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最初，我想表达一种黄河水流泻千里的气势。后来落笔成文，我更想表达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那种奔腾到海不复回的力量，无从抗拒，无可抗拒。
　　 因为，血脉也是一条河，一样生生不息永往直前，一样无从抗拒，无可抗拒。
　　 今年清明，回乡扫墓。我问小叔叔，祖籍安徽旌德还有亲人吗？小叔叔说：“我们这一辈，没人去过老家，上一辈也只有爷爷趁生意之便回去过一两次。后来由于动荡、由于贫穷，爷爷也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如此说来，籍贯早已变得虚缈而无处可寻。我常常追问，安徽旌德，到底哪一个村落，可以找到我们这一支父系汪姓血脉的源流？
　　 记得爷爷说过，远祖经历过洪洞大槐树迁徙，山西才是真正的老家。那段历史，使大槐树成为一种象征，由此发散全国各地、乃至飘洋过海的中华儿女都将“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奉为圭臬。于是，当年被骗迁徙的集散地，大槐树迁民遗址，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故土，堂而皇之被许多人供在心里，当作“家”，尊为“祖”，视为“根”。这是一次强权压服的集体记忆，是一次无法细究退而求其次的自我安慰。我也一样，由此在心里与山西建立起了陌生而亲切的关系。一开始是关注晋史，继而有了几个投缘的山西朋友，再后来，频繁出入山西，足迹遍布山西太原、大同、晋中、忻州、晋城、长治、运城、临汾。也许是受“近乡情更怯”的困扰，我至今未去洪洞，未曾去大槐树下寻找家族传承的来龙去脉。
　　 近年来，想方设法密集地出入三晋大地，在我，是想让虚缈的前世变得明晰，抑或是为今生找到心灵归宿？总之，我有一种隐约的期待，期待在那个几乎囊括汉民族常用姓氏祖先的集聚地，坐实一些若有若无的信息。由于随母姓，我甚至希望父姓和母姓有共同的渊源，让我认祖归宗不再有形式上的阻隔，既不为旁人诟病，又让我心安理得。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又在三晋大地奔流不息，契合了我对于远祖的遐想。于是山西，这些因黄河而集聚兴盛的城镇，于我有了特殊的意义，每次入晋都是一次朝圣。
　　 去年5月，由陕入晋，我是奔壶口瀑布而去的。本来不必舍近求远，但无法抗拒梦里老家的召唤，从西安到运城永济，再到临汾侯马、曲沃、吉县，领略了历史名城的千年风骚，欣赏了自然景观的瑰丽奇伟，还找到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最初，我只知道永济有鹳雀楼，又钟灵毓秀人才辈出。除河东柳氏赫赫有名外，王维被尊为“诗佛”流传千古。唐朝是一个诗的国度，七言、五言格律诗大多在那个时期成熟并登峰造极，涌现了一大批诸如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著名诗人。年轻的时候，我喜欢李白的大气豪迈，后来爱上杜甫的悲悯深刻，中年以后更热衷王维的清新脱俗，以及略带禅意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他的《辋川集》，我曾动过去终南山寻访诗佛遗存的念头。这种冲动一方面源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吸引，另一方面源于出生地与辋川，甚至于与山西永济可能存在的联系。
　　 我的出生地江西铅山傍罗乡王村，有一个镌刻“辋川别墅”的牌坊，让我产生一种神圣的感觉，感觉它的来历非同一般。牌坊内除了老房子外，新建了一栋三层楼房。今年清明，我在牌坊前踯躅，遇见一老妪，上前打听“辋川别墅”的来历，她对夫家来历一无所知。听说王村月塘边新建了祠堂，准备重修王姓族谱，激发了我追溯的念头。虽然我们家是王村唯一的外姓，姓“汪”，而不姓“王”，但我坚信“汪”“王”之间具有某种渊源，并且都与辋川、与永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揭开这个谜底，需要假以时日，也考验意志品质、学识能力，我未必有耐心追根溯源，但它在我心里无疑是一种念想，是诗和远方，可以凝聚意志，寄托情怀，也可以化解遗憾，让血脉得以贯通，从此有了来路和去向。
　　 到了永济，很容易就接触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一个话题。我打小就读书不求甚解，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听朋友说，永济西面黄河即是这句俗语的发生地，有一种意外重逢的喜悦。一大清早，吃过当地有名的羊肉粉，我们一行奔黄河而去。途中经过西城门旧址。临近岸边，我们下得车来，只见一块石碑掩映在树木丛中，上书毛主席题写“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石碑有些粗制滥造，白色小块瓷砖打底，红色草书被瓷砖缝隙分割，显得支离破碎，少了古拙庄重，更谈不上美。
　　 石碑正对黄河，之间有一条沿河公路。跨过沿河公路，就到黄河岸边了。天朗气清，能见度很好，两岸风光旖旎，好一幅“潮平两岸阔”的景象。麦苗青青，白杨摇曳，河道滩涂连成一片呈黄褐色，偶尔还有几处炊烟，仿如舜都蒲坂再现，又似大唐蒲州复出，苍茫却不凋萎。
