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陈志明先生仙逝已是第三天了。数日来，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本人与先生师生之谊的点点滴滴时不时于眼前浮现，特别是他那明眸的凝视，像两眼清泉，永远奔流在我的心谷。
　　 今日早餐后，我突然觉得有写一点文字的必要了。不写，对不起先生谆谆教诲与无私关爱，也对不起做人的良心与道义。
　　 陈先生，浙江绍兴人，1933年生，鸡相，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先生中等个头，时常穿一身蓝色或灰色便装，戴一副镶边眼睛。为人谦恭忠厚，彬彬有礼，有点像杨绛先生所称“洗澡”过的知识分子，惯于谨言慎行。
　　 1976年深秋的一天，大西北的天气颇有些阴森森冷飕飕的感觉了。太阳一改夏日的炎炎之态，要想舒适温和难上加难。大风吹来，街道上的行人不免裹紧夹衣前行。
　　 我们兰州大学中文系75级同学，遵照系上安排，将分赴省内外大约接近十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台报刊杂志单位实习。
　　 领了甘肃省出版社任务，陈先生率先带领我和郭彪去陇南成县采写那里学习小靳庄十件新事的先进事迹。
　　 那晚七八点的样子，天空一片漆黑。皋兰山就像一位黑魆魆的巨人矗立在南麓。山下的兰州城远没有今日之繁华。大街上的路灯，零零星星闪烁着，像瞌睡人的眼。小巷里，几乎到处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三人来到火车站，登上了由新疆开往北京的一辆特快。
　　 那时的特快，其实不“特”也不“快”。车内设施设备简陋不说，环境卫生都无从谈起。地面灰尘纸屑乱飞，洗手间不是门子打不开，就是根本关不住，粪便都不及时清理。单就速度说，比起现在的高铁来，活脱脱就是“老牛拉破车”。
　　 铁路运输秩序也十分混乱。偌大一个兰州站到处断壁残垣，四通八达。火车还没到站，旅客们已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站台上，从早到晚，熙熙攘攘，乱象丛生。火车一到，年轻勇力者掀起车窗，破窗而入，年老体弱者手提肩扛，门中挤进。晚点七八个钟头根本算不上奇葩，迟发十个时辰者屡屡皆是。逃票漏票者摩肩接踵，偷盗扒窃者累累害人。
　　 说实话，我一个大山里走出来的青年，出远门这才算是第二次。灰色军便服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个不及巴掌大的红色塑料书皮。书皮上“毛主席语录”五个金光闪闪的烫金大字熠熠生辉。这便是我的钱夹。钱夹里仅有二十五元人民币和不足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我右手提着一个帆布旅行包，旅行包里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具。
　　 面对车水马龙的乱象我已经有些“惊恐万状”。生怕自己的钱物被贼偷，眼神和动作肯定有些异样。那些富于经验的老扒手或许已经窥视到了我这个状况，把我确定成了重点猎物，我竟然一无所知。
　　 待我们师生坐定后，我心急火燎地摸了摸上衣口袋，钱夹不翼而飞。此时，我两腿一挺，直站起来，仿佛一匹马听见身旁有大炮在轰。我大脑里瞬间闪现出了一个严肃问题：生活费丢了，这一个月实习怎么生活？
　　 陈先生看到了，急问：“怎么啦？丢东西了？”
　　 “陈老师，我的钱和粮票被贼偷了。”我两只手不停地摸着上下衣的口袋，慌乱说。
　　 “什么时间？”先生不紧不慢，又问。
　　 “刚才。”
　　 “哎，上火车太拥挤，有些扒手瞅准了这一点，专门在这里等你呢。”郭学兄附和。
　　 “嗯。”
　　 “对，趁拥挤下手，不易被觉察。”陈先生习惯地右手掌撑在下巴颏儿上，肘子放在左手手背上，又说，“别紧张，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我耷拉着脑袋坐着，郭师兄紧挨在我身边。
　　 先生想了想，一字一顿说：“志荣，你给系上写份申请特殊补助金的申请书吧！把你失盗的经过说清楚，提出你申请补助的理由。我签个字，做个证明。明天早上到天水后挂号寄出去。”
　　 我连忙点头称是，并即时按照先生吩咐做了。大约一星期，系上就电汇了二十五元生活补助金给我。
