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一岁那年的腊月，有一天，我父亲应十七生产队一杨姓社员邀请，去他家杀羊。父亲临走前，看我面黄肌瘦的样子，悄悄吩咐我于下午四点左右找个理由去十七队找他。他没说出后边的话，但意思极其明白：伺机蹭人家几块羊肉吃，好给我补点营养。
　　 我听完父亲这个建议，出于天生的怕羞和可笑的自尊，当即拒绝了。可父亲刚走，我心中的自尊和羊肉就激烈地撕打起来。我像徘徊在两堆青草之间的驴子，左叼一口右叼一口，觉得两边的青草都美味，放弃哪边对我来说，都是损失。这场无形的撕打一直延续到下午三点，自尊完败，羊肉胜出！于是，我顶风冒雪，厚着脸皮摸到十七队，找到了那户人家。那家男主人外号和尚，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正好赶上羊肉出锅。出于对我父亲的尊重，他当即递给我一小碗煮得稀烂、喷香的羊杂碎。
　　 好久不闻肉味的我，满心喜悦地端着那碗羊杂碎，悄悄坐在土灶后的小凳子上，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吃完晚饭，我跟父亲出门时，那个杨和尚认真地对我父亲说：“兄弟呀，听你老哥一句话：你这个儿子呀，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今后肯定有出息。”
　　 那时我还小，对于自己今后有没有出息并不在乎。但那碗香喷喷的羊杂碎，让我的味蕾享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快感。从此，这份快感始终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永生难忘。
　　
　　 初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在生产大队里渐渐混出点名声来，很快就入了团。
　　 二十一岁那年，大队委为了紧跟形势，决定要挖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在全大队游斗，以此鼓舞全体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
　　 经过检举揭发，很快，一个埋藏得很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十七生产小队的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出于对我的信任和考验，大队代理支书把这个光荣的批斗任务交给了我。
　　 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运动前沿，与反革命分子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我想借此机会好好干，争取入党。然后让大队推荐我当工农兵大学生，跳出农门，进大学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市区工作。我暗暗发誓：这次批斗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它关系到我今后的理想。
　　 但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反革命分子姓甚名谁，也不了解他有哪些反动言行，怎么写批判稿？
　　 于是，在大队部里，几个被找来的年轻人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地向我揭发了那个反革命分子的种种罪行：
　　 “同志，我们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就是头披着羊皮的狼……”
　　 “同志，他是个崇洋迷外的反革命！好端端的中国话不说，却经常在公开场合卖弄狗日的鬼子话。什么‘米西米西’‘太白古的’‘撒哟拿来’等等，说得可流利了……”
　　 “同志，他是个狼心狗肺的狗汉奸！据说当年日本鬼子在竖河镇大烧杀，就是他带的路……”
　　 “据说？你听谁说的？”我觉得这信息不正确,有点牵强附会。
　　 “呃，听我一个远房表姐夫说的。”
　　 父辈们闲聊时经常说起：三十多年前，活跃在崇明下沙的抗日游击队经常找机会伏击东洋鬼子，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恼羞成怒的东洋鬼子于1940年7月底在竖河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烧杀，原本繁华的竖河镇被烧作一片废墟，遇难同胞有120多人。解放后，一批竖河镇民工到庙镇参加水利工程，竟在庙镇小学门口，意外认出了当年领着日寇到竖河镇大烧杀的金翻译。这事立即报告了人民政府。于是，金翻译当即被逮捕，经过大烧杀中死里逃生者的指认，他认罪了。一个月不到，金翻译被拉到惨案现场——竖河镇城隍庙的废墟上，举行万人公判后，当场被枪决了。
