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城市里，三个月之内，妻子搬了两次家，都是嫌房租太贵。哪里有更廉价的房租就搬到哪里，搬家并不费事，就两床被褥和几包裹的衣服。几张板凳。做饭必要的锅碗瓢勺。床是用砖头支起来的木板，木板很薄，坐上去要小心翼翼。
　　 有一日，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妈要做生意了。我立时诧异起来，一个嘴笨舌拙、只知道洗衣做饭、侍夫育子、割麦锄地的村妇，两手空空做什么生意，会做什么生意，凭什么做生意？我说开什么玩笑。儿子说真的，说他妈在烙菜盒。
　　 妻子的确在烙菜盒，烙菜盒需要的只是一辆脚蹬三轮车，一个煤火炉子、一个平底铝锅、一个案板、几块煤球，韭菜南瓜之类；本小。没错，这也是生意，我不再说话。三轮车是妻子在废品站里买的，非常破旧，车圈变形得厉害，推起来晃晃扭扭。买回来的时候还不足为用，车条断了几根，没有车闸，外胎折了口子。几乎修了个遍。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总是没气，妻子这才索性换了外胎。
　　 出摊前的整整一夜，妻就没有睡觉，可能是兴奋，可能是担心什么，总之想了很多，想了一夜。早早地起来收拾，做好了准备，看看时间还早。虽然鼓足了勇气，但在推着三轮车走的那一刻还是犹豫了半天，走出的第一步，是咬了嘴唇横了心的，一点不亚于英雄一样的勇猛和悲壮。第一次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市上，面对着来来往往那样多的人，妻子就像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相亲的时刻，心里扑腾扑腾地七上八下的，村里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路边，直盯盯地看着她，就像是在审贼。她浑身不自在，胳膊不知道放在哪里，甚至连路也不会走了，她想寻了个地缝钻进去。谢天谢地，终于有人站在了妻子的三轮车面前，他是妻子的第一个顾客，妻子想哭，她说不要钱了，那人莫名其妙地看她。第一天妻子没敢准备那么多，实验性的，还算幸运，做出来的菜盒全部卖完了。
　　 当天妻子给我打了电话说她赚钱了，她会在城市里赚钱了！
　　 菜盒有一个很大的缺陷，熟的速度慢，城市人们的时间观念很强，掐着分钟上班的，他们很少站着等，他们一看菜盒没熟就匆匆走掉。妻子又学着烙鸡蛋饼，眼高手低，她看人家烙鸡蛋饼那样的轻松自如，眨眼的功夫就是一张，厚薄均匀，大小一律、颜色金黄、咸甜可口，但她动手做起来手忙脚乱，厚了薄了、大了小了、生了糊了、咸了淡了、扁了烂了。刚开始几乎每天都要剩下，只好自己吃，吃多了都是鸡屎的味道，但妻子没舍得扔下一张，吃了好多天。
　　 几天之后城管来了，妻子被被城管撵来撵去。到一个地方还没停稳，那城管就又来了，只有来回躲逃的时间，哪那还有做的时间？白天撵晚上也不放过。城管警告了她几次。那些干得时间长的小商小贩们识得城管，熟悉他们的出入，警惕性也高，反应很迅速，老婆还不知道城管在哪里，他们却看的真，像老鼠一样在瞬间消失地无影无踪。妻子看见的晚，反应迟缓，那天被城管逮了个正着，城管二话没说，就把锅给掂走了。妻子找了城管交了罚款；那罚款，是她十多天的收入。妻子继续做，城管继续撵，继续警告，她继续和城管周旋，出出没没在街头巷尾。这些妻子并没有告诉我，都是儿子说的。我劝她不要做了，妻子有些哽咽：“别人可以不做，咱不可以不做，一天挣一块钱也是钱啊……”最后妻子又恢复了平日里作为主妇的那种主心骨：“你离得这么远，操心没用，我知道该怎样。”
　　 一个月之后妻子欢喜地给我打电话说：“这一个月不需要你寄钱了，我有钱了！”
　　 妻子的生活形成了一种规律，每天在凌晨四点准时起床，卖鸡蛋饼卖到十点才回去做饭吃饭。早饭和中午没有了时间间隔，一天两顿饭。一岁多的女儿不知道她妈妈的辛苦，她呀呀地哭，她咯咯地笑，尿了屙了，渴了饿了，热了冷了，隔几天是泻肚，隔几天又是咳嗽吐痰，变天了又是患了流感……每样事情都离不开妻子，一不小心就是一塌糊涂。妻子回来很疲惫，什么也不想做，只想睡觉，女儿玩得正兴致。晚上妻子只想早早睡觉，女儿像夜猫子一样欢快。入睡之前，总是闹瞌睡，妻子使尽了法子哄她。夜里稍不注意，女儿就尿了床，到了半夜，睡熟的妻子总是条件反射一样起了床，哄女儿小便。有次我在家，看到女儿这样折腾实在心烦，我打了女儿，女儿哇哇地哭，妻子埋怨我道：“你凶个什么，她还是个孩子！”
　　 每天下午，妻子就要为儿子煎药。妻子和我从没有想到要在城市里发展，而且必须要在城市里定居生活，一切是因为儿子，儿子十五岁了，儿子患上了在世界范围内都罕见的疾病---特发性肺含铁黄素沉着症，必须要接受不间断地治疗。所谓的治疗也是心理性的和探索性的，这种病西医无药可治，中药尚无治疗的先例。但不能束手就毙，也不肯认命，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服用中药。怕药力熬不干净，妻子总是先把草药泡上，泡了个把钟头才开始煎熬。草药在锅里沸腾着，特殊的清苦味道充斥了整个房间，涌出窗外，弥散在空中，半个小区都能嗅到。第一遍熬好了装在保温瓶里，接着熬第二遍，中药早晚服用，第一遍是第二天早上的，第二遍是当天晚上的。煎熬是一个过程，过程的代价就是近乎一响的时间。每一次儿子从医院回来，就是背着满满一蛇皮袋子的中药，他只是服用，他的母亲却要煎熬，煎熬成了日子，成了岁月，但还不知道煎熬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那天我给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喊了几声却听不到她说话；等了许久，我终于听到她的声音，那声音很沙哑很微弱。
