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家和我住同一个堡子。老城门朝东，街道呈T字形，我家在一竖处，舅家在一横左侧，我们习惯称舅家“南头”。舅舅弟兄两个，大舅建国后教学，1960年代国家实行精简职工政策，响应号召回乡劳动。二舅大学在兰州读的，工作也在兰州，家也安置在兰州至今。
　　 大舅有6个孩子，表哥是唯一的儿子，还有5个女儿。表哥大我7岁，我还没上小学时，有时父母亲忙于下地劳动，表哥就把我领到学校。有次上音乐课，我就坐在表哥凳子上，同学们跟着老师唱歌，我也主动跟着唱，可是我总比同学们唱得慢半拍，姓宋的大个儿老师对我说：“小朋友，你也和同学们一起，跟着我唱。”这样唱了几遍后，我就能和同学们一起唱了。下课后，老师把我领到他宿舍，用鸡蛋壳为我做了一条鱼，我喜欢得不得了。
　　 表哥家只有他一个男孩，他平时去哪儿都要带上我。记得有一次姨姨的孩子满月，父亲和表哥一起去，我和弟弟都争着要去，父亲说：“咱家只能去两个人，三个人太多了。”父亲带着弟弟，我就不能去了。这时，表哥大喊着说：“丁旺算我家的人，我带上。”这样，我们兄弟两个都去了。
　　 还有次，舅舅派他给富平的亲戚家行礼，他也叫上我一块去。有年冬天，姨姨家没烧炕柴禾，我和表哥一起，拉着架子车，装了满满一车子麦糠送到十几里外的姨姨家，回来时又绕经表哥的舅家。总之，小时候，表哥领着我，基本走遍了他所有亲戚家。
　　 我在我们家族是老大，而在我小时候，表哥就自然成了我的保护神。
　　 我的本家二伯老婆逝世多年，一个人与独生女儿和老母亲过着。那年好心人给二伯介绍了一位山东女人，来时带着一位十多岁的儿子，这位山东儿子比我大几岁，身体长的又高又壮。有次山东小孩欺负了我，当我告诉表哥后，表哥过去不知怎么弄的，山东小孩呜呜地哭着走开了，此后他再也不敢惹我。当然村里的小朋友也没人敢欺负我，我有表哥。
　　 1968年春天，家里没烧的，父亲跟外村几个人去耀县春林拉煤，走时叮咛,回来的时候，让表哥和我一起接车。一大早，表哥用自行车驮着我，一路向耀县西北部奔去。我头一次经过此地，一路看到山沟里矗立着许多烈士墓碑，我好奇、激动。我们议论着，赶路着。中午时候，到了七里坡头，爸爸刚刚上坡，我们就赶到了。表哥接过架子车，拉上就走。这一段路大多为下坡，表哥拉着车子快速行进，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紧紧追赶，遇到小坡时，就和父亲推车。半下午就赶到附近小河沟，到家时天还没黑。
　　 1965年社教运动前，舅舅担任生产队长，带领全队社员，合理安排，广积肥源，扎实肯干，严肃劳动纪律，把集体事当自己家里事干。硬是把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小队搞得风生水起，远近闻名。舅舅本人还被评为县人民代表。社教运动中，舅舅被作为“四不清”干部，遭到批斗。一生性刚烈宁折不弯，且不管在学校教书，还是在生产队当队长，都顺风顺水，自尊心又极强的舅舅受不了运动冲击，夜深人静时，自缢身亡，留下舅妈和尚未成熟的儿子与5个年幼的女儿。父亲顶着压力，找了几个关系亲近的村民连夜晚悄悄埋葬了舅父。
　　 舅舅死那年，表哥才18岁，还不懂料理家务、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看到表哥一家失去舅舅，气氛极度压抑的样子，父亲让我晚上住在表哥家，说是多一个男孩子会阳气盛一点。这一住就住了两三年。
　　 表哥性格急，心直口快，爱说话，好逞强争胜。舅舅在世时还有所收敛，舅舅离开后就得到充分释放。他哪里知道，他这个补定地主成份家的子女是不能乱说乱动的。老一辈们人没了，年轻的表哥就当然地成了积极分子打击、迫害对象。于是因为说话不注意或哪句话没说好常常招来批斗、谈话、交代问题，厄运接踵而至。一个小学5年级程度的青年，竟因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锻炼到可流利地写信，且很少错别字。
　　 1970年，梅七线铁路建设大会战，全县动员大上劳力参战。表哥因床下有一些铁丝被发现而批斗多日。尽管他一再解释是某个插队知识青年放的，但他们就是不听不信。让表哥白天和民工一起干活，时不时的加班，晚上还要上批斗会。遇到下雪，天不亮就得去扫雪。表哥简直快要崩溃，产生轻生念头。一个晚上，表哥要寻短见，同在工地的二表姐极力阻拦，兄妹俩抱头痛哭，其情可叹可怜！后来父亲上工地送面粉，专门找了代工领导求情，表哥才算好过了点。
　　 表哥是位能干的人，但并不是一位勤劳的人。每到夏收时，村里人一见麦熟，就急着收割，生怕成熟未及时收割而落颗，往往一块地要收好几次才能收完。因为同一块地也会因地势不平整浇水不均匀，成熟时间不同。当别人都在搭镰收割时，他却稳坐家中。多数人都收完时，他才动手，一次性连续收割完。拉上场就摊开碾打，（这时麦子已干透）连收带打两天完事。这在别人看来就是“不过日子。”他却如此多年坚持不懈。当然他会少不了请几个人帮忙。