　　 也就是说，竖河镇大烧杀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汉奸，是大家公认的金翻译。这与被检举、揭发的反革命分子有什么关系？为郑重起见，我得核实一下，就问那些揭发者：“他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我不太清楚。但大家都叫他杨和尚！”
　　 十七队，杨和尚，这两个关键字一下子勾起我十多年前有关那碗羊杂碎的美好记忆。一个看起来很憨厚、善良，上了年纪的农民，会是汉奸？
　　 回到家里，我跟父亲说杨和尚被揪出来了。他曾给日本鬼子当过汉奸，领着日本人在竖河镇实行三光政策，罪大恶极，大队里正要批斗他呢。
　　 父亲一听就笑了：“你瞎七八搭胡说个啥哟。他跟我一样，是个本分的庄稼人。竖河镇大烧杀跟金翻译有关，这事全崇明都知道。咋能套到他头上了？”
　　 我吩咐两个民兵，特地持枪去请杨和尚来大队部一下。我想听听杨和尚是咋说的。
　　 大概杨和尚也听说了他即将成为反革命分子，要在全大队被批斗的事。看到两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来请，人就矮了一大截。他刚踏进大队部的会议室，看到我面无表情地端坐在办公桌后，两个持枪民兵分站在办公桌两边，一副审判的架势。他吓得腿一软，“噗通”一声，跪在我们面前，双手拍打着地面，声泪俱下地哭求起来：“同志们哪，我爹我爷都是苦出身，给地主当牛做马，到我这辈是三代贫农。旧社会里，我家一年里至少有半年，吃了上顿愁下顿。解放了，我才过上了好日子。我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你们到我队里打听打听，我在队里干活，从不偷懒耍奸，也从不敢偷鸡摸狗的。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当上反革命。要是我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这辈子就摘不掉了，连儿女都得跟着我倒霉了。青天大老爷呀，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我仔细端详了他好一会。十年过去了，他该六十多了。因为跪倒的原因，他的身躯有点佝偻，饱经风霜的瘦长脸上布满了皱纹，显得更黑了。看他身上穿的土布衣裳，在膝盖、屁股、肩膀处打了好几块补丁。
　　 在他的哭诉声中，我的鼻子又闻到了十年前那碗香喷喷的羊杂碎味道。
　　 看着他趴地上哭喊，我有点于心不忍，再三让他起来说。他用粗糙的右手抹了把泪水，驯服地站了起来。我让一个民兵给他端一条长凳，示意他坐下说。可他怎么也不敢坐下，只是说：“整天站着干活，我都习惯了。谢谢，谢谢！”
　　 我盯着他的眼睛，足足看了五分钟，突然问他：“你啥时去日本留过学？”
　　 “什么？”杨和尚猛地瞪大眼睛，惊讶得嘴都合不拢了：“我？去日本留过学？同志们哪，我小时候家里穷，全家的嘴都顾不上，哪有钱供我读书呀？不怕你们笑话，我没上过一天学，斗大的字都识不了一筐，是睁眼瞎一个。说我到日本留过学？这是谁在涂我的烂药？”
　　 “有人检举你会说日本话，而且说得蛮流利的。你老实说，是不是给日本人做过事？”
　　 杨和尚浑身震颤了一下，本来低着的头越发低了。他犹豫了好一会，这才压低了嗓子，哆哆嗦嗦地承认了：“做……做过。”
　　 我拍了下桌子：“那就老实交代！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你自己掂量掂量。”
　　 “是……是这样的，东洋人来到崇明后，各个镇上要修炮楼，到处抓壮丁。那年我上镇，正好碰上日本人抓壮丁，怪我腿脚反应慢了点，当场被他们抓住，捆起来，拉到下沙竖河镇去当苦力。惨哪，中国人干活稍微慢点，东洋人的鞭子、木棒就上身了。累死累活干了一个多月，才放我回家。”
　　 我怀疑地问：“你就是在那段时候里学会了日本话？”
　　 杨和尚又叫起冤来：“那时我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东洋人杀了，只管低头卖力干活，哪有心思学日本话。”
　　 我拍了拍检举材料：“这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呢，什么‘米西米西’‘太白古的’‘撒哟拿来’等等，这可是你说的？”
　　 “咳，这几年，各个大队经常轮流着放电影，放的都是《地雷战》《地道战》等抗日电影。大家看多了，谁不会跟着电影里学几句呀。尤其是小青年们，经常用东洋话开玩笑，什么‘高家庄，实在的高！’什么‘太白古的，米西米西。’有一次，我多喝了点猫尿，大着舌头也学了两句。他们都说我学得像，问我在哪学的？我一时犯贱，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就说老子当年在竖河镇修炮楼时，东洋人教的。真是天晓得，那时我看到东洋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害怕。见到他们的影子就躲得远远的，哪敢凑上去学什么劳什子日本话呢？”
