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
　　 （我先访问了这家的儿子，我看不出这个青年的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我们相对坐下，我想先提一个问题——这小伙子先开口了）
　　 我知道你是记者，是搞新闻的。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学过新闻。那时在初中吧。题目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你看我这记性。真是糟糕透了（他不停地晃动头，又摇着身子，身子像一片树叶一样飘来飘去）……我记起了，好像是毛泽东，也是我们所说的毛主席写的《新闻二则》。我记得我学得很认真，我发誓我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向人们报道新闻什么的，做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或者像现在这样当个兵。当然啊，我是一辈子做梦都没有做到当了空军。可不知怎的，到了部队说我的脸上有几个黑豆，就不让我飞了。
　　 有个领导说，你个子高，够得着机翼，就做地勤吧。我立正敬了个军礼，答道：是！我就成了空军地勤人员，我的理想破灭了。你说这是不是新闻。我看这就是。
　　 你说什么？你问我新闻的定义？那我就不好说了。后来我查了一下。新闻的定义很多。不过老师给我们说，什么叫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你今天来采访我就采访对了。你回去把今天采访的材料加加工，放点儿佐料，把你的文才拿出来，写成一篇好的稿子，那些大报不用才怪了。
　　 我连忙纠正说，新闻不需要多少文采，把基本事实说清就行了。你只管说，说清你的事，让别人了解你，你得到了公正的待遇，我的职责就尽到了。
　　 我采访的这家主人家的儿子忽然脸色大变，惊呼了一声，啊呀不得了！什么公正的待遇我不要了，只求求他们别打我了！
　　 我说，没有人说要打你呀，这里也没有人要打你。
　　 你错了，儿子说，打的人也就是打手就在你身后，他们就藏在你身后的门外边。
　　 我扭头看了一眼门口。那扇铁门威严无语地沉闷着，门锁没有动。
　　 儿子又喊道，记者，你看他们已经进来了，他们手里拿着皮鞭，棍子，我好害怕呢。叫他们快停下来，不要打我了。我头痛，我腰痛，我腿痛，我心里痛啊！
　　 我赶忙走上前去握着他那干枯而苍白的手说，兄弟，没有人啊，只有我，你冷静点！
　　 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叫着，痛啊，疼啊，求求你们，别打我啊！
　　 我用手按住他的头说，冷静点，冷静点，有我在这儿保护你，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放心吧！
　　 那儿子说，我知道你是记者，但在这个社会，记者也保不到命，记者也有被杀死的，你们记者也要保命啊。
　　 我说，没有哪个要伤害我，我今天就是来采访你，我要你说出事实的真相，你到底是指怎么回事？你到底违反了军纪没有？你在军队里到底做了什么事，竟至于让下至连指导员，上至军委某领导都为你操劳。你的本事可真大了，你一个列兵都算不了的人，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这可是为什么，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位小伙子耷拉着头，头发一根根落下来，砸在地板上雷声一样响动。惨白的脸如同一张白纸，没有一点儿血色。说了几句话，他早已支撑不住，酣然入睡，涎水如瀑布般从嘴角边溢出，哗啦啦地撞到地板上。又像急促的溪水般流向门口的低洼处去了。我从他打的呼噜中可以听出，他的喉咙被堵塞着，那里一定有什么坚固的东西。
　　 我是《新闻报》的记者，几个月前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老上访户，她的儿子在军队出了点事，被遣送家，可这位母亲老是上访，老是找上级，从县级一层层找了军委，军委又一层层落实，可落实下来，这位母亲还是不满意，又一层层上访，高层又一层层落实下来，她又一层层上访……如此循环往复，弄得地方、军队疲惫不已。听说这位母亲具有强大的毅力，还在积极准备材料上访。
　　 主编对我说，你是新闻系的高才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的新闻稿发了，引起了轰动，那说明我慧眼识英才，用人用对了；倘若你的文章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已经是要退休的人，撤了我的职业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可能会调到那些小报社了。我也是想要干一番大事业才来的。现在这个世道，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名。有了钱一定会有名。有了名才可能有钱。我是个才出生社会的大学生，还没有女朋友，还没有买房。我可不能懈怠，我要抓住一切机会挣钱，也挣名。可我不曾想到，我采访的对象，跟我说不了几句话，连正题话都没有说上一句就“酣然”入睡了。
