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的暑期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显得尤为短暂，然而对于一个心事重重的成年人来说却漫长又煎熬。这两个月，胡北的二姐胡桃遭遇了许多令人惊诧的变故，命运之手无情地将她拉上悲惨之舟。
　　 胡桃从赵家回到家以后，瞒着父亲去了孙家岭村。孙家岭在益都县西南山区腹地，隶属于庙子镇的一个小山村。坐落在髻髻岭的半山腰。她搭乘了一辆电驴子径直前往。电驴子在崇山峻岭间颠簸，颠得她直呕吐。怀孕已经两个多月了，哪能经受得住这种罪。直到日头偏西她才走到了孙涛家的院门口。这是一座也能称得上门楼的破门楼。石砌的门柱，中间横挑了两根方木，方木上堆了土，旺窜着一米多高的狗尾巴草。开门的是一个坨背躬腰的老人，老人把她引进院子。
　　 正待此时，屋门口闪出一个年轻人的身影。胡桃定睛一看，不禁大惊失色，眼前的这个人分明就是孙涛。怎么回事儿？是自己走错了门？还是孙涛死而复生？胡桃呆立原地不能动弹，四肢僵硬，禁不住脱口喊了一句：“孙涛——”
　　 年轻人并未应答，疑惑的眼神打量着她。身边的驼背老人也扭头瞅着她，“你是谁啊？”
　　 “我叫胡桃。”胡桃说。老人又问：“我们不认识你啊？”胡桃指着屋门口的年轻人说：“我是孙涛的未婚妻啊！”老人闻言方才醒过神来，回道：“他不是孙涛，他是我的二儿子孙海。”胡桃才知道孙涛原来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天色已晚，胡桃便住在孙家。与老人尽唠家常。说起了怀着孙涛孩子的事儿，老人禁不住老泪纵横，一把拉住胡桃的手腕：“孩子，想不到啊，想不到啊！真是难为你了！”胡桃抹着眼泪说：“孙涛为了救我才搭上的性命，我一定把这个孩子给他生下来。”
　　 当夜，胡桃入塌在孙涛的寝室。一轮满月由髻髻岭顶缓缓跳出，孙家岭村笼罩在银色的月波之中，月光透过窗玻璃将狭小的寝室空间映得银光一片。胡桃盖着薄被倒在床上，眼睛凝视着窗外，触景生情，泪水不由得滚滚滑落。
　　 翌日，胡桃起了一个大早。先将这间寝室仔仔细细擦洗干净，又操着扫帚将小院清扫一新，最后走进厨房，将灶台上叠摞的一堆赃碗通通洗刷了一遍。忙完这一切，她觉得有些累，坐在床沿儿上歇身子。
　　 吃过了早饭，胡桃便打算回家。老人极力挽留，让她再多住几天。胡桃却执意不肯。老人便让孙海骑着摩托车送她。胡桃临出院门的时候，老人说了一句：“孩子，保重身子，过几天我就去你家。”
　　 孙海骑着自行车在山间小路上缓缓而行，后座上坐着的胡桃紧紧环抱着他的腰身，眼前流动着益西山区特有的景色，身体感受着他温热的体温，那一刻她几乎出现幻觉，与自己紧紧贴在一起的这个男人分明就是孙涛。
　　 “你做什么工作的？”胡桃贴着他的耳朵问。他说：“在镇上干装卸工。”她问：“你哥哥怎么会跑到我们那里打工？”他笑笑说：“赚的多嘛！你们那儿比我们这里条件好，这里深山老林的……”
　　 她又问：“你结婚了吗？”她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失言，脸颊登时飘起两朵红晕。他摇摇头：“没呢！”两人说着话，自行车已然骑到了庙子镇。孙海把胡桃扶上客车，一直目送着客车不见，这才骑着自行车返回了孙家岭。
　　 两天后，胡耀之迎来了两位陌生又尊贵的客人，正是孙涛的父亲和他弟弟孙海。孙父开门见山提了一个让胡耀之感到惊讶又为难的事情——请求胡桃嫁给二儿子孙海。孙父的这个请求在胡桃的预料之中，她从孙家岭走的那天，老人站在门楼口说的那番话已经表明了一切。
　　 然而胡耀之却毫无思想准备，支支吾吾地推脱：“我女儿已经嫁人了，嫁给了本村的赵家。”
　　 孙父笑着说：“我都听闺女跟我说了，她不同意这门亲事。”
　　 胡耀之闻言吃惊不小，狠狠瞪了胡桃一眼，看来这丫头是瞒着自己偷偷跑到孙家去了，思量了一阵子又说：“可是他们有登记证，是合法夫妻啊！”
　　 孙父回道：“现在婚姻法有规定，夫妻分居两年以上，视为自动离婚。”
