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与我而言，是个非常遥远的过去，但就是这份遥远，时时撕扯着我的心，在怀念中颤抖。祖父我没见过，祖母去世那天，是个大雪纷飞的寒夜，我早上踩着鹅毛上学，下学后看到大伯家门前高高挂起的白帆，立刻大声哭泣，与白雪一起为祖母哀悼。疼爱我的祖母，早在半年前就经医生诊断为肺气肿无药可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经济刚刚起步，医疗水平并不高；何况祖母又高龄，时年七十六岁，那时算长寿了，只能在家调养。母亲和两个婶娘经过几个月的轮翻照料，祖母终于气若游丝，回天乏术了。就在前一天，母亲还亲自做了祖母最爱吃的鸡蛋饼，我至今记忆犹新，记得祖母吃过后说了句:“这就吃好了，以后再不吃了。”也许人在死时都有预感，灵魂可能早就离开身体了，才有生命的回光返照。我在灵柩前矗立许久，点燃了一张张纸，让思念随着轻烟飘走，瞌了头后，默默地回到了家里。冷冰冰的家里没有一点声音，站在祖母住过的屋子里，任泪水泻洪而下。
　　 以前，祖母一直是在我们家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我父亲排行第三，四叔、五叔都在外省。父亲有固定工作，祖母的一日三餐，日常起居就是母亲和我们在照料。后来儿孙们都大了，大伯建议，都有责任与义务赡养老人，由三家轮流照顾。记得祖母在二伯家呆了一年，二伯家和我家挨着，我经常给祖母煨炕，洗脚。到大伯家呆了大半年，身体每况愈下，刚开始身上肿也不咳嗽，我们几个孙子推着架子车（人力手推车）去大队卫生所看。后来又到公社(现在叫乡)医院，医生说人老了，心肺功能衰竭了，只能调养了。
　　 祖父是个帐房先生，识文断字，还教过私塾。按现在的话叫应该是知识分子，也许受祖父的影响；大字不识的祖母一肚子墨水，给我们讲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如痴如醉。记得祖母给我梳头时变着法让我安静，给我抓身上的虱子(一种人体寄生虫)，便讲故事便抓，我就在祖母的怀里睡着了，醒来时祖母还轻拍着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祖母的炕上有一个大柜子，除了放衣物，里面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美味点心，那时的蛋卷、饼干，都是稀罕之物，一年里也吃不到几次。只有祖母那里是个“聚宝盆”，孙辈数我最小，我时常贪婪着光顾，祖母总是给我留着，和我相依偎着共享。
　　 祖母的炕被我烧的火热，祖母的脚被我洗的净白。祖母的脚是旧社会对女人的残忍折磨。听祖母说，十三岁时被强迫裹脚，硬是把正在成长中的少女，生生压在旧社会的石头下，让一双平整的脚板变成了“三寸金莲”。旧社会对女人的压制，除了裹脚，就是“三纲五常”对妇女的遏制。女人在家、在社会没有地位，足不出户，连饭桌都不能上，祖母成了旧社会最后的牺牲品。当然，到了祖母嫁给祖父时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新民主革命思想里得到解放了，那双被缠裹变型的小脚却永远穿不上新思想的鞋子了。祖母的臭脚，是其他孙辈们的禁忌，望而怯步，而我，是祖母最疼的，这份责任理应由我承担。不到十岁的我，端着热水到炕沿上，拆开缠了一道又一道的白布，再取开裹了一层又一层脚的白布，当祖母的三寸金莲露出时，屋子里顿时臭气熏天，我忍着鼻子，给搓洗揉捏好后，由祖母再一层包裹，像小心地包裹一颗从未涉世的心。
　　 祖母的离世，使我一度非常难过，再没有人给我留好吃的东西，再不能倾听好听的故事；再也没有臭脚让我洗了。那间房屋的墙上，挂着唯一的祖母的照片，留下了祖母对我最后的慈爱，我时常站在那沉思，默念。
　　 祖母过世的第二年秋天，我十岁，我们举家迁入了城里，房子留给了大伯家的二哥居住。从此，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那个有祖母相伴的故乡的家，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宣告结束，祖母慈祥的音容也永远留在故乡的墙上。自此以后，老家的黄土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的脚印。故乡的家，成了今生最深刻的牵挂，挥之不去的记忆。天堂里的祖母，愿你和祖父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