　　 自古秦晋临水而居，隔河相望，共同接受黄河养育，也同样遭受水患涂炭。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注入渤海。高落差，多泥沙，形成了独特的“悬河”。永济处于黄河“几”形河道的右下方，黄河南北向依城而过并在此拐弯东流。由于水流经弯道，水层上下用力不均，泥沙有的被推拒，形成新的河道；有的被裹挟，淤积而成新的滩涂。
　　 黄河素有“十年一决堤，百年一改道”的说法。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一旦改道，黄河两岸的居民河东河西，会发生变化。抗日战争时期，黄河被人为破坏最后一次决堤，造成震惊中外的郑州花园口事件，它是中国抗战史上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建国后，黄河治理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主席心系百姓，欣然命笔，写下：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意在提醒各级政府治理黄河，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切不可掉以轻心。
　　 离开黄河岸边登鹳雀楼，入口门楼，为木质榫卯结构。跨过门槛，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吸引我抬头观望，一个个雀巢赫然在目。被漆成湖兰色的木梁全是斑驳的白色，早已分不出哪个是底色。多不胜数的鸟屎日积月累，为其作色，形成保护，尉为壮观，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鹳雀楼。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历隋、唐、五代、宋、金700余年，毁于元代的金戈铁马。由于黄河改道，故址难寻，人们遂以蒲州西城楼为鹳雀楼。上个世纪90年代，在西城楼之基重建鹳雀楼，仿唐代建筑，高台重檐，黑瓦朱楹。门楣正中，翘檐底下，由启功先生题写的“颧雀楼”三个大字特别醒目。启功先生是书法大家，兰底白字舒展挺立，一如颧雀楼位居中州，占尽河山之胜，独领风骚。
　　 鹳雀楼早在唐宋时期就被誉为登高胜地，名闻遐迩。它立晋望秦，前瞻中条山秀，下瞰大河奔流，历代名流，都到此登临作赋。最著名的莫过于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附庸风雅，登顶向南，极目远眺，黄河北构而东折，形成一个直角大转折。原先抽象的“几”字曼妙生动，充满活力。
　　 鹳雀楼承载华夏文明，一个牌匾、一副对联、一张字画都有自己的身世。短时间走马观花，我意犹未尽。我把它作为一个开篇，努力导引出一股源流，汇入黄河文明的浩大阵营，永不断流。
　　 鹳雀楼到蒲津渡遗址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对它我原本知之不多，看了介绍才知道蒲津渡为黄河渡口，是秦晋交流的通道，历代建有浮桥。蒲津浮桥始建于公元前541年，毁于公元1911年，在漫长的2400余年中，数度兴衰，历尽沧桑。到了唐代，河东为京畿，蒲州是长安与河东联系的枢纽。唐开元6年（718），为了加强对河东地区乃至于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唐设蒲州为中都，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齐名。蒲津渡口的枢纽地位日益凸显，木质浮桥难以承载日益繁重的人员往来及运输的压力。开元12年（724），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事，重建浮桥，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这一盛举，《通典》《唐会要》《蒲州府志》均有记载。宋代，蒲律渡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际，浮桥毁于战火。解放以后，三门峡水库蓄洪，黄河西移，河泥淤积，铁牛铁人深陷河滩。1988年开始进行发掘，从蒲津渡遗址最深6.5米处，出土四尊铁牛、四个铁人、两座铁山、三个铁墩、六根铁柱，以及一座四米见方的砖屋遗址，成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重要物证。
　　 开元铁牛是黄河改道的又一物证，出土后的保护是一个世界难题。为了实物展示，铁牛、铁人在原址抬升，按渡口浮桥工事原样排列，再现当时的场景。四只铁牛、四个铁人分两组，分立河道两侧。铁牛每尊高约1.9米，长约3米，宽约1.3米；铁人身高约1.5米，肩宽0.6米；七星铁柱按北斗形排列，均用作地锚，固定浮桥铁索。
　　 那天游人不多，我穿梭于铁牛、铁人之间，禁不住感叹，感叹巧夺天工，感叹自然伟力。铁牛、铁人造形独特，神态生动，功能明确，历千年而不朽，集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人类栖居黄河，依靠自然，利用自然，战胜自然的伟大工程，见证了黄河血脉5000年奔流不息。