　　 胡耀之颇为惊讶，敢情这老汉啥都懂啊！看来是有备而来，遂说道：“可他俩分居还不到一个月啊！”
　　 “我也没说让闺女和孙海现在结婚啊！我只想把闺女接过去，把孩子生下来！她怀的毕竟是我们孙家的骨肉啊！”孙父如此说，胡耀之彻底没了回辞。
　　 胡耀之沉默不语。这段日子他的心情极度沮丧，胡桃换亲的事儿已经成为胡家村的乡亲乃至整个益北乡的笑柄。好事不外传坏事传千里。他看着胡桃在眼前晃都觉得像吃了苍蝇般难受。他有些动摇了，抬眼瞅了瞅一直站在旁侧的胡桃，似乎在征求她的意见。胡桃了然父亲的心思，没等得相问便爽朗回道：“爹！我愿意去。”她也不想在这个家里待着了。
　　 孙父最终把胡桃接走了，胡桃也只能这么偷偷摸摸地走。她现在的身份不可能光明正大地放鞭点炮坐婚车，毕竟是有夫之妇。孙父临走扔在桌子上一个红纸包。胡耀之并未推辞，他明白孙父的意思，这些钱算是女儿出嫁的礼金。胡桃和赵春有登记证。可她的肚子里却怀着别人的孩子。既然合法丈夫不要，让孩子的家人接走又是合情合理的事儿。这就是此事的尴尬所在。
　　 胡桃一走，胡耀之顿觉耳清目闲了许多，以前出门一直低垂的脑袋也挺了起来。原来还觉得有些对不起赵家，现在没有任何这种感觉了。毕竟赵家先把自己的儿媳妇藏起来避而不见，他这么做是一报还一报。这场摔跤比赛没有谁输谁赢，打成了平手。胡耀之如此想着，心里敞亮了起来。
　　 然而他这种敞亮出乎预料的短暂，一个月后胡桃突然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眼泡浮肿，脸色煞白，貌似害了一场大病。胡耀之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当他浑身颤抖着听完女儿的哭诉以后彻底傻了眼儿，像一截木桩般杵在椅子上再也不能动弹。
　　 胡桃在孙家岭只过了二十多天舒心日子。她并未跟孙海同房，仍然住在孙涛的寝室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三天前孙海骑着自行车载着父亲去庙子镇看病，在镇中路上被一辆违章行驶的货车撞了。爷俩当即毙命。胡桃帮着料理完公事才回了胡家村。她也不能再在孙家待了，待在那里算什么？没有任何名分。况且孙家已经空无一人。
　　 俗话说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隔着几百里，胡桃待在孙家岭的事儿还是传到了胡家村，同时传过来的还有关于车祸的事儿。所有人都在讨论最后认定一件事——胡桃克夫。不但克死了孙家两兄弟，而且还拐带上了老公爹。正是她的出现，致使孙家人清了门户。
　　 这个可怕的论言像五月的柳絮一般在益北原大地上随风飘荡并很快落地生根，而且更可怕更荒缪的言论从好事者的思想中滋生并迅速地口口相传：那女人的巢窝是黑胡子鬼的血盆大口，谁胆敢插搅必定死于非命。大哥被搅死了，弟弟被搅死了，老公爹也被搅死了。这个足以置人于死地的谬论使得胡桃彻底心灰意冷。若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真想一死了之。
　　 转年二月桃花刚刚绽蕾，胡桃在三妹胡菊地陪护下在县医院分娩了，生了个女娃，三斤八两。本来预产期是今年三月底，孩子早产了一个半月。胡菊不放心，才把姐姐接到了县城的大医院。胡菊望着躺在病床上脸如苍纸的姐姐，眼泪唰唰流淌，她觉得二姐的命实在是太苦了。胡桃用微笑的表情安慰着妹妹。她觉得自己应该感到庆幸，她从未想过肚子里的孩子能活着出生。第二天这个女婴就有了自己的名字，胡桃亲自给她起的：胡春蕊，随了胡家的姓。
　　 胡桃分娩后的第三天，感觉身子已无大碍，能下地行走了，便劝胡菊回厂里上班。这段时间三妹一直陪着，她有些过意不去。胡菊责怪她不该说这么见外的话。姊妹二人正说着话，病房门口站了一个年轻人，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网兜，网兜里盛着诸如麦乳精、豆奶粉之类的滋补品。胡菊轻喊了一声：“快进来啊！杵在门口干嘛！”年轻人随即进了病房，盯着躺在病床上的胡桃咧着嘴微微地笑。胡桃定睛打量他，中等个头，一颗与身子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大脑袋上镶嵌着一双灵活的大眼睛。胡菊说：“二姐，他叫孙维，是我的男朋友。”孙维打了声招呼：“二姐。”胡桃笑着坐起身子，指着一把椅子说：“坐吧！”孙维很有礼貌地点点头，轻轻坐在了椅子上。
