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姓周，名远方，安坪镇新屋场村人，生于清末1907年，逝于改革开放后的1991年，享年84岁。
　　 据周家族谱记载，我外公祖上多以课徒（教书）为业。我外公爷爷辈时家境贫寒，我外公的父亲清末中举，获乡绅赞助，建起了一座10亩宽的三柱五瓜正房配多间厢房、一间仓屋的四合院，院内有麻园、桑园、菜园、果园，生活殷实。
　　 我的太外公秉承家学传统，习练了诗、书、画、篆刻技艺，掌握了一系列便于理解记忆的诗、书唱颂技巧。他中举后也以课徒为业，主要在大酉书院和龚家湾从业，毫不保留地悉授技能。那时薪奉并不高，但他所教学生有多人中举，中举后又有多人为官为师。科举时代徒弟非常尊重老师，取得功名后要谢师，从业后三年内要谢师，谢师是在先生的生日和年节时，要亲自登门赠送礼物礼金。外公的家就在龙门溪边上，屋后的码头叫薛家湾码头，每到年节和我太外公生辰，总有四五只货船满载薪、炭、谷及腊肉、糍粑等鸣炮礼送到家。家中衣食有余，并无田地，不事农耕。
　　 清代举人社会地位很高，我外公童年少年时是幸福快乐的。他是在私塾的诗歌唱颂中度过，学习刻苦，悟性很高，学业优异。要取得学业认可需要到常德、长沙读书，学费昂贵。太外公出于各种考虑，让外公弃学务农，外公服从，很快学会了养牛和稻田耕作技术，太外公购置了20余亩稻田，外公和他的哥哥从优秀学生很快转换为职业农民，他们犁田打耙、种田植麻无所不精。外公常年耕种20亩稻田，施肥收谷等重体力劳动也从不请人帮工，安排得井井有条。
　　 进入民国以后，国家教育方式全面改革了，读书秩序从小学、初中、高中升至大学，辰溪全县最高学历只有初中，要考上大学必须赴外地读完高中。辰溪县内只有初级教育，师资待遇也大打折扣，约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的太外公年事已高，就放弃了教书职业，回乡养老了。那时我的大舅和几位堂舅都已进入学龄期。在太外公悉心教导下，我的大舅和堂舅在少年期就掌握了古文、书画、篆刻技能，并熟知《易经》知识。
　　 全面抗战初期，湖南大学迁入辰溪，我外婆的弟弟田盛德考上了湖南大学政教系，激发了我外公培养人才的决心，他将只有11岁的大舅送入迁入辰溪的沅澧中学读初中。
　　 那时进入抗战期，枪枝弹药大量散落民间，社会治安更加混乱。安坪一带，除了县内以刘圣娃、张玉琳为首的大水田云田垅土匪，还有麻阳的股匪，他们经常结伙洗劫安坪。平常有散匪三五成伙，对富户“关羊”（绑架人质）。这些土匪好逸恶劳，打家劫舍，侵害平民。最可恨的是在集日，土匪经常择机公开绑票，他们三五成群观察富裕人家，每遇集日则尾随跟踪，一有机会就下手绑票。
　　 约在1941年秋天，有５个土匪观察了离安坪较远的余家屋场（现属潭湾镇自然村）富户余干林经常单独赶集，在集日里土匪就以同路相伴为名，故意约他喝酒至很晚才回家。散场时有路人提示这是几名专事绑票的土匪，旁观者清，余干林浑然不知。
　　 天快黑时已经醉意熏熏的余干林由几个人拉拉扯扯从我外公家的门口经过，我外公见情形不对就询问了。原来被拉扯的人叫余干林，是余家屋场人，拉扯他的人只说同路，但余干林从不认识。我外公意识到余干林遇到了绑匪，但也不好肯定，于是他回家取出自卫枪（抗战时期土匪横行，民国地方政府要求富户购枪自卫，称自卫枪）远远地尾随。在分岔路口，明知余家屋场是往长路坪方向过渡，但土匪却把余干林强行往山上拉。外公见状，就大声疾呼，要求他们放下余干林。因在山湾，附近没有人家，远距离只有我外公一人，土匪们毫无怯意。这时余干林也有所清醒，拚命挣扎，土匪凶象毕露，边打边拉。外公说：“我枪很准，你们把人放了，我不伤你们生命，再不放人，我响枪了，你们非死即伤！”土匪根本听不进去，外公就瞄准旁边的土匪开了一枪，打伤他的大腿，土匪一轰而散，余干林得救了，但土匪扬言要报复。为了保证安全，我外公将素不相识的余干林留宿一晚。为防土匪报复，从此后他多年夜不安眠，白天也很少上山。