　　 “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没……事，上火，有点缺……水”妻子像是攒尽了全身的力量挤出来的……
　　 其实，妻子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辛苦的，之所以选择这座城市为儿子治疗，是因为妻子的弟弟就在这个城市，也是一种依靠。妻弟家庭很殷实富裕，妻弟要让妻子为他做饭，送他六岁的女儿上学，照看门户，说了几次，妻子最终没去，妻弟说她太固执。
　　 不久之后我还是知道了真正的缘由，还是儿子告诉我的，妻子烙鸡蛋饼收了假币，一百元的，妻子还不知道，她去买鸡蛋的时候老板发现的，那老板皱着眉头，用审视的的眼光盯着妻子说道：“不行这样啊，都是熟人！”妻子回来之后一天没吃没喝。这是妻子第二次收到假币了，第一次是儿子替她数钱的时候发现的。两次假币都被妻子扔进煤火里烧了。听完之后我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妻子。既然妻子不想让我知道，我就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她面前从来没有提起此事。但我还是提醒了妻子，以后咱别收大钱，五十的也不收，哪怕咱不卖饼子。妻子终于哭出声来：“我是不是很笨啊，别人一看就是个傻子？你为什么娶了我这样的一个傻子！”
　　 生活似乎是一根套在脖子上的绳子，日子一天天地增长，绳套也在一天天地收紧。
　　 烙鸡蛋饼主要环节就是擀面，擀面是一种功夫，要把面团擀成圆形，最大可能地薄，但还要能揭开，鸡蛋饼是两层的，鸡蛋就夹在中间。这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快，只有快才能达到一定的数量，即使非常得快，一个早上也无非几十个而已。经过几年的磨练，妻子擀面的功夫已经了得，她能把面团擀得圆溜溜的，薄得几乎透明，只见她噌噌地擀动，面团成了椭圆，再揭起来换了角度，然后又是噌噌几下，圆圆的薄薄的面饼就可以下锅了。因为擀面杖和手掌之间的磨合，擀面杖被手掌磨合得非常光滑和细腻，摸着它就是摸着玉石的感觉。妻子的手掌被擀面杖磨合得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茧子的状态，指头上的指纹和手掌上的掌纹消失了。已经几岁的女儿不让妻子抚摸她，她说疼；她说她母亲的手不是手，是老树皮。妻子的手指头也开始变形，指关节膨大，僵硬，酸麻，像是患了类风湿一样。
　　 烙饼子用的是煤火，熬药用的也是煤火，妻子一天几乎一半的时间呼吸的是煤气。妻子呼吸困难，她自己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妻子的呼吸系统受到了弥漫性的损伤，弥漫性的损伤没有什么特殊药物可以治疗，但也很简单，就是和煤火隔离。
　　 自从儿子确诊以来，妻子的头发开始大片大片地变白，看上去就是一个暮年的老妪，其实妻子刚刚四十五岁。也就是在四十五岁这年，妻子的例假戛然而止。儿子还告诉我，因为长时间的站立，妻子的腿部有时候浮肿，按一下就是一个小窝儿。妻子不让儿子告诉我。就这样，一个卑微柔弱的村妇超出常人的意志和能量慰藉着一个男人的脆弱，支撑着一个家庭的窘迫，铺就着一个孩子艰难漫长的康复之路。
　　 面对妻子，我只有愧疚。
　　 就在儿子确诊的第二年，我又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无法正常行走，整日躺在床上。妻子亦如往常一样烙鸡蛋饼子，照顾女儿，给儿子熬药，还要照顾我。一家人唯一的依靠是妻子的双手，妻子唯一依靠的是一根擀面杖。每天凌晨四点，妻子准时起床，这时候，儿子睡得正熟，女儿还在贪睡，她的男人也在打着细微的呼噜——很多早上我也不知道妻子究竟是什么时间起床的，出门走的。那天早上，我是醒着的，但我没动，只是静静地躺着。我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响声，是妻子在摸索衣服，穿衣服。妻子没有开灯，借着从窗外映入的模糊亮光。下床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就像是失重的瞬间，虽然砖头支起来的木板一不小心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妻子弯下腰穿上鞋子，然后猫手猫脚地走到房门跟前，她不是直接打开，而是猫手猫脚地把门慢慢地打开，打开的速度就像是微风撩起窗帘。门开了，确切地说是闪开了一条缝，只容一个人出入的一条缝，妻子就从闪开的门缝里又猫手猫脚地出去了，然后又是轻轻地关上门，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如眼皮覆盖上眼睛，虽然夜里很静，若是银针坠地，就会发出洪钟般地响声。
　　 我又分明听出，妻子轻轻地开了厨房的门，然后又轻轻地关上了，我知道，妻子是在厨房里为烙鸡蛋饼子做准备，和面，煮酱，洗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