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田野色彩丰富，层次分明。站在田埂上举目望去，巢山像一匹戛然而止的奔马，林海举起雄健的头颅，油绿色的鬃毛迎风招展。山顶上，一个硕大的橘子一寸寸滑落，燃烧的云彩绚烂而炫目，像失火的稻草垛。田野深处，暮色慢慢升起来，水波一样向周围荡漾。等我们蹚过余晖，饥肠辘辘地回到家中时，祖父已经靠在后院的藤椅上睡着了。入睡的祖父静谧而安详，宛如初秋的薄暮——院墙边，薄雾里，大理花仿佛出浴的美人，懒洋洋地擎着蛋黄色的酒盅；篱笆墙内外，粉红色的木槿花兀自扑簌簌，萎谢也可以是美的，这种朝开暮落的花，启蒙了我最初的美学。晒了一天，后院暖烘烘的，像祖父抱在怀里的火钵。祖父已经八十多岁了，特别怕冷，刚过白露，他就要把火钵从床底下掏出来，让母亲给他生火。母亲是童养媳，服侍祖父几十年，像熟悉柴米油盐一样熟悉祖父的生活习惯。每次接过祖父递过来的火钵，母亲转身就要翻晒祖父的棉袄和棉裤。祖父身量高大，腿长，棉裤夹在晾衣绳子上，像一只迎风招摇的水桶。那件瓦蓝色的老棉袄祖父穿了好多年，胳膊肘子都泛白了，还缝了三四个补丁，但祖父舍不得扔，一直穿到死。
　　 牌楼有给七十三岁的老人做寿衣的习俗（民谚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从里到外，春夏秋冬，总共要准备九件。对于牌楼的老人来说，做寿衣和打寿材都是人生的大事，意味着一生的功德终于完满，可以从容而体面地谢幕了。为了这份完满，亲眷和邻里会在开工时上门送礼，收工时上门贺寿。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寿礼，送的人欢喜，收的人开心，再大的嫌隙也会因为这一份喜庆一笔勾销。祖父七十三岁那年，腊月，母亲请裁缝大胡上门做寿衣，母亲叮嘱大胡说，棉袄和棉裤要实打实的，一两絮都不要减。大胡拎了一把装棉絮的塑料袋，脸上浮起异样的神色。收工那天，祖父从厢房里慢慢踱出来，一面和贺寿的乡亲打招呼，一面喜滋滋地比试寿衣的长短。这是祖父留给我记忆最深的一幕，他的门牙已经落光了，空荡荡的牙床像枯水期的河滩，皱纹密布的脸庞，宽厚的笑容堆在上面，像一团即将凝固的泥浆。裁缝刚走，祖父就对我父亲说，“我就穿那件旧袄子走，旧袄子暖和。新袄子是好看些，就是不大合身……”祖父真是老糊涂了，寿衣么，做给活人看的，也就是个心意了，有什么合身不合身的？母亲坐在锅洞边默默地垂泪，她心里憋屈，却又毫无办法，只好自己和自己怄气。
　　 祖父后来就是穿着那件老棉袄走的。他活到八十九岁，寿终正寝，是迄今为止牌楼最长寿的人。
　　 习俗是陈规，但裁缝自会量入为出，也惯会看东家的脸色行事。寿衣中所谓的“棉衣”，其实就塞着三两都不到而且还是卖不掉的棉絮子。东家和裁缝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只有母亲诚心诚意，为了给祖父做寿衣，她特意留了七八斤二等的好棉。那时候棉花收购站按等级收棉，一等棉价格最高，但一等棉极少，可遇不可求；其次是二等棉，二等棉算是很好的棉了，女儿要出嫁的人家，母亲总要单独拣出来几斤，弹两床陪嫁的新被子；最常见的是三等棉，比三等棉更差的就不收了。不过，传统的乡村是个熟人社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情往来。“天底下喝酒的人多了，我就没见过铁桶那号的死德性。我有一句讲一句……”每次说到铁桶，老西总是嗤之以鼻，铃铛一样的大眼珠从烟雾里突出来，仿佛劈面撞上杀父仇人。铁桶是乡长的小舅子，在棉花收购站里负责过磅，棉的等级和重量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他如果说“这两袋记二等”，那就得记二等；他如果说“这两袋总共八十斤”，那就是一锤定音。有一年，老西晒在稻床上的几十斤棉淋了场透雨，晒干之后色泽变暗了，像陈棉，这样的棉至多只能卖三等，但老西打通了铁桶的关节，居然按二等棉结算了价钱，“你给他送两瓶酒，看他可过磅？只要不是烂在地里的，他照过不误！我有一句讲一句……”铁桶好酒早已名声在外，每隔一两天，他就要打着响亮的酒嗝，一身酒气地出现在收购站里。