　　 我一辈子忘不了这“及时雨”般的区区二十五元。他渗透着陈先生和系上领导给予我的浓浓深情。那时候的我，要不是这二十五元的紧急救济，我会走投无路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东方欲晓时，我们才颠簸到了天水站。出了站门，远远望见夜幕与路灯隐隐约约相结合的路面上有两三处一扭一扭的炊烟向上缭绕。真有点饥肠辘辘了。我们师生三人不约而同来到近前。
　　 “同志，吃饭不？臊子面两毛钱，浆水面一毛五。”那时候的人，见面就称“同志”，头一处地摊的老奶奶殷勤问。
　　 旁边一处的老头子又喊：“罐罐茶哟，熬罐罐茶了。”
　　 我们三人选择了臊子面，一人一大碗。汤足饭饱后，付了饭钱。私人摊点，粮票皆免。
　　 “老奶奶，汽车站怎么走？”郭师兄弯下腰去，询问。
　　 大娘站起来，殷勤地指了又指，说了又说。
　　 当天中午，我们乘班车来到成县，下榻到了县革委会招待所。
　　 成县是个风景如画山川秀美的地方。一路上，我们坐在班车里，于山峦叠嶂间穿行，从宽敞明亮的车窗里欣赏着令人陶醉的奇花异草，莽苍葳蕤，茂盛树木，碧绿清翠。
　　 招待所位于一块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地方。客房居高处一平台之上，大有楼阁庭榭之味。周边台阶拾级而上，花草树木疏密有度，高矮相宜。
　　 下午，我们与成县革委会取得联系。商定第三天由宣传部一位副部长陪同去纸坊公社采访。纸坊公社是成县树立的典型。所以，我们先期就在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
　　 我和郭师兄睡一个标间，陈先生独睡一个大间。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俩发现窗外凉台上拉着一根铁丝绳，铁丝绳上晾晒着一件补丁不下十处的灰色秋裤，颜色早已发白。
　　 我和郭师兄议论，按方位测算，应当是陈先生的。按常规推理，陈先生怎么会穿这么破烂的衣服呢？
　　 于是，我俩多了一个心眼儿。
　　 白天，这件秋裤无人问津。
　　 临睡时，透过窗玻璃，我俩看得清清楚楚，陈先生取下那件破的不能再破旧的不能再旧的秋裤，走进了自己住的客房。
　　 为此，我俩仰天长叹，我俩议论纷纷。月光下，寒风中，于招待所的大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那天，我们去纸坊公社是县革委会派了北京吉普的，可谓待遇优厚啊！我与郭师兄明白，这都是沾了先生的大光。
　　 中午，在公社干部食堂吃饭。洋芋面片，饭钱两毛，粮票二两。我这一月的粮票从此全由郭师兄垫付。
　　 饭后，我们直奔老庄大队。
　　 成县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人烟稀少，交通闭塞，信息落后。
　　 我们乘坐的北京吉普经过七沟八梁一面坡来到了老庄大队部。一下车，好似宁静的地球上飞来了一个天外来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围拢过来了一大帮。大家抚摸着这个“庞然大物”，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兴奋着，激动着。
　　 一位耄耋之岁的老大爷手握一尺多长的旱烟锅，睁大了眼睛，直接问：“这会跑的铁疙瘩叫啥呀？”
　　 另一位“见多识广”的后生，提高了声音，兴奋回答：“爷爷，小汽车，大官的座驾。”
　　 支书姓麻，五十开外，中等个儿，胡子拉碴。他有个女儿，清新秀美，小家碧玉，不施脂粉，天然俏丽，聪明伶俐。
　　 我欺负郭师兄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生佳丽，意下如何？”
　　 郭彪“斥”我色狼。
　　 先生听后大笑不已。
　　 四十几年过去了，先生爽朗的笑声似乎还在青山绿水间荡漾。
　　 晚上，我们在麻支书家里就寝。
　　 一走进麻支书家的主房，室内格局真叫人乍舌。正东面是一台土炕，正西面拴着一头毛驴。驴圈用半截土墙砌起来，与人居的东半截相隔离。
　　 这还不算稀奇。临睡时，麻支书的老婆把一头母猪从正门“呕喽喽，呕喽喽”吆喝了进来，惊得盘腿坐在炕上的我们师生面面相觑，目光迅即集中到了猪身上。
　　 这时，麻支书麻利地跳下炕，揭起正面墙中间靠左又偏下位置的一个小帘子，一个黑窟窿立马露了出来。
　　 麻支书老婆把这头母猪于众目睽睽之下从主房后面的窟窿里赶了进去。
