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陵钓台全名应为严子陵钓台。我刚从农场回上海到工厂上班不久来过一次，前些日子在我退休以后又来了一次。因为人生阅历的不同，所以我对严子陵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一九八一年，我和淞化厂的同事来桐庐时，在桐君山上遇到一位老者，他和我讲了桐君山的传说、严子陵的故事。
　　 严子陵钓台座落富春山山腰。在船上就看到葱郁的山峦之中，有一对奇峰屹立水涯。一为东台，一为西台。船还没有靠岸，就远远看到江边有一长长的白底照壁，上书“严子陵钓台 天下第一观”。
　　 上了钓台码头，可以看到有一些大小规格各异的石碑立在那里，体现出“严子陵钓台”浓郁的文化气息。
　　 这里的山比较陡峭，山路不是盘山，而是“之”字形急转。因为受到时间限制，我们很担心上不到钓台。恰巧看到三个人从山上下来，便问，上到钓台还有多少路？回答大概还有一百米。一百米，我们冲一下就可以上去了。
　　 严子陵钓台分为东西两台，一般人都是先上东台。上到山顶附近的时候，出现了左右两个方向的路，我们先上了向左的路。这里通往西台。
　　 上到西台，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自己悬在了半空，已经融化在了青山碧水蓝天之间。西台是爱国诗人谢翱（1249～1295）哭祭文天祥（1236～1283）的地方。
　　 谢翱是宋朝著名词人谢邦彦（1100～？）的后裔，谢邦彦身上也有一股文人的血气。
　　 一二七六年七月，文天祥起兵抵抗元军。谢翱倾家荡产，率数百名乡兵拿起刀枪，投奔文天祥。一二七七年，元军大批南下，文天祥不幸被俘。谢翱脱险后，一边暗中组织乡兵，等候时机；一边暗中组织会社，用诗歌继续进行反元活动。听到文天祥在北京遇害的消息后，他悲痛欲绝。一二九零年，谢翱来到七里泷严子陵钓台，由严子陵第三十五世孙严侣（？～1331）等陪同，登上西台，在这里备酒哭祭文天祥。他一面用竹如意击石，一面长歌当哭，其歌名曰《登西台恸哭记》。
　　 如果说谢翱哭的是文天祥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文人精神，那么严子陵钓台则表现出另一种文人精神——隐士文化。
　　 与西台对应的应该是东台。东台被称为“严光垂钓台”，钓台上有个亭子叫“东台亭”。
　　 这个亭最早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由严州知府万观在东西台各建一亭，并刻石为额，东台亭曰：“不事王侯”。明末两亭都曾毁坏。清乾隆十九年（1754），罗氏兄弟复建，更改石额为“垂竿百尺”。十年内乱，东台亭被毁。一九八零年重建此亭。
　　 站在亭前顿感视野开阔，俯瞰春江，云烟迷蒙。当年，严先生站在这个平台上根本就看不到山脚下的水面，又怎么可能钓到鱼呢？
　　 不以钓到鱼为目的的临水垂钓者古已有之，商周时期的姜子牙（前1156？～前1017？）在渭水边也曾用不可能钓到鱼的方法钓鱼。他用直钩不挂鱼饵且鱼钩距离水面三尺，鱼肯定是钓不到的，但是他钓到了周文王（前1152～前1056），并且奠定了兴周灭商的基础，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天下第一军师的美名。
　　 严子陵想钓什么鱼呢？严子陵是严光（前39～公元41）的字，本姓庄。后人为避汉明帝刘庄（28～75）讳，改称其姓为严。也就是说，严子陵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叫他“严子陵”。他与刘秀（前5～公元57）是同学，同时还是好友。刘秀即位后，多次请他，但他坚辞不受，并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
　　 严子陵拒不出仕，成就了自己隐士的美名，同时也成为后世文人的楷模之一。
　　 隐士是中国文人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基本特征是隐居不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隐士都不出仕为官的，诸葛亮（181～234）隐居山野，却自比管乐，弄得名声很大，诱使刘玄德（161～223）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这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出仕方法，让君主来求自己，自己可以进行选择，还可以谈条件。当然，如果君主肯屈尊相求，自己肯定会鞠躬尽瘁，士为知己者死。
　　 也有先为仕再隐居的，陶渊明（357/365～427）大约是这类人中知名度最高的。他做过县令，所以有人称他为“陶令”。估计他不愿与贪官和马屁精同流合污，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于是就挂印而去，过着“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这是中国文人给自己做不了官寻找的借口。不去官场那浑浊的地方，在东篱下过着悠然的生活，很清高，也很轻松。只是这种生活并不是所有文人都能过得上的，躬耕的田，避寒的屋，三餐的食，不是坐在家里写几首诗就可以得到的。
　　 再有就是不仕而隐居，这类人最多，且很能彰显文人的风骨，赤松子是神仙，能够随风雨而上下，也是中华隐士第一人，但是一般文人只能欣赏，却效仿不了。
　　 伯夷、叔齐“不食周食”，饿死在首阳山，算是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先祖，这与民谚“留得青山在”有冲突，大部分隐士都是对这二位只致敬而不效仿，毕竟活着才是硬道理。
　　 鬼谷子自己不仕，却教出足以影响天下时局的众多学生，这是不仕而能治天下的隐士典型，更是广大文人可欣赏而很难实现的梦想。
　　 严子陵也算是隐士的一个重要典型，他与皇上是同学，本来可以轻松入朝担任高官，他却坚辞不受，隐居在富春山中。这体现了中国文人不攀权贵的傲骨。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登严子陵钓台的时候就在想，但凡可以称得上隐士的人，首先必须有钱，否则就活不下去。其次要有才，有资格为士却不仕，樵夫也住在山里却不能称为隐士。其三是要有名，住在乡野的无名无姓的读书人很多，他们同样也不能被称为隐士。严子陵这三条都有，所以他的隐居确实难能可贵，我对他也是推崇至极，并跟随他走上了“隐”的道路。
　　 读书而有才的人很多，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又看不惯官场的那一套，既想当官，又怕当不上官，当不好官，于是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沿着山路走到严子陵钓台，算是隐居不仕。更有人把“隐”分为三级：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这就给很多人找到了归宿：混得不好，生活在社会底层，算是小隐。衣食无忧，过着小康生活，算是中隐。偶然为官，却不愿失去文人的良知，便自称是大隐。
　　 现在很多人喜欢农家乐，有的干脆住在了农村，还有的甚至还在海边、山里买了房子，时不时去小住几日。这里面应该有过几天隐居生活，当一回“小隐”的情结。
　　 隐于市的中隐，其实很想隐于野，只是没有钱，有人还被生活羁绊。既然想“隐”，其心已与市人不一般了。
　　 隐于朝的大隐则很难划分。一门心思想做官，且还做的不错的，即便真的有才也不能称为“隐士”。如果真想获得“大隐”这个高级职称，那他在朝（或官办的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谋个差事谋生活，只是他混得比中隐好很多。
　　 我们在严子陵钓台的时间不多，我在山上呆想了一阵，便被同伴催促下山。
　　 下山途中，我在想，如果我算隐士，应该算在哪一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