　　 仰卧在木椅上的小伙子忽然梦中惊醒：哎哟，哎哟，不要打了。哎哟，哎哟，蚊子咬死我了。
　　 我感到无比惊异，这还是初春天气，哪来的蚊子呢？我感到我采访的对象的神经有点问题。我想在这小伙子身上在找一点答案。
　　 天气还有点寒冷，可他已经穿上衬衫了，那那白色的军队衬衣已领肮脏不堪，黑黑地积满污垢。我在走近一点，看到他胸前挂了一个挂牌。是医院里病人的编号。我翻开一看，姓名，李军；年龄，二十一岁。落款是某某省某某市神经医院精神病科。
　　 难道李军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警察
　　 这位警察是我在采访前认识的，我认为他是我认识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警察，工作认真，没有一般警察那貌似威严的样子，说白了，他就像我们一般的知识分子，还有点腼腆。他对我说，加我微信吧，我得教教你，你这个人有点偏激，但你一定要小心啊，不要在网上发什么不得体的言论，外面随时都有监控。我说，不是有人说过，没有偏激就没有成功吗。他轻轻地说，那是哲学家说的，我们可是现实主义者。他又对我说，听说你要采访我们县里的老上访户赵玉，我劝你就算了，你不要给你自己找不痛快。我说我是个记者，记者就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是靠真实吃饭的，挖掘真实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警察说，真实不一定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真实。我顿时对这位警察朋友感到诧异，警察里居然有这样思想高深的人，像是一位哲学家。他又说，社会就是一具大网，任你在网里跳，你也不会跳到那里去。那你要采访你的赵玉说罢，那可是我们局里上了号的人，每年都弄得我们非常尴尬，尤其是每年开全国会议的时候，她就像老鼠一样给出动了，悄悄地坐上了车，向省上向首都出发，那边的监控就发出了预警，要我们半路拦截，我们便着了便服，悄悄地跟随在她的后面，只要看到她准备进入国家机关的大门或天泰门，我们就会采取强制措施，把她给强制带回。回来之后，我们好说歹说，总算让她安静几天，可隔不了十天，网上的警报又响起来了，我们又会接到我们局长的电话：“杜所长，杜所长，你明天带上几个人到省城务必把赵玉给我带回来，必要时再拘押她半个月，必要时就直接送拘留所，让那个会开完再说。”我们去了，也把赵玉给带了回来。但我们看到她那狼狈的样子，也真心劝她说：“你儿子都这样了，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赵玉可是个死脑筋，我们都说她的神经有问题，她始终坚信她儿子受了不公正待遇，她始终坚信她有人出来给她一个公道。可现在，没有任何人会这样想。我听说她儿子在军队里出了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是不明白，我也不想弄明白，听说涉及很多人，很多单位，什么空军，什么基地，连指导员，团长，副军长，军长，东京，县长，副县长，县司法局长，公正所，等等。我只是听说她儿子挨了打，到底是怎么打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每当看到赵玉那双哭肿的眼睛，也感到难过，她儿子都成了疯子了，丈夫也与她离婚几年，她还是那样死扛。至于在她和她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人是弄不明白的。她的脾气可大呢，除了她爹没有骂过以外，任何人她都骂过，尤其是我们这些警察，骂得我们脸皮烧轰轰的。她骂我们什么呢，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把她从东京的天泰门前带回来，从省府的大门口前带回来，在她的家门口前训斥她要安分点，你这样成天上访不劳动，我们还给你发生活费，你可要有良心啊。
　　 可赵玉就是听不进去，我刚见到她的时候，她那时还年轻，可你现在看，不到五十岁的人，看起来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了，双眼泡肿，头发花白，全身浮肿，衣衫褴褛，走路一瘸一拐的，像是要散架了，我们就非常担心，要是她那天倒下了，她那坐在轮椅上的疯疯癫癫的儿子会成什么样子。
　　 听说你要去采访她和她儿子，我劝你少管闲事。
　　 父亲
　　 李军的父亲叫李遭。
