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激越高亢的歌在中国唱响《亚非拉人民要解放》。那个时代亚非拉人民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极大改变了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在近代史上，中国与非洲国家有着共同的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殖民统治的历史。因此，支援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我国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毛主席曾说，非洲的反帝反殖斗争，把我们肩负的反帝反殖担子减轻了一些，支持他们就是支持我们自已。
　　 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新疆兵团承担了国务院下达的援非任务。既使在兵团被撤销的7年（1975一1982）中，援非任务也没有停止过。
　　
　　 坦桑尼亚：17年与4个农业项目
　　 1964年至1981年，兵团历时17年完成了坦桑尼亚4个农业项目：乌本加农场、鲁伏农场、鲁伏国民服务队、马分加国民服务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东临印度洋，地处东非高原南部，赤道南侧，国土面积94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1260多万人，属东非大国。由于历史上西方殖民统治，农业十分落后，除少量农田用畜耕，大多地区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中国对坦援助重点是农业。新疆兵团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农业发展水平处在全国领先，承担援外任务义不容辞。
　　 乌本加农场位于桑给巴尔岛东部，场区面积515公顷，地形复杂，有冲积扇、丘陵、喀斯特溶洞等。居民主食为木薯。1964年11月，屯垦于伊犁河谷的农四师五0农场政委陈芝谱，远涉重洋，率技术组抵达乌本加农场，开展农场筹建和试种水稻工作。首先遇到的拦路虎一是土，二是水。土壤属粘质草甸土，肥力足，但粘性大，耕作困难。乌本加农场地处两条河中，但坡陡水急，雨季洪水滔滔，旱季河道龟裂。水量充足但无法利用。兵团技术组先易后难，选择平坦土地，克服土壤粘度大给机耕作业带来的困难，打井取水，适雨播种。1965年4.4公顷水稻试种成功。以水稻为主产的建场方案形成。1966年6月，中国技术组组长陈芝谱[农四师50农场政委]与桑给巴尔农场土改部主任秘书作为两国全权代表，签定了《关于建立乌本加农场的协议》。建场工作随之全面展开。
　　 在当地人眼中，兵团援外人员是“洋专家”。但是，这些保持军人气质的中国专家与他们熟知的西方专家大不相同。兵团人在非洲人面前把新中国屯垦戌边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又演示一遍：先住在茅草搭成的窝棚里，国内运来的药品箱垒成墙，一盏油灯取亮。用水要到10多里外去拉，野外工作要脚穿水靴，头戴防护帽，时有毒蛇毒蜂袭击。中国专家们克服国内从未遇到的困难，实行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边试种的方针，开荒、种地、房建齐头并进。自己动手采沙、烧砖、盖房子，泥工瓦工木工，全是中国专家。接着是改建条田、机井灌溉，三级排水系统，兵团人言传身教手把手培训出一批当地工人。
　　 试种水稻遇到国内未曾想到的困难。新疆四季分明，灌溉农业。坦桑尼亚气候是雨季与旱季，旱季水温太高，稻秧易热死；雨季水太多，稻秧易淹死。兵团专家们在地头搭了草棚子，整天泡在水稻地里，控制水温，灌水排水，“晴天一身灰和汗，雨天满身泥和水”。更加意想不到的是草害、鸟害。野草生命力旺盛，稻田拔草成为繁重劳动。鸟群飞临，密集如云，要组织工人不停驱赶。一季水稻成熟，兵团专家个个又黑又瘦。尽管产量不理想，但兵团专家逐渐摸到了规律，积累了宝贵经验。1969年，农场建设工程移交后，双方转入农业技术合作。兵团专家采取一系列先进技术措施，将大条田改为小条田，排灌渠系配套，播前药物拌种，化学除草，细平稻田等，使水稻生产逐步正规化。同时，师傅带徒弟，培养了技术员、机务工、碾米工、水稻管理人员等120人。1975年合同完成兵团专家撤回时，该场已交当地人管理，进入正常生产。
　　 1966年至1981年，兵团专家完成了鲁伏农场的建场、生产任务。4年的农业技术合作，每年该场水稻种植面积700多公顷，公顷单产由3.6吨提高到4.3吨，成为该国水稻较高产量。