　　 离开蒲津渡遗址，我在东道主的热心安排下又去了普救寺。普救寺始建于唐武则天时期，原名永清院，是一座佛教十方院。后因《西厢记》名闻遐迩。如今的普救寺为1986年新建，场面阔大，分上中下三台、东中西三轴线。我不是信徒，也不太热衷张生、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漫不经心地走过张生借宿的“西轩”，莺莺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马解围张生移居的“书斋院”后，在“莺莺塔”前稍做停留，体验了永济八景之一——普救蟾声，我就急匆匆地跑下台阶，奔出大门，与门外坐等的朋友会合。
　　 《西厢记》脱胎于元稹的《莺莺传》，元稹曾在蒲州做官，算得上是永济名人，他的千古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对过往情感的怀念，还是对自己始乱终弃的忏悔？不得而知。但王实甫依此改编的《西厢记》，设计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令许多痴男怨女艳羡不已。《红楼梦》里宝黛共读西厢即是一种憧憬。宝玉和黛玉的爱情纯真美好，但不为世俗所容，一个焚稿送命，一个遁入空门。两相对照，更加刺痛人心。所以我对《西厢记》的结局不置可否，虚构的美好是个陷阱，让受其毒害的人，既无防备之心又无招架之力。宝玉、黛玉一个出家，一个惨死即是例证。
　　 永济历史悠久。解梁古城为春秋时期晋国世卿智氏所建，是“三家分晋”的发生地，晋史的发祥地。永济曾是舜都蒲坂，唐朝的蒲州，人才辈出，有“唐多文士，宋多画家，明多官员，清多艺人”的美誉。这是一块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依偎黄河得天独厚，成为中华血脉之源。
　　 永济令我流连忘返，早就计划好了的目的地——壶口瀑布倒显得微不足道了。虽然我更热衷人文胜迹，但壶口瀑布以她浩大的声势，早就让我萦怀于心。每年5月，都是黄河的丰水期，瀑布高悬、瀑面宽大，高落差水流直下，对我不只有视觉冲击，也直击心灵，仿佛汹涌的水势从上而下，可以淘洗我的身心，“与尔同销万古愁”。
　　 站在壶口岸边，《黄河大合唱》那高亢的旋律在我耳旁回响，“黄河在咆哮”此言不虚。曾经她发出了自强图存的吼声，今天她发出的是民族复兴的呐喊，千百年来以其磅礴、恢宏、激越给人启迪、催人奋进。
　　 从壶口瀑布回来后，在“学习强国”里，收看武汉大学教授万献初《说文解字》讲座，有两个字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河”字。“河”是形声字，“氵”是形，“可”是声。形旁好理解，是河必有水，形旁许慎、段玉裁以及其他文字学家都没有给出明确解释。他说，有一次到壶口瀑布，见水势汹涌，泥沙翻腾，突然顿悟。河一开始就指黄河，“可”为形旁，实由“荷”而来，“荷”乃负荷。黄河负重奔腾，承载了泥沙，承载了人类繁衍生息和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使命，不也是一种负荷吗？另一个是“进”字，繁体“進”为象型，意为鸟行，从“隹”。万教授曾经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回看到雪地鸟迹，茅塞顿开。因为鸟只能前行，而不能后退，他说：“还有什么东西比鸟行更能表达进的意思？”这两个字，一个讲得是黄河本身，一个可以说明黄河水流的状态，“奔腾到海不复回”，都和我文章的主题有关，于是，我作了这样的联想。
　　 离开壶口瀑布，已是晚饭时分，当天我住在侯马，又一个有历史的地方。1965年在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称为“侯马盟书”，又称“载书”。盟书为毛笔所写，多为朱书，少为墨书。其书法犀利简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韵律。记录了春秋末期晋国赵鞅（赵简子）参与了一场激烈政治斗争，拉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开启了战国时代。“侯马盟书”是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发现的十大成果之一，现存山西博物院，我有幸得见其真容。
　　 在侯马滞留了一天，原本想看看侯马博物馆，事不凑巧，当天为周一，所有博物馆、纪念馆闭馆休息，彭真纪念馆也一样大门紧锁，颇为遗憾。好在那天恰逢十五，明月如磐，澄澈的天空愈加高远。寥落星汉，像洒落亘古久远的历史印迹，璀璨夺目却可望不可及！那是一片历史的天空，弥漫的远古气息，在我心里扎下根，每一个月明之夜都可以复现当时的情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风土人情密不可分。在山西几次“吃”的经历，除满足了我的味觉，也吃出了老家的感觉。一次是在太原小吃街，傍晚时分几个大老爷们陪我吃罐肠、凉粉、烤串；一次是起早品尝太原特色一一头脑；一次是永济农家乐，在院子里采摘当地特早熟杏。虽然场景、方式、过程不同，但无一例外，我像是归家的游子，被宠溺着，可以随心所欲。不带任何伪饰的轻松陪伴，让我有了孩子般的自在。
　　 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近5000米飞流直下。我写下的关于永济、壶口、侯马的记忆，都与黄河有关。黄河归来，我不再纠结姓氏。因为我明白一个人追寻久远的过往，越具体就会越缥缈。只有当个体融汇于集体，家庭附着于民族，磅礴的源流才能留下深厚的印迹，才能产生久远的影响，才能保持不竭的生命力。
　　 血脉是一条河，一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