　　 虽然他不喜欢有活没活泡在地里，但仍是一位干活技能超群的农业好手。有年我正在收麦子，一块地头因积水多而倒伏的麦子。这种麦子只能用镰刀割，速度十分慢。表哥扛着钐子路过，看见这情况，喊道：“你这样收太慢，我一会帮你钐！”我还真没见过倒伏麦子有谁会钐。不大一会儿，他来到我处，很麻利且非常老练地钐收完倒伏麦子。假如要让我用镰刀割，就得好几个小时。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家户户缺柴烧，本地煤炭每百斤1.8元，煤矿每百斤0.9元，差价0.9元。然而大多数家庭劳动一年，决算分配分不到一分钱，还超支。为了省钱，一般人家都选择到煤矿拉煤。而表哥年富力强，就是不愿去矿上买煤，他曾说：“就是烧风箱也不去煤矿拉煤。”这句话曾被人当做笑谈。
　　 表哥个子不高，大概有1.6米多点，身材也不壮实，但干起活来，心灵手巧，非一般人能及。1965年及以后，村里搞起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一直在乐队担任笛子伴奏。自行车也骑得好，即快又稳。那年供销社供应每户半斤散白酒，父亲买酒时被拥挤的人群挤伤腰部，疼的不能走路。表哥自行车驮着父亲到50多里外的富平八里店治疗，恢复了健康。
　　 改革开放后，表哥发现当地农民家家种油菜，但附近却没一个油坊。于是他就在村里建起了油坊。虽然以前未曾系统干过油坊各道工序工作。但他从安装油压机、建烘干设施，等各种设备都自己一手摸索建成。刚开业时，也曾一度车水马龙，生意红火。可是好景不长，半年以后，便因亏损关门。母亲经常说，你表哥就是太大方，别人欠他的，他心里根本不记也不要。可他欠人家的，一分也不能少。时间长了不亏损才怪。
　　 前些年，他不知道从那里得知，果园里可以养鸡，说干就干，立即动手，买回几百只公鸡苗开展养殖。经过几个月的辛苦，鸡长得挺大，结果赚钱没赚钱不得而知。
　　 当年烤烟在当地试种，很多人学不会烟叶烘烤技术，而他一学就会，后来还成了技术员，到外地辅导传授技术。
　　 表哥不管地里活，还是家里活都是心灵手巧。表嫂老实，视力差，说话干活比较缓慢，因此过年、来客招待就成了表哥的工作。每年正月初二，我去拜年，总会见表哥一直陪着客人打牌。快到吃饭时，他进了厨房，不大功夫饭菜一样不落地端上了桌子，必定有几样菜受到客人称赞。
　　 1990年代，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表哥竟然被推举担任村民小组长。别看他平时说话没个大小，担任组长后也是顺风顺水，波澜不惊。平时说话大眼一睁，不怒自威，有些小青年和妇女还真有点怕她。小组长官不大，也算对一个曾多年受整和被欺压之人的一种认可和肯定。
　　 表哥好客，有时冬天家里来几个人谝闲传，他出去一会儿，再进来时手里端着脸盆，和一盆洗好的红苕。手脚麻利地在炉子上摆好红苕，拿脸盆扣住，继续聊天。当烤红苕香味飘满屋子时，揭开脸盆，大家便开吃了。虽然家家都有红苕，但这样下功夫烤着的人也就是他。
　　 表哥家庭经济上一直不算宽裕，但他在吃饭上一点都不马虎。晚上饿了，他就会自己动手炒菜做饭，绝不应付。有时去县里办事，身上没钱，就是借钱也要吃好饭，从不亏待自己的胃。
　　 表哥好像不擅长理财，比如到了种地时，还没钱买化肥。就借亲戚朋友的，地是按时种了，但别人的钱却不能及时归还。天长日久，积累的债户多了，便形成一种说法，“只接钱不还。”但他有个特点，债户讨要时，绝不赖账，只是好言相待。多数人只得等以后再说。也有认真的拿走他家东西抵账的，表哥好像也不大在乎。
　　 表哥肯帮助人，谁家有事需要帮忙，只要求到他或被他知道，就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不管是给年轻人说媒，还是别人办不了的事都热情相帮。
　　 表哥对舅妈也非常孝敬。冬天哪怕自己屋子冷点，也要把火炉放到舅妈房里，生怕舅妈受冷。舅妈临终前一两年，我知道的一年就住过四五次医院，都是表哥伺候。舅妈有冠心病，一旦发现苗头，就马上送医院。因此听到谁说表哥不好时，舅妈立即反驳：“我看我儿子挺好！”
　　 2003年二舅在兰州逝世，我和表哥及另外两个表弟前往奔丧。有天下午，四人一起在市场转，到一家烟摊前时，两个表弟分别买了条兰州地产烟，表哥没钱，在旁看着。我不抽烟，但我也买了条，我直接把烟递给了表哥。表哥很意外。我说：“专门给你买的！”因为我心里一直记着表哥的好。当表哥来家里时，我知道表哥日子不宽裕，家里有的烟、茶我都会给表哥带一些。这些年一直这样。
　　 表哥今年已经72岁，眼不花、耳不聋、腰不酸、腿不疼，走路像个小伙子。我真不能想像表哥当年受了那么多苦，遭了那样的罪，竟有如今这等好身体。他曾说过：“我从没感到身体哪儿痛过！”真不敢想象，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