　　 哟，后面就是猪圈。我们几个立马反应了过来。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三人从院子里出去，绕到庄院后面去。经过实地勘查，才弄明白，这个地方的农舍建筑和大多地方并不一致。大多地方是房屋建筑之前，必须首先平整好庄院。庄院必须在一个水平线上。成县则是因地制宜，平整只是相对的，绝对不费大周折。比如，主房低于或高于偏房一米上下甚至更多都属正常。有时一个院子，各间各有高度，不甚统一。另外，羊圈猪圈等附属设施建筑也充分利用原条件。比如麻支书家，主房后面就是个窄巷，他把两头砌上短墙，一个宽敞的猪圈便是了。
　　 先生作为指导老师得在好几个点上巡回，奔波劳动，艰苦备尝，自不待说。
　　 先生走后，我和郭师兄又去了红旗等大队采访。
　　 二十多天后，我们的采写总算初稿完成。我和郭师兄从纸坊公社乘车返回县城招待所。当天，陈先生在成县招待所专门等待我俩。
　　 仔细看后，先生对我俩的报告文学初稿表示基本满意。同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那天晚饭时，我们一块儿多了一个新成员。他是甘肃广播电台驻陇南记者站记者，姓甚名谁，我真记不得了。
　　 “走吧！我们几个溜达溜达去！”吃罢饭，那位记者朋友提出邀请。
　　 先生说：“走吧。我知道你今天有重要新闻需要广播。”
　　 听着先生与记者的对话，我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们四人很快来到东河边。沿着东河岸由南向北走着，那位记者眼望着远方，突然说：“我们国家发生大事了。”
　　 显然，陈先生已经知道，但他缄口不言。
　　 郭师兄急问：“什么事啊？”
　　 记者干脆道：“四人帮被抓了。”
　　 “啊，谁是四人帮啊？”我似乎受到了不小惊吓，急忙问道。
　　 那位记者缓慢回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啊，江青可是毛主席夫人啦，也抓了？”郭师兄胀红了脸，迫不及待问。
　　 “抓了。她要篡党夺权。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啊！”记者有点引经据典起来，说。
　　 果然，没过几天，我们被邀于成县县革委会大院聆听了中央关于抓捕四人帮的文件传达。
　　 很快，大街小巷贴满了白纸黑字写成的巨大横幅：“坚决拥护党中央英明决定！”“打倒四人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又一天，我和郭师兄摊开手稿，准备修改那篇一个月来的心血，先生背着身，站在窗前，意味深长说：“算了吧！”
　　 “算了？”我睁大眼睛问。
　　 先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话，而是慢腾腾说道：“或许这辈子都不需要修改它了。”
　　 “啊，那我们一个月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嘛！”郭彪又说。
　　 这时，先生转过身来，坐在了我俩面前，慎重道：“这么大的历史变革，咱这算什么？”
　　 甘肃省出版社原定反映本省新生事物的报告文学集果真不了了之。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在一所高中任教。
　　 那时候，物资匮乏，好多日用品都凭票限购。为了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慕之情，我“走后门”从家乡的几个国营商店里卖到了二十斤白砂糖，一次性托人捎给了先生。
　　 先生亲笔回信，用的是竖行信笺，毛笔行草，苍劲飘逸。当作我们师生之谊的见证，我至今保留在我的书柜中。
　　 1979年年底，我与夫人结婚。根据事先约定，我去信告诉了先生。先生寄来一套女式外套。上衣藏蓝色，下衣深黑色，全是当时流行的涤纶丝料。这套衣服作为夫人的最爱穿了好几年都不愿舍弃。
　　 记得我第一次去先生家中，先生的家好像就在旧大路附近。那时候，东方红广场与民主路之间是一大片开阔地，几乎没多少现代化建筑。普通民居与厂区也都以平房为主，简陋得很。先生家的房子也属简易砖木结构，好像房顶上还有因防止漏雨而铺设上去的牛毛毡，边沿与中间用红色砖块压着，生怕“茅屋为秋风所破”。先生看着我来，面色上有些难为情，右手一扬，说：“这是老伴儿单位分配的家属院”。
　　 我曾聆听过先生的古文选读与唐宋诗词课，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我一辈子的学习榜样。
　　 斯人已乘黄鹤去，人去音存楼不空。愿先生在去天堂的路上，走好！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