　　 收购站在中学对面，三排白墙黑瓦的老房子，箍出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院子里生着一棵伞状的“痒痒树”（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痒痒树”还有一个诗意的学名：紫薇），树梢越过了老房子，树底下经常拴着一条大黄狗，汪，汪汪，老远就能听见它低沉的怒吼。初冬时节，最后一茬棉花谢了朵，收购站开始挂牌收购乡亲们晒干之后又重新分拣过的皮棉。每天天刚蒙蒙亮，马路上浮着一团厚雾，影影绰绰的乡亲就在收购站的铁门前排起了队伍。久等太过无聊，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聚在一起扯起了闲篇，方圆数里的稀奇古怪事全都成了谈资，重新加工一遍。等一年来旮旮旯旯里的稀奇古怪事都被大伙翻了个底朝天，大铁门上的链条锁终于“哗啦”一声打开了，喉咙冒烟的乡亲们终于候来一张刚刚醒过来的脸。“往后去，往后去！”铁桶一面打着哈欠，一面指挥人抬地磅，“X，每天都来这么早，你们不要睡觉的啊？”
　　 我家有三亩多棉花。棉朵开花乳白色，不久转成深红，然后凋谢，留下绿色小型的蒴果，那是棉铃。棉铃内有棉籽，棉籽上的茸毛从棉籽表皮长出，塞满棉铃内部，棉铃成熟时，柔软的纤维爆米花一样从棉碗里膨出来，那就是我们要采摘的棉花。棉花开得繁盛，秋阳下的田野仿佛一片雪白的海洋。这时候，家家户户都要起早贪黑地摘棉，我们兄妹几个也要挑着稻箩，拎着篮子，跟着母亲一起下地。母亲摘棉是个快手，但她每次都要故意慢下来，将动作要领向我们重新示范一遍，“喏，下手要准一点，抠干净一点，棉碗里不要留棉花根子。棉朵上的叶子容易碎（读如‘细’），不要捏，捏碎了搞不干净，搞不干净就卖不上价钱……”说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却很复杂，我摘棉的功夫还没有耽搁的功夫长。大约是我手笨，每一次，总是把棉絮扯得老长，而且总要在棉碗里留下一两撮棉花根。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停下来，左手托住棉碗，右手慢慢抠棉碗里的棉花根。经常，母亲已经摘完了一垄地，我还没有摘完半垄。时令虽已入秋，暑气仍未消散，在“秋老虎”的威逼下，枝繁叶茂的棉田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蒸笼。母亲个子矮，脖子以上勉强露在棉田外面，在其间穿行的苦可想而知——我们能看见的苦，是棉枝经常划破母亲的胳膊，血痕历历，看着都痛。另一个我们能看见的苦，是粗布蓝裳湿溻溻地粘在母亲的后背上，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她经常独自离开棉田，慢慢走到塘埂边的桦树下，席地而坐，一只手捂着心口，一只手摇着草帽，脸色苍白，热汗淋漓。即便如此，母亲也没有偷过一次懒，一年四季的农活，周而复始的家务，服侍祖父，她一件也没有落下。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曾担忧过母亲的健康，殊不知，育有六个儿女的母亲，已经掏空了自己的身体。
　　 棉花摘回来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分拣，第三步是翻晒。分拣要么在阴雨天，要么就是晚上，一灯如豆，拣着拣着，上下两只眼皮互相打架。太疲乏了，我和妹妹经常不洗脸，不洗脚，直接爬上床。秋天的夜，一夜凉一夜，我时常从梦中冷醒过来，裹上被子，身上的力气又回来了。堂屋里的灯还亮着，朦胧中，我依稀还能听见母亲和大姐的絮语，那么遥远，又那么真切，像妹妹含糊不清的梦呓。