　　 在此期间，兵团专家还完成了筹建鲁伏和马分加国民服务队的合同项目。
　　 17年中，兵团专家赴非洲298人次，组织运送物资4748吨，结算援外款889.3万元。圆满完成援外任务。
　　
　　 援建索马里：费诺力灌区工程
　　 索马里共和国位于非洲东部，畜牧业是国民经济主要支柱。香蕉是主要农产品，其次有玉米、高粱、棉花、甘蔗等。农民以“游垦”方式刀耕火种，产量很低。粮食不能自给，依靠进口和国际援赠。
　　 1978年4月，索马里总统西亚德率团访问我国，两国签定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我国承担了续建费诺力灌区工程援建任务。该工程原为苏联援建，后来中止。我国外经部会同水电部、农垦部、城建总局确定：费诺力灌区工程水利、电力、场外干渠等苏联援建未完工程，由广东省承担；灌区农场，包括开荒造田、农田水利以及农业种植，由新疆承担；房建、厂房、晒场等，由广西省承担；碾米厂设备及安装，由湖北省承担。新疆兵团人承担的费诺力稻谷农场建设任务最繁重最艰苦。1985年工程高峰期，中方人员最多达450人。
　　 在远隔重洋、环境差异、基础薄弱的非洲，建一个较大型的机械化水稻农场谈何容易！从水、土、光、热到勘测设计，再到开荒造田、水电配套、组织施工，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间还要培训本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使他们能逐步独立管好农场用好设施。1980年，中方专家完成该场的水利、条田、建筑物、厂房等设计图就有481幅之多。每一幅图纸都是一场争速度抢工期的艰苦战斗。
　　 兵团人把特别能吃苦能战斗的作风带到了非洲。1979年，自治区农垦总局将援助索马里费诺力稻谷农场的建设任务交给巴州农垦局（农二师）。农垦局局长陈炳昕任技术组长，以水稻高产名闻遐迩的29团派出技术员和农业机械。兵团人踏上索马里接手苏联人留下的半截子工程。一切从头开始，土壤调查、气侯分析、规划设计等等。1982年，时任农二师副师长、后来担任兵团司令员的刘双全接任技术组长。刘双全是赫赫有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组建的渤海教导旅老战士。在他离休后写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兵团人在援外任务中的精神风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荣义务，要落实在粮食上！1983年，索马里人均粮食仅为90多公斤。当地工人的午饭是玉米饼卷香蕉，住房多为树枝茅草搭建。我们援建农场的主要项目是种植水稻，解决该国人民吃饭问题。西方投资者经营的香蕉园产品在欧洲市场赚了大钱，而利润微薄、种植难度大、关系国计民生的水稻生产，西方人不愿意投资。他们不干的事我们中国人来干，我们真诚帮助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我们援外人员心里充满崇高的自豪感，代表中国执行国际主义光荣使命。
　　 但现实是严酷的。首先，气候难以适应。大旱季酷热难忍，住房没有空调，我常常半夜跑到大树下乘凉。机耕作业更辛苦，机车热气腾腾，滚烫炙手，汗流浃背。更有蚊虫叮咬，红肿发痒，咬牙忍受。其次，工程难度之大国内从未遇见。荒地长满热带林木杂草，要用砍刀砍出路来才能进去。推土、平地作业难度之大国内从未有过。而且新开荒地只要二三年不种，很快长满树木杂草，恢复原始状态。再次，当地工人技术水平很低，祖祖辈辈刀耕火种，掌握现代化机械难度大。
　　 我们兵团人一辈子都是在与艰难困苦斗争中度过的，一辈子牢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这个专家组长当得有信心有魄力，当然也有一定的成绩。我们很快打开局面，开展工作，开荒平地，修渠，种植，环环紧扣，有条不紊。
　　 我们把重点放在水稻种植上，力主扩大面积。当时已开荒几千公顷，而只种了300多公顷。有人认为扩大面积不但劳动强度大困难多，而且必然导致单产下降，“面子”上不好看。我认为扩大面积增加总产、解决该国粮食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面子”。我看准的事绝不轻易改变。水稻面积一下子比原来扩大7倍，达两千多公顷，单产不降反升至每亩520公斤，引起轰动效应。当时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到费诺力农场视察，紧握我的手深情地说，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