　　 民国时官方经常组织军民剿匪，出动部队也要老百姓配合，由富裕人家出人出枪，参与剿匪。一般的富户出一枝自卫枪，出资请一人替代自已，主要是怕土匪报复。我的外公痛恨土匪打家劫舍，不听亲人劝阻，每遇官方组织剿匪都要亲自参与，战斗中他枪法准，每战都有佳绩。
　　 1949年辰溪发生3·5事变，以张玉琳为首的地方官匪势力勾结，抢劫了国民党辰溪兵工厂，先组建了一万多人的“国防军”，7月改编成“暂二军”，强迫要求原国民党县内地方军、政、教人员担任官职。外公带领一家人远避乡下亲戚家二个多月，托关系冒险躲过风头，为了大舅避入匪帮，不沾恶名。当时有些人想占便宜，贪图官职享受，误入匪帮，解放后执迷不悟者都受到严厉制裁。1949年9月解放军刚驻安坪，匪特活动猖獗，战斗不断，外公就支持大舅和二个侄子参加了剿匪工作，多次历险，为民除害。那时很多人不敢接近解放军，外公却热情接待。回望历程，我不得不佩服外公当年的远见卓识！
　　 我自1984年夏在安坪镇政府工作4年多，参与过当年针对起义投诚人员平反后形成的“土改不如土匪”的社情调查。此后30多年里我一直关注我县地域文化，听到的都是百姓惧匪如虎、土匪杀人如麻的往事，几乎没有老百姓斗过土匪，而唯一了解敢于只身抗匪并成功解救人质的只有我的外公。
　　 外公识文化为人正直。大舅在溆浦九中读高中，品学兼优，喜报频传，外公自然成了附近很有声望的乡绅。乡邻有纠纷常请我外公去评理，他仗义直言，从不以势利来偏袒任何一方，劝人从善，息解纠纷，令人敬重。
　　 外公外婆育有三子四女，长子溆浦九中高中毕业曾考上北京大学，因无钱交纳大学学费而从教于辰溪简师，次子解放后初中毕业，成绩优异选送参加了工作，三子考入当年中南矿冶学院，四个女儿全部精通女红，绩麻纺纱织布绣花缝衣，样样精通，有三人于解放后初中毕业，这在当年是很了不起的。
　　 解放初我外公划为富裕中农，田产未被没收，家境仍然富余，只是多有的厢房让给了村邻居住。当年实行初级社时，外公因为家里农具仓储晒场齐全，又有二头大水牯，他看不起别人好吃懒做；同时家里人口多，入社后粮食收入明显减少，家门口几丘如“七斗”等大水田，每年能收稻花鱼500多斤，保证家中常年不断荤。入社后将全部充公，所以他不愿入社。据我了解，这是他一生中面对新社会唯一的一次思想纠结。但后来还是在政治运动中入了社，农具仓库耕牛晒场全部充公，紧接着，过上几十年的贫困生活。然而尽管贫困，他与外婆仍然变卖家产，将多余的棉被弹成棉花，织布换成钱，接济更加贫困的亲人。1963年5月，不满60岁的外婆贫病中去世了。外公含辛茹苦，独自将未成年的三个子女抚育成人。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从不向亲友、成家的子女伸手。
　　 1984年我在安坪乡参加工作，离外公家很近常去看他，那时他非常开心，时常叮嘱秉公办事莫谋私利。
　　 1988年秋我被调到外地，到周六下午才回家。当年只有固定的班车，每次下车都能见到外公在不远处望着我，那眼神饱含浓郁的亲情。见面后他总要问候几句，离开时嘱我努力工作。那时他已年过八旬，腰不驼眼不花，透识人情世故，说话句句在理。
　　 1991年秋我被抽调到上蒲溪乡搞社教，离家100多公里，由于匆忙我没有给外公写信。按社教规定，二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在我搞社教快满二月时我接到电话，外公去世了，听此噩耗我失声痛哭。我到灵堂时外公已经入棺，他的面容沧桑安祥，我悲痛难抑。
　　 外公去世了，他操劳一生奉献一生，从来不图回报。他的一生就是一座人生丰碑，让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