　　 孙维坐在椅子上与胡桃说了一会儿话便起身走了，说厂里的工作太忙，只请了两个小时的假。“三妹，小孙不错，挺有礼貌，人也精明，一看就是上过学的人。”胡桃说着，又问，“做什么工作啊？”胡菊说：“我的同事，车间主任。”“嗯，挺好。”胡桃问，“跟咱爹说了吗？”胡菊说：“没呢！现在正谈着，还不知道怎么着呢！行的话，年初二就去咱家。”胡桃点点头。胡菊问：“二姐，你这当了妈妈，一个人拖着个孩子多累，不想再找个吗？”胡桃的脸上掠过一丝阴云：“找啥啊！姐不打算找了，就带着小春蕊过。”胡菊说：“这哪行呢？你还年轻。”胡桃不再说话，提起婚姻的事儿她就从心底往外泛酸水。
　　 一星期后，胡桃抱着孩子在三妹和四妹地搀护下回了胡家老家。娘俩刚刚回到家，这座只有三间茅草屋的农家小院已然显现出了它的容量不足，原来的居住计划也被彻底打乱了。原来的时候，胡耀之和胡北胡南睡堂屋土炕，胡梅和胡菊两姊妹睡东厢房，而西厢房是胡河的婚房，自从胡河的媳妇跑了以后，由他一个人下榻。如今这个居住方案得调整一下了，家里毕竟新添了人口。胡耀之决定，他和胡南胡北还睡在堂屋，胡梅仍睡东厢房，而胡河则从西厢房搬出来让给胡桃，至于胡河的寝室，他可以去南屋，倘若嫌南屋没窗户，也可以到堂屋大炕上爷四个挤挤。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调房计划，实际上只是把胡河撵出了正房。胡耀之认为该撵就撵，这个不争气的家伙让他心生怨气。
　　 胡耀之安排好居住方案随之来到了西厢房，看着躺在炕上眯眼不睁的外甥女轻声问道：“起名了吗？”胡桃说：“起了。”胡耀之问：“叫个啥？”胡桃说：“胡春蕊。”“嗯！”胡耀之应着，随即甩出一句很硬的话，“等孩子大了，不见姥爷，叫爷爷。”
　　 自从胡桃娘俩住进家之后，胡耀之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一桩对于他来说无比重要的大事——盖房。然而盖房岂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新房不是用空气吹出来的，那需要真金白银大把的钞票。纠结了一阵子之后，终因为囊中羞涩，他这个伟大的计划搁浅了。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秋天。胡桃早早给孩子隔了奶，虽然婴儿才刚满半岁。她实在在家里待不下去了，这种贫困的生活激发了她骨子里创业的强烈欲望，她的脑海生成酝酿并日趋成熟了一个伟大计划，且迫于实施。不久前她在后窑厂认识的闺蜜小荣来找她，她对小荣尽诉其苦。小荣听了不免动容。她又愁叹自己现在无容身之所，小荣便给她出了一个谋财之道——屠宰。她说她和丈夫现在就干这个行业，虽然苦点儿累点儿，但确实能赚钱。从那一刻起，胡桃便决定干屠宰。小荣是杀猪，为了避免行业竞争，她决定杀羊。说干就干，她赶集买来了杀猪刀、杆子秤、剁肉的大木案板、还有放血的大洋瓷盆；又在院子里撑横木、挂吊钩、掘血池。忙完这一切她苦苦思索，按照小荣的吩咐有没有遗漏，突然想起了打压器还没买。考虑再三她还是决定放弃买这个物件，因为她听小荣说过，打压器是为了给肉注水，她不想干这种缺德事儿。
　　 翌日，口埠大集。她早早去了牲口市场。因为第一次买活羊，她不太专业，专挑肥大的买。花了二百块钱买了一只母羊回家。