　　 棉花一遍遍吐絮，我们一遍遍采摘，晚秋的棉田终于失去了勃勃生机，像我一坐下来就要打瞌睡的老祖父。当黄叶在秋风中兀自翻卷，弹花人背着一张大木弓，一手拿棒槌一手拿碾盘，沿着机耕路慢慢进了村。经常到牌楼的弹花人姓管（我们叫他管师傅），喜欢穿一件“的确良”的对襟褂子，里面松松垮垮地套着一件灰不溜秋的旧汗衫。管师傅五十几岁，性格开朗，爱说笑，轮廓分明的脸像一片瓦。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宋朝以前，中国只有丝字旁的“绵”字，木字旁的“棉”字，是从《宋书》起开始出现的，可见棉花的传入，最迟应该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多在边疆地区种植，大量传入内地当在宋末元初，史载：“宋元之间始传种于中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关陕通西域故也。”棉花在全国的大面积种植始于明初，是朱元璋强制推广的。弹花人作为一门职业，元代就有了，元代王桢《农书·农器·纩絮门》载：“当时弹棉用木棉弹弓，用竹制成，四尺左右长；两头拿绳弦绷紧，用县弓来弹皮棉。”旧时，农村有不少贫苦农民和工匠因生活所逼，整年在外为人弹棉絮，俗称“弹棉郎”。弹棉，牌楼叫弹花，实际是指弹棉胎。棉花去籽以后，再用县弓（即悬弓）来弹，弹成棉被、棉衣所用的棉絮。牌楼的女儿出嫁，嫁妆再少，也少不了两床新棉被。大姐二十八岁才从牌楼出嫁，二十八岁，即便是现在也算晚婚了，更何况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当时牌楼的风气尚未开化，婚姻依旧需要媒妁之言，高中毕业又心高气傲的大姐虽然对后来的姐夫并不满意，但碍于自己的年龄和母亲的规劝，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我和妹妹当时都在念书，家里也不宽裕，母亲就思量着，无论如何也要给大姐弹两床新被子。管师傅进家那天，大姐借故去了县城，我和妹妹乐得跟在管师傅后面，看他用棒槌不停地击打木弓上的牛筋弦。梆，梆梆。梆，梆梆。这样的击打声听起来单调，听久了，却也自成节奏，民谣一样有了浑然的旋律。嗡嗡，嗡嗡。棉絮在不间断的击打中慢慢变得蓬松，成了丝絮，从弓弦上弹开，又在堂屋里飞来飞去。我们迷恋这神奇的一幕，管师傅的大木弓，给贫瘠的童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欢乐。终于轮到我和妹妹上场了。管师傅让我和妹妹站到他的对面，按照他的指引，将红绿两色的细纱布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格，以固定棉絮。按照民俗，布网格的纱一般都是白色的，但用作嫁妆的棉絮一定要用红绿两色，寓意婚后的日子红红绿绿，大吉大利。纱布好后，管师傅又用碾盘在棉絮上来来回回地压磨，东家最后抱走的，便是一床平整，坚实而又牢固的新棉絮。
　　 弹花其实是个脏活，管师傅虽然戴着口罩，扎着头巾，但只需两个钟头，眉毛就挂了霜，身上就披了一层雪。每次收工，管师傅总要先清清嗓子，吐出几口漆黑的浓痰；再擤擤鼻子，鼻涕也是黑的，隐约可见淡淡的血丝；最后，管师傅还要把脸埋进脸盆里，反反复复地揉搓，清洗，等他抬起头来，水已经完全浑浊了，像刚刚淘完一升米。手艺人进门是要服侍的，递烟，倒茶，端洗脸盆，还要事先准备一条洗脸的新毛巾。有些手艺人爱端架子，东家稍有怠慢，立即甩脸色，磨洋工。每次，母亲都央我给管师傅打洗脸水，倒洗脸水，每次我都不乐意，那一份脏，我记忆犹新。也正因为脏，愿意学弹花的年轻人并不多，弹花的手艺普遍来自祖传。牌楼出过木匠，瓦匠，裁缝，石匠，铁匠，扎纸，剃头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出去学弹花，真是怪事。
