……道充盈着万物，同时又虚无一物……”“她们的生活本是就是美丽的东西，我有一种想法，觉得唯一能使我们从对这个世界的嫌恶中解脱出来的，就是纵使世事纷乱，人们依然不断创造出来美的事物。”而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凯蒂丈夫瓦尔特也有着他自己的道德律：“谁也没叫他来……他也不是出于对这些濒死的中国人的同情……你的丈夫来这不是因为他不忍看到十万中国人死于霍乱。”虽然瓦尔特因为婚姻失败而前来赴死，但这一点儿也没耽误他尽心尽力医治中国病人。
　　 这个在中国霍乱瘟疫偏僻小镇的修道院，凯蒂和她们每天面对持续的死亡和新生命的降临，这也是给了破败景象的一抹希望。“人们在以每天一百人的速度死去”，“死神在每一个角落里徘徊，像园丁挖土豆一样把人们的生命一个个带走”，“陷入恐慌的人们四处奔逃，却被暴徒式的士兵严厉喝止。修道院墙内的医疗室挤满了染病以及将死的士兵，修女们领养的孤儿们已经死去四分之一。”同时不断有新的小生命补充着修道院：“你想看看那几个今天早上送来的小娃娃吗？……下面出现四个光溜溜的小婴儿来，她们全身通红，手脚不停地乱舞。一张张中国人样子的小脸古怪有趣，皱巴巴地扭出了苦相。凯蒂觉得她们不像人类，而是某种罕见的不知名动物。”这些小生命让修道院和凯蒂等人暂时忘却了死亡的恐惧。
　　 然而丈夫瓦尔特是寻求死亡解脱而来中国霍乱地区的，因为他明白妻子凯蒂终究不会爱他，凯蒂也明白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爱上丈夫，因为婚姻爱情不是怜悯也不是施舍，她不会因为瓦尔特有高尚的情操而要爱他；凯蒂的父母就是一辈子没有爱情苦熬一辈子，当她母亲病逝，看见父亲如释重负的轻松和解脱；而不是痛哭流涕悲痛欲绝，感受到了人生的虚妄和欺骗，凯蒂也在丈夫瓦尔特霍乱病死以后感到了释然和解脱，而终于放下沉甸甸的道德包袱，她终于领悟自己追寻的是什么而不是世俗道德枷锁给予她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