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我走出了我的最后一个校门，其实就是第二个校门，即初中校门，走进了农村──准确说，当时应该叫农社──这个“广阔的天地”，接受革命的洗礼来了。这一干，就是五十多年。在起初的几年，每到那个别离校园的纪念日，我都要诌上几句诗，感慨一番。比如“同窗故友远八方，根正心红竞风光。我幸田间陪日月，浑身尘土满头霜”之类。期间也曾邂逅过一些同班或同届的发迹或没发迹的学友，但是，见面打个不冷不热的招呼之后，就再也亲热不起来。谁叫咱“根不正心也不红”并且“浑身尘土满头霜”呢？唉！那咱就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田间陪日月”吧！
　　 今年──2019年，距离那个年份已经有五十五年之久，并且在三年前我就已经暂离了那块熬炼了我足足半个世纪的热土，投奔了在京城工作的我的儿子，这一下我与那些“同窗故友”更加“远八方”了。然而就在今年，竟然在返乡办事时见着了两位老同学。因为与他们的见面在我心里激起了波澜，所以记述下来留作纪念。
　　 他俩都姓张，都是男生，在校时都属“弱势群体”，毕业后也都在农村生息，并且家庭都很困顿。有这么些共同点，所以就放在一篇文章里；但因为是分别见到的，还得一个一个地分别写。
　　 第一个见到的叫张云起。当年老师看他老实厚道又勤快，封他为劳动委员。当了这个官不要紧，干了无数的大头活。本应该大家干或者轮流干的活，因为他支派不了那些“心眼比他来的快”的人，只好自己“起表率作用”。毕业后他也没考上学，也得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但他的政治条件比我优越，“根正苗红”，在生产队里当了多年的会计，身上的尘土自然比我少了几两。然而，家庭的状况，却比我糟心多了。
　　 他也是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的儿子患有精神病。如今三十多岁了，光棍一根，还得靠父母看管。我们相见，竟然是在县医院里。我老伴在京期间，查出有胃息肉，需要用微创手术切掉。但北京的各种费用太高，我们只好回家，在县医院治疗。他的儿子此时不单是精神不好，还患有咽喉炎，正在住院。我们虽然意外相逢在同一个医院里，但还真没有多少闲空和闲心交谈。过了几天，他的儿子要出院了，他找到我们的病房，要请我到外面吃个饭。我苦笑着说：你看我能走得开吗？见我不去，他又掏出三百元钱，要“表示一下心意”。我厉色说：“咱们都是住院的，若论条件，我比你强多了。我能收你的钱吗？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表示表示？”他诺诺连声，急忙把钱揣进兜里，退出病房。我一直把他送出大楼，望着他那张憨厚的脸，真不知该说点啥好。
　　 第二位叫张金。此公当年就有点神经质，写字时手发抖。写汉字还凑合，可是写俄文抖出几道弯来就不行了。教俄文的老师总责令他返工重写。我是俄文课代表，为他求了情，我们的感情就亲密了起来。他平时说话，颇有孔乙己的风格。在我们毕业典礼的那次大会临结束时，有一个自由发言项目，他是唯一上台的人。他并不幽默，也没有口才，但是他那满篇词语都互不搭配的现场发挥，引起了全场师生的哄堂大笑。可惜的是，这样一篇精彩的演说我竟然连一句都没记下来。
　　 我知道他住镇东南大榆树村，我家在镇东北新发堡村，我们相距四十里地。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不过是咫尺之遥，而在以前，就如同天涯海角。这次我回来，参加了大榆树村一个亲属的婚礼。特地拐了几里地，我终于找到了他。模样没有变，只是黑发变成了白发；手仍然抖，但没加重。我报了我的名字，他的声音就哽咽了。
　　 他有两个儿子，都不在家，具体什么情况，没顾得多问。他的老伴是残疾人，不会说话，并且智障。可以想见，女人这半边天挑不起来，家境该是什么样子。多少年前我就听说我这同学改了名字，把张金改叫张穷。如果不是亲身探访，真想象不出他穷到什么程度。三间小砖房，是政府给盖的。屋里没有一件完整规矩的东西；从炕上到地下，衣服、被子，粮袋，碗筷，所有的物品，要多破烂有多破烂。就是这种家居环境，为我领道的一位邻家大嫂介绍说：你的老同学平常可喜欢看书啦。听她这一提示，我这老同学立刻接茬说：你愿意看书吗？我給你找两本。我问：你的书放在哪里？他从屋角一堆杂物中拽出一个编织袋，袋子里面就像百宝囊似的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翻腾了一下，拿出一本缺篇掉页无头无尾的书，说：拿去吧。我没接他的书，我也找不出贴切的词语表述我当时的心情！
　　 在这五年之前，也就是2014年，是我们毕业离校五十周年。当时我曾张罗过同学聚会，请同学们互相转告。可能一是因为年头太多，大多联系不上；第二也可能是发起人太没有号召力，结果全班四十多人只有七人响应。上边的这两位，不用说，连个通知都接不到。直到今天，张穷也没玩过电话和手机。那次相聚，因为有三位是家居四平市的，于是，由其中的一位大款在四平市的一家饭店安排了酒席，并且摒弃了我的AA制的提议，独自买了单。散席后，都互留了电话，希望以后“多多联系”。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自己直到今天，连一个电话也没接到。
　　
　　 2019年7月29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