　　 管师傅之前，牌楼来过一个方师傅。那个方师傅“太不把稳了”（方言，不靠谱的意思），弹一会花，就要坐下来抽一根烟，“你弹花，怎么能抽烟呢？”弹花不能抽烟，连母亲都晓得这个规矩。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坏规矩是他自己的事，让他没脸再来牌楼的，是桂皮的女儿出嫁时，他误用白纱网了陪嫁的新棉絮。桂皮的女婿是个瓦匠，结婚第二年，从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坠下来，脑浆爆裂。可怜桂皮的女儿即将临盆，消息传来，当场昏了过去。桂皮和亲家一起找到出事的工地时，工头已经跑了，偌大的工地只剩一个看门的老人，在工棚里睡得昏天黑地。两人蹲守了一个礼拜，最后，看门的老人送来了五千块钱，摇着桂皮的手，说，“早点回吧，别误了后事……”桂皮拿不定主意，看着亲家，亲家浑身颤抖，蹲下来，抱着头，放声痛哭，“老子养你，还不如养条牛啊……”一条命只值五千块钱，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比突如其来的死亡还要残酷。桂皮的亲家最终接受了现实，他将五千块钱分成两沓，一沓塞进内衣口袋，一沓塞进随身携带的包裹里。临出门，又在口袋外面按了按，叮嘱桂皮走在他后面。到家之后，桂皮的女儿已经生了，早产，皮包着骨头，像一只猫，亲家没有再提五千块钱的事，之后也没有给过她一分钱。我见过那个遗腹子，和她母亲一样乖巧，也和她母亲一样羞怯。
　　 出事之后，方师傅再没有来过牌楼，第三年吧，管师傅就来了，带着“烧锅的”（方言，某人老婆的意思，如“老西家烧锅的”，“桂皮家烧锅的”）。在家歇着也是歇着，帮我搭把手都是好的。每次介绍她，管师傅都要挠头，难为情的样子，仿佛不知道从何说起。东家其实并不在意人数，多个人无非就是多双筷子，工钱都是一样的。几天下来，大家便发现管师傅家烧锅的有些古怪，她不上桌子，大拇指扣着碗，蹴在旮旯里，像个要饭的；说话结巴，埋着头，不敢和人对视，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你家烧锅的，听讲是四川人，不是买来的吧？”老西笑着问，管师傅面不改色，笑着回，“我还用买吗？”老西先是一愣，接着尴尬一笑，迅速转移话题。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弹花的虽然没有木匠瓦匠裁缝师傅吃香，但总归也是手艺人，不愁吃，不愁喝，是媒婆眼里的“香饽饽”，无需担心婚姻大事。
　　 农作物中，我最喜欢棉。棉是母性的，棉被，棉衣，棉鞋，棉手套，棉帽子……棉，温暖如春，包裹我们一生。前些年，偶得白石老人的《棉花图》，明知是赝品，我依旧如获至宝，请人裱起来，挂在书桌正对面的墙上。“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这是白石老人题在《棉花图》中的两句话，一个“暖”字，时常让我想起秋阳下的棉田，棉田里穿行的母亲，余晖里打瞌睡的祖父，背着木弓拿着棒槌的弹花人，嗡嗡嗡，嗡嗡嗡，遥远的民谣如母亲的催眠曲，依旧萦回在梦里。如今，许多年过去，人与村俱老。母亲和父亲先后离开人世。牌楼早已面目全非，地里已经没有几朵棉花了，年迈的弹花人收起了木弓，棒槌磨出了淡黄色的包浆，成了孙子们的玩具。古旧的风俗一息尚存，比如媳妇即将临盆，婆婆总要缝制一床两斤半重的小抱被，温暖的小抱被如母亲的子宫，婴儿蜷缩其中，恬静而安稳；比如女儿出阁，嫁妆里依旧会有两床喜气洋洋的新棉被，机器轧出来的，盖不了几年，里面的絮子抖抖就散了；再比如老人登仙，遗体上总要覆盖一匹簇新的棉床单，入殓时，依旧少不了一套新棉衣……棉，洁净如雪，慰藉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可以说，从生到死，我们都离不开棉，棉是我们一世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