　　 我见到李遭时，他正在翻小区前的一小块地。说是一块地，就簸箕那么大。锄头举得很高，可落下来却没有多大的力，所以我在旁边挂着照相机等了他老半天，也没见到他“开辟”了多少土地来。他想在这里种些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里什么都种不出来，无论是是西红柿，还是黄瓜、茄子。因为这里的土非常贫瘠，要不是城市扩张到了这里，这里一定还是“荒无人烟”。周围全是垃圾，臭气熏天。一阵午后的风吹来，夹杂着江水的腥味，那味道更叫人难以忍受。我只得掏出手巾纸捂住鼻孔。
　　 你在挖什么。我问。
　　 什么也没有挖。我想给儿子刨一个馒头。
　　 我疑心这位父亲也是不是疯了。从地里刨馒头，就能解决他们家的问题。
　　 我又说，大叔，不，大哥，哦，我还是叫你大叔吧，我的父亲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这位父亲生气地说，随便你叫，你就是把警察叫来，我都不怕！
　　 我说，我只是个小记者，哪敢叫来这些“豪士”角色！
　　 那你这记者就不管用了。你采访了没有什么用处，我何必费口舌给你讲什么。小伙子，回去采访正经报道，兴许会对你又好处。我这里没有什么可讲的。你听到的只是传闻。说什么我原来是国税局的工作人员，还有升职的希望。就因为我老婆是个人见人恨的“缠访户”，就因为我儿子的问题弄得那些当官的心里不舒畅，我就被“开除”了，被勒令退休，不发一分生活费。你叫我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我只有在垃圾旁边开一块地，种上玉米，稻子，小麦，我就不相信我自己养活不了自己！
　　 你就别问我那可恨的老婆了。别人恨她，我也恨她。恨她太虚荣，太刚烈。你与她生活在一起，就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刃架在你的脖子上。她大喊，我不爱国谁不爱国；她大叫，我不守边谁守边；她大呼，我不当兵谁当兵！
　　 儿子当上兵了，她痛哭流涕，紧握住武装部长的手不放，那一滴滴眼泪滚落在部长的手臂上。她激动，她兴奋，她骄傲。我劝她冷静一点，当兵对我们这些家庭来讲不要只看荣誉，要实际一点，我们还没有买房，我们还有一个女儿，那是老父亲从苍溪县捡回来的，在他临终前托付给我们，要我们跟儿子一样养大，养好。可是，你看怎么着，就是我那个老婆，一天拉着我去“上访”。单位的旷工达到了上百天。我那女儿没有人照顾，只得寄在一个“好心人”家。可这世上哪有什么好心人，我们给足了生活费，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安心上省城了，上东京的天泰门了。可不是这样，就在我们在某个大领导驻地等候的时候，那个“好心人”竟然强奸我的女儿，那时她才八九岁。我那可恨的老婆一下子晕死过去了，我可不能倒下，我倒下了，我整个家就崩塌了。我眼里反而没有眼泪，我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看不见任何色彩。
　　 我们回到县城，家门大开着，不见我的儿子。邻居说，你儿子天天去街上找你们，去车站接你们，他这时可能在金鱼街呢。我知道儿子的精神早就不正常了，医院鉴定是精神分裂症，可那些领导不认可，说是本地本市本省的医院作假，我们又上东京库阿华神精医院去鉴定，结论还是一样。
　　 我看到儿子时，我就给儿子跪下了，几年前，一个活波健康的儿子现在就成了一个痴呆的人，在这大热天里还穿着一件厚棉袄。身子不停地在抖动着，嘴里直叫着，我要妈妈，谁人看见我妈妈，就叫她来接我，我不在这儿了，这儿的人坏，打我，用蚊子喂我，我实在受不了，他们还用脚踢我，把我的肠子都踢出来了，我的屎尿都一裤裆了！
　　 儿子身边放着一只空碗，是好心的人端来的。我只有谢谢他们了。
　　 母亲
　　 我叫赵玉，李军的母亲，李遭的妻子。
　　 先要声名一点，我与李遭已经离婚，儿子李军和女儿李娜判给了我。
　　 李遭的工作是我一手给他“搞掉”的，他提出与我离婚，我没有异议，他说不要孩子，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接受，但他为什么被勒令退休，而且不发一分钱的退休工资，那是上级要我们屈服，听从县上的安排，尽快把我的儿子的案子给结了。一旦结了案，什么都好说，我丈夫的工作或退休金，我儿子的补助，我女儿的工作，我的社保，等等。可我坚决不干，我要的是说法。没有说法，我就没有活的价值。我现在活着就是为了那一个说法。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可我就是不管。我白天逢人就要讨一个说法，晚上在梦中也要讨一个说法。我想，即使我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向阎王爷讨一个说法。
　　 我问，那说法就那么重要？宁愿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宁愿坐牢？宁愿挨打挨骂？
　　 她说：是！
　　 她撸了撸袖子说，你算是记者中最有良心的人。不像有些记者，糊弄人，什么曝光，什么为民做主。一见大人物说什么，马上笔锋一转，就来了个“但是”“况且”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