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发来语音的时候，我正在开车，被堵在一座桥上，距离她一千五百公里。她的语气里显得小心翼翼。
　　 “忙不？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不忙，你说。”
　　 “我在外面走，不知道城管局在哪，你爸的秤被收了，让我们去拿，我要去问问，凭啥就只收你爸的？”
　　 妈妈的话里很多委屈，尽管她尽量在找一种听起来很轻松的语调，可我与她生活了超过三十年，她怎能瞒得过我？瞬间便觉得心一紧，我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就着后视镜瞟了一眼，车辆已经排成了长龙，我在这座桥的最中间，除了前前后后的车，眼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了。尽管我知道，在我的脚下，是奔流的江水，是成群的货船，只要我稍微坐正，便能望见可称之为广阔的江，可我却只想摇紧这扇车窗，什么也不想得见。
　　 妈妈还在继续。
　　 “他们三个人在那卖水果，凭啥就收了你爸的秤？那两个人还好好地坐在那呢，就你爸被赶走了。”
　　 “我已经去那里拍下来了，等会我就要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给我个说法。”
　　 “我找不到地方，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必须安抚一下妈妈，突然间觉得此刻的她像极了我那十岁的孩子，好似被老师误解，劈里啪啦地在把她的委屈尽数倒干净。不，区别还是有的，孩子说其委屈的时候还能跺脚，任眼泪哗哗直流，而我妈妈，却一直小心翼翼，从我接听她的语音到此刻，一直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坏情绪流露了出来。而实际上，远在一千五百公里之外的我却接收到了。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一把秤吗？城管叫你们去拿你就去，但是咱们确实没道理，去了之后你就说，咱们知道摆卖确实不妥，可生活不容易啊，实在没办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吧，东西是咱们的，要先拿回来啊！”
　　 “他肯定会罚款的，我想去找个店问问，那把秤要多少钱？”
　　 我和妈妈一样，都尽量以一种轻快的语调，然不同的是我真的觉得那把秤不重要，而妈妈却说，我爸颓废到了极点。我还在开车，总算有些松动了，妈妈也没有再发来消息。
　　 给妈妈回电话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晚上七点整。她说自己还在路上走，城管局没找到，卖秤的地方也没有找到，她快要到家了，回去做饭。此刻，我也坐在马路边上，猜想着远方的老马，就是我爸，他肯定就是我此刻的样子，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可我不敢告诉我妈妈，就着晚风，轻松地和我妈说着话。
　　 “多大个事啊，明天再过去看看，用手机导航啊，你知道怎么用的。”
　　 “可我不知道要罚多少钱？他肯定会罚款的，你爸说的。”
　　 “怕啥啊，那把秤就不到一百块钱，我给你搜过了。去了之后你就问，他总会先开口吧，罚款超过那把秤的钱你就回来，咱们要算算值得拿不，对吧？拿不回来我就给你网购一把，三天，最多三天就到了。”
　　 在妈妈到家之前，我们挂断了电话，不想让爸爸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这是我们暂时唯一能做的事。
　　 爸爸的难过并非因为这把不到一百块钱的秤，可这把秤，却把他心中全部的委屈点燃了。在他中年尾巴上的这两年，生活击碎了他所有积攒来的骄傲，他的矫健，他的雷厉风行，以及他给我们规划的正能量，都在这两年坍塌。
　　 突然发现，中年是一个很可怕的梗，尤其是爸爸现在的年龄，上有父母需要赡养，然他自己，也近乎步入于老年的行列。可他还来不及养老，离拿退休工资还有几年，梦想早已躲藏在了逝去的时光里，吃穿用度，变成了他所有的牵挂。
　　 至于他委屈的起点，我还历历在目。对于所谓的“标签”，怕是再也找不到比“外来务工人员”更沉重的字眼了。它的沉重在于持续性，从踏出土地那一刻起，在一座又一座城市中辗转，却始终未能被自己所服务的城市接纳，终究的，都只是过客，许多年后，背影佝偻的退场。爸爸便是这样，为这片离家一千五百公里的城市服务了十八年，为他所在的企业服务了十五年，而离开的时候，爸爸扔下了所有的形象，委屈得像个孩子。
　　 此刻，我什么也不想表述，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传达什么，我只是一个小人物，用自己的感知来诉说一个中年男人的委屈。那是一家多么知名的企业，而爸爸的退出，就是因为这种尴尬的年龄。五十出头的年纪，服务了十五年的岗位，突然说你不适合从事现在的工作，这是在宣布一个人的老去，还是在宣布一个男人的无能为力？我只知道，父亲哭了。一个只在女儿出嫁哭泣过的男人，在被工作抛弃的时候在自己的床上躺了一个下午，与十年前的那场哭泣形成强烈的对比。不，那张床都不属于他，因为很快，他便收拾行囊离开了。
　　 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去接他，开着车，笑眯眯地站在他即将出现的地方，从他手中接过为数不多的行李。尽管我们都表现得无所谓，可我们都知道，我性子随父亲，属于心思沉重的人。那一夜，我们一直在讲话，讲经历，讲生活，讲不公平，末了再说，其实也没啥，早晚都是要回去的，只是比预期来得早了几年。是的，爸爸说过，他的体格能干到领退休金，到时候回去给我们种菜，反正我有车，到时候周末回去，带上他种的菜吃一周。然后我们便笑，好似都释然了的样子，想象着要在老家的院子种满花草，爸爸是那么乐观的一个人，他准能给他院子里的那些花草唱歌。对，我相信，因为我见过他在春节假期的时候每天六点前起床，对着出租房门口那几盆被花市抛弃的花草唱歌，温柔得，像极了看我孩子的眼神。
　　 时光，毫不留情的在对生活进行一种抛弃，从最初的梦想，到尊严，到最后，只剩下了聊以糊口的生计。爸爸离开了这座他熟悉得像家的城市，可是，却并未回到“家”中，那座有家的城市，也把他当成了过客。我许久不敢给他打电话，怕他难过，也怕自己难过，因为我和爸爸一样，我们都在自责，自责于对方的生活是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可实际上，谁也没有怪过谁，这种自责，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爸爸学会了开三轮，他很骄傲。而他骄傲的由头，仅仅是他能自己在那座叫家的城市养活属于他的一家四口，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因为我们都已经成家，有了自己的一家四口。可我也知道，这辆三轮，在开始承载起他的乐观和骄傲的同时，又同时承载着风雨。爷爷奶奶在盼望他们的孩子回去，他觉得，自己还能凭借脚下的土地和手里的锄头养活一个家，那是爷爷身为父亲的骄傲，就像我爸，他仅剩的骄傲便是活下去，靠自己脚下的三轮车活下去。而我能做的，或许仅剩下欣赏，好比看丫头那笨拙的画纸，一直肯定他的努力。是的，我们都只是小人物，是父母，是儿女，是最普通的组成与存在。
　　 妈妈给我发来了语音，说她拿回了爸爸那把被城管收走的称。我分明听到了她言语里的骄傲。是啊，妈妈是多么怕说话的一个人，她为了那把不值一百块钱的秤，沿途问路，亲自领回了那把秤。
　　 秤便是天平，撑起的是生活，是生计，是一个男人对于中年尾巴的最后一丝骄傲。可我，竟不敢打个电话问老马，假装着自己对这一切并不知情。