　　 在索马里，我们带去了兵团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有人认为专家主要是指导，我们认为除了指导还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因为许多工作我们不干出个样子，当地工人是学不会的。我身体力行带头浇水，全体专家都积极参加。我们与当地工人并肩劳动，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特别在水稻生长初期，水量水温至关重要。水多了要闷种须立即排水，水少了立即补水，有时昼夜守候，从不懈怠。一年两季，辛苦可知。但是我们想到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想到我们付出的精力和汗水是为中非友谊作贡献，为国争光，虽苦犹荣。
　　 刘双全说出了全体兵团援外专家的经历和感受，体现了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
　　 1987年，费诺力稻谷农场第一作业区基本建成，随即展开第二作业区的建设。1990年，因索马里爆发内战，援建中止。从1978年至1990年，兵团的专家技术人员共有628人次参加援助索马里费诺力稻谷农场建设，运送物资达6514吨，支出援外款5423.3万元。
　　 农场技术组专家、广东珠江华侨农场园艺师袁声，兵团农学院英语教师谢立群，不幸以身殉职，为援外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长眠非洲。
　　
　　 中国专家兵团人
　　 每个踏上非洲大陆的兵团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都有终生难忘的故事。不论他是农艺师、工程师、专家学者，还是团长、政委、参谋长、副师长，到了非洲大陆，他们崇尚一个共同称号：中国专家兵团人。在这个名单可以例得很长的队伍里，我们看到——
　　 有八路军解放军老战士：陈炳昕，与敌人拼过刺刀，立过战功，援外之前任29团团长，创造了战胜盐碱、水稻高产的奇迹。肖风瑞，在抗日战争中受过伤，解放战争打过仗。进疆后开发莫索湾，他带领先遣队第一批进入万古荒原。1972年率农垦部工作组到乌本加农场指导工作，成员中有秦风柱、李芝祥、李永贵等。援外兵团人中，还有三五九旅老战士路略、雪樵等。他们每个人的足迹都是一条闪闪发光的英雄之路。
　　 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马毅、陈焕义、李志杰、褚景宜、钱荣林、于瑞泉等。还有兵团援外办公室的卢相勋、杨化东、文安德等。他们为兵团的援外史写下了流光溢彩的一页。
　　 在索马里，最有名气、最得人气的兵团人当数“神医”倪焕新。倪焕新是农八师下野医院副院长，1982年到索马里任中国专家组保健医生，一干6年。当地一种烈性传染病“登革热”又叫骨痛病，患者高烧不退，死亡率高。西方医生对此病没有有效防治办法，只有望病兴叹。倪焕新一到索马里就全身心投入应对“登革热”的挑战，保证专家们的健康。不久，他自己不幸患上“登革热”，高烧持继不退，全身痛疼难忍。他以惊人毅力记录自已的病状、用药反应、体验治疗措施。病癒后，他总结出一套治疗“登革热”的综合措施。用于临床，过去要在病痛中躺二三十天的患者，一周可以站起来走路。不但解除了“登革热”对专家们的生命威胁，而且消息传开，当地患者纷至沓来，“中国专家组有一位神医”在索马里老百姓中轰传开来。
　　 1986年4月，索马里伊斯兰教领袖波克松，在全国巡回讲经返回首都摩加迪沙途中，突然上消化道大出血。当地官员立即驱车80公里请来倪焕新。倪大夫赶到时，波克松处于极度贫血，痛苦不堪。倪大夫立即全力抢救，三小时后患者脱离生命危险，安然入睡。倪大夫返回费诺力，开好药品嘱咐其随行人员，第二天可以返摩加迪沙大医院继继治疗。第二天，波克松由当地官员陪同来到费诺力，请倪大夫继续治疗。4天后康复。这位6旬老人激动不已，坚持送给中国专家组4只大肥羊和1头壮牛，并说：“是中国神医救了我，我要把这一切告诉我的同胞。”
　　 1988年的一天，黑人青年阿里在吊装混凝土构件时，不慎被砸断左小腿。倪大夫全力抢救。没有手术室手术床，伤员躺在院子里一张躺椅上。倪大夫或蹲或跪，止血清创、缝合血管、石膏固定。阿里脱离生命危险，倪大夫却劳累虚脱躺在床上起不来。三个多月后，阿里步履稳健出现在工地，工人们一片惊叹：“砸断了的腿又接起来了，中国神医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费诺力灌区工程总经理哈桑多次代表索方致函中国大使馆，感谢中国政府，并请求中国政府允许倪焕新大夫在索马里多干几年。1984年，中国大使馆为倪焕新立二等功。1987年，中国外经部授予他全国外经贸行业先进工作者。
　　 今天，在非洲大陆仍然可见兵团人忙碌敬业的身影，兵团人在非洲的故事还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