　　 父亲、大哥和五弟都去了建筑队，四妹在田二嫂家里学织绣，家里只剩她一个人。她使出吃奶的劲儿将二百多斤的母羊摁上了矮桌，随即一手死死摁住羊的脑袋，另一只手紧紧握住了锋利的尖刀。尖刀被打磨过无数次，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闪着死亡的光芒。刀尖抵上羊脖的瞬间，母羊突然发出了一声震人心肺的咩咩惨叫。胡桃手里的尖刀随着颤动的心脏蓦然一抖，分明看见羊的眼睛里湿漉漉的，扑簌簌滚落了一串混浊的泪水。胡桃正犹豫不决的时隙，忽听到羊尾传来啪嗒一声响，起初她以为是羊因为害怕而拉了急屎，并未在意，直到听到矮桌后面传来“鬼儿鬼儿”的奇异响声，她才走过去察看，见矮桌后面有一大滩血渍，一只血淋淋的小羊羔儿正在奋力挣扎。胡桃终于心软了，将捆绑着母羊四蹄的绳索解开，把它放下了矮桌。
　　 傍晚时分，胡耀之和两个儿子散工回了家。胡耀之看着院子里的横木架、放血池、肉案板以及圈在厨屋里的奄奄一息的母羊，紧蹙着眉头轻问：“闺女，你一个女人家，能干得了这个行当吗？”胡桃只回了一个字：“能。”她的声音很轻，却透着无比的坚韧。那时候，胡北也跟着爹去了建筑队，他摸着支在院子里的横木扭头盯着胡桃问：“二姐，你要吊秋千吗？嘿嘿！我喜欢。”
　　 那天夜里胡桃没睡安稳。她忽儿跑到西厢房看看睡着的娃儿，忽儿跑进厨屋瞅瞅下崽儿的母羊，一直忙活到黎明时分，母羊死了，它生下的四只小羊羔也没有一只成活。胡桃听小荣说过，死了的羊放不出血来，羊肉烂崴崴的不鲜亮，很难卖个好价钱。她必须尽快将这只刚刚死去的母羊剥皮剔肉。正当她攥着死羊的后蹄艰难地往院子里拖的时候，身后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是爹。爹提着一盏气死风灯站在她身后。爹将灯笼往厨屋门框的钉子上一挂，双手拖住了死羊的前蹄，爷俩一起将羊挂上了院子里的横架吊钩。她握着尖刀由羊的脖颈处下刀，顺着肚皮剌了一条长长的竖口，随即开始剥羊皮。这毕竟是她第一次试刀，手法极其缓慢，用了很长时间才将羊皮剥下来。当她收拾好下货，将羊肉装进座筐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
　　 第一次试刀赊本了。二百块钱买的生羊，羊肉卖了不到一百二十块钱。她非常明白毛病出在哪儿，主要是买羊输了眼色，不该买只正下崽儿的母羊，更不该等着它生下羊羔儿再下刀，说到底还是心软了。她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再次去了牲畜市场，这次她没再专挑肥的买，而是花高价钱买了一只公羊。
　　 第二天黎明时分。她将公羊按到了矮桌上，随即握住了尖刀。她直接不瞅羊的眼睛，手里的尖刀照着羊脖狠狠刺了下去。公羊发出咩咩地惨叫，脖颈里随即喷出一股褐色血浆，血浆流到矮桌底下置放的洋瓷盆里，泛着浓泡泡儿。现场顿时弥漫起难闻的腥臭味儿。待到公羊咽下最后一口气，她将吊钩挂住死羊的下颚，随即用绳子将它拉上了横架，接下来就是剥皮剔骨。有了昨天那只母羊的经验，她的手法相对娴熟了些，将剥皮剔骨的羊肉装进座筐的时候，东边的日头刚刚跳出地平线。这个时辰赶集最好，不早也不晚。一个上午她就将羊肉卖了个精光，下货、羊头、羊蹄也一样不剩。她又算了笔帐，不赚也不赔。她又连着杀了五只羊，结果都是不赚不赔。她琢磨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找到小荣请教。小荣笑着说：“跟你说你又不听，做生意还这么好心肠，你为啥不买打压器？再说了，卖肉也有窍门的。”
　　 明白小荣的意思，打压器是给肉注水，而小荣所说的“卖肉有窍门”无非就是缺斤少两。可她不想这么做，做生意就像做人，要对得起手里的这杆子秤。她宁可多加价也不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儿。别人的羊肉卖五块她就卖五块五，别人加价到五块五她就卖六块。起初人家都说她傻，也没什么人愿意买她的羊肉，经常在肉案上放臭了。放臭了她扔掉也毫不在乎。天长日久，她的生意却逐渐好了起来，买肉的客户逐渐多了起来。人们都说：“这闺女实在，卖的肉没注水，足斤足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