　　 “你这话当真？”
　　 杨和尚右手拍胸砰砰响，伸出左手指天发毒誓：“如果我说谎，我不是我爹下的种，出门遭天打雷劈，家里天火烧！”
　　 我从内心深处相信了杨和尚说的话。一个六十多岁，有点迷信，把发誓看得比名誉更重要的老人，他都发这等毒誓了，再非要给他挂上汉奸的白纸板，在全大队游斗，万一他思想转不过弯，绝望之下，喝药上吊跳河，死了，我可兜不了这个责任。
　　 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代理支书听了我的汇报，眉头紧皱，反背着双手，在办公室里围着几张办公桌，学驴，转起了磨。他有点拿不定主意，也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可好不容易挖出个反革命分子，批斗方案已经上报给公社了，就这么偃旗息鼓，如果被公社领导知道了私放反革命分子的事，被扣上一顶革命不坚定的修正主义帽子，这个代理支书的位置，就跟兔子尾巴那样，长不了。
　　 第二天上午，代理支书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推心置腹地说：“批斗杨和尚这事吧，公社里已经知道了，准备在全公社大会上表扬我们呢。屙出的屎还能坐回去？这事不管真假，我们没退路了，必须进行下去！问题是他本人坚决不承认是汉奸，我们真不能凭举报就定他的罪。万一在批斗过程中逼死了他，公安机关出面，里外一调查，我们就是张冠李戴，编造罪名，草菅人命了，是不是？你说咋办？”
　　 我那时刚踏进社会不久，经验全无，正两眼一抹黑呢，能拿出什么主意来？“咋办？我跟你还不是一根绳上拴的两蚂蚱？跑不了我也逃不了你。你说咋办就咋办，我听你的。”
　　 代理支书牙疼似地哼唧了一会，把手里一卷报纸使劲往桌上一摔：“看来我俩只好假戏真做了！你去跟杨和尚说，恳求他顾全大局，委屈当几天‘汉奸’，配合你把这场戏演好。你告诉他，大队领导心里有数，这事尽量低调，批斗时不要他挂牌。每天午后一点钟，由你领着他，选一个生产队，形式上批斗他一次。我们大队呢，每次给他记两个小时的工时，给双份工分，年底由大队一次性支付给他报酬，外加精神损失费。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你告诉他，批斗结束后，恢复他的贫下中农身份，不会将这事记档，也不影响他儿孙们以后的就学、就业、入党、参军等事。”
　　 杨和尚听说有双份工分可拿，而且保准不影响他儿孙们的前途，经不住我挥舞着大队支书的尚方宝剑，软磨硬泡，威胁利诱，只好答应了。
　　 于是，每天午后，我和杨和尚分别准时从自己家里出发，顶着七月的酷暑，于一点前在某生产队的社场上碰头。
　　 该队的男女老少听说今天要批斗汉奸，早就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坐好，围成半圆形，等着瞧稀罕。女社员们大多抓紧时间，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彼此嘻嘻哈哈地说笑着；男社员大多心事重重，面无表情地吸着劣质纸烟，一言不发。最兴奋的是那些半大孩子，全然不顾大人们的呵责，起劲地追逐打闹。有些年轻姑娘则好奇地看着故作深沉的我，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整一点，生产队长站起身，宣布：“大家不要乱说乱动了，批斗会现在开始！”
　　 我矜持地手拿批判稿，走到半圆形人群的中点上，向大家颔首示意。接着气沉丹田，暴喝一声：“现在，将历史反革命、汉奸——杨和尚带上来！”
　　 话音刚落，杨和尚赶紧摘下头上的破草帽，从事先藏好的柴禾囤后面一路小跑着过来，离我约三米距离，站好，无须我发号施令，驯服地低下他那花白的头，弯腰撅腚，大气也不敢喘。
　　 紧接着，我根本不看社员们那失望的眼神，以最快的速度，含糊其词，将三页批判稿一口气读完。一刻钟不到，批斗会结束。然后，我不管社员们听明白了没有，朝杨和尚轻轻努了下嘴，往外就走。杨和尚当然明白我的意思，赶紧踢里塔拉地跟在我身后，离开了这个生产队。然后分手，各自回家。
　　 半个月后，当我俩在最后一个生产队里批斗完毕，走上机耕路准备分手时，杨和尚用老年人特有的慈祥眼神，看着我，笑着说：“你爸还好吧？叫他有空上我家来坐坐。十年前我就对你爸说过，你今后会有出息的。”
　　 啊！原来他早把我认出来了，可我还一本正经地牵着他老人家到处批斗呢。刹那间，我的鼻子似乎又闻到了那碗羊杂碎的香味，心里感到非常内疚。我强忍泪花，嘶哑着嗓子，低低